·阿里斯托芬与战争

希腊悲剧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悲剧更为阴沉，因为它很少运用借雅谑插曲减轻悲怆气氛所形成的压力的原则，以使观众更能接受悲剧。希腊编剧家喜欢将他的悲剧保持一贯的高度悲剧气氛，而把喜剧列入无关宏旨的“林神之剧”，它让观众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在这过程中，喜剧宣布其脱离悲剧而独立，在酒神庆典中，专门有一天是分配给喜剧，全天节目演出三四出，由不同作家所写，连续演出，竞争单独颁给喜剧的第一名。

喜剧和演说术一样，希腊人首先在西西里开始发展。约公元前484年，科斯岛的一名哲学家、医生、诗人，又是戏剧家的埃庇卡摩斯，来到西西里的西那库斯，他写了35出喜剧来阐述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及理性主义。这些喜剧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自埃庇卡摩斯抵达西西里12年以后，雅典执政官第一次准许喜剧有合唱。这一种新艺术在民主与自由的刺激下，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雅典成为表达道德与政治方面讽刺的主要手段。在喜剧中允许剧中人毫无忌惮地说话，是酒神节奉阴茎图像游行（Dionysian phallic procession）的传统。由于这种自由的滥用，促成了公元前440年禁止在喜剧中做人身攻击的立法，但是三年后这一项禁令被废止，而继续进行其漫无限制的批评与辱骂，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古希腊喜剧在政治批评上的地位，犹如今日民主国家享有言论自由的大众传播。

我们听见过许多阿里斯托芬以前的喜剧家，而伟大的古代讽刺及雅谑家拉伯雷（Rabelais）在与他们战斗的硝烟消散后，甚至不惜屈身来赞美其中几位。克拉底奴斯（Cratinus）是西蒙的代言人，对伯里克利发动猛烈的攻击，称呼他“头毛如葱的万能上帝”。另一名喜剧先驱是弗瑞克拉底斯（Pherecrates），他约于公元前420年在《野性未脱的人》（The Wild Men）一剧里面，讥讽那些不喜欢文明，渴望“返归自然”的雅典人：我们年轻人的勇敢革新是如此衰老。阿里斯托芬的最大劲敌是欧波利斯，他们先是合作，然后争吵而分手，自此以后互相极力地讥讽嘲弄，但是他们对攻击民主派的立场却是一致的。若要说明公元前5世纪中的喜剧何以都和民主派作对，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诗人爱钱，而贵族有的是钱，但主要理由是因为希腊喜剧的目的在批评攻讦取乐，而其时民主派当权。因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像妇女解放与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这一类的新观念，所有喜剧作家团结阵营，联合一致来对付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呼吁恢复“马拉松战役以前”人的生活方式与崇高道德。阿里斯托芬成为这一种反动运动的喉舌，正如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一样。宗教与哲学的冲突，占据了喜剧舞台。

阿里斯托芬喜欢贵族政治自有其理由，他出身书香门第，似乎在埃基纳拥有一片土地。他的名字就是高贵的标志，意思是“最佳的明证”。约于公元前450年出生，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爆发时，他正是风华少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成为他戏剧的辛辣题材。斯巴达人攻打雅典乡镇地区，他被迫放弃乡间的产业，逃到雅典城里过活。他讨厌城市生活，并因突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去憎恨美加利斯（Megaris）人、科林斯人及斯巴达人而颇为愤恨。他谴责希腊人残杀希腊人，并在许多戏剧中一再呼吁和平。

自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死后，雅典的最高权力落入富庶的皮革老板克里昂之手，他因代表商业利益而要求彻底消灭斯巴达，剪除与雅典争希腊霸权的劲敌。在一出已散失的戏剧《巴比伦尼亚人》（公元前426年）中，阿里斯托芬由于对克里昂及其政策揶揄讥讽过火，使得这位魁伟的将军控告他叛国，而且罚了他的钱。两年之后，阿里斯托芬发表了《武士》（The Knights）。剧中的主人翁是“人民”（Demos），为首的是一名制革匠。每一个都明白这昭然若揭的影射，看过该剧的克里昂本人也知道。因剧情非常尖刻，没有人愿意担任制革匠这一角，深恐牵入政治漩涡而带来不幸，结果由阿里斯托芬自己演出。尼西亚斯（寡头派领袖）宣布，神谕告诉他，“人民的下一个统治者将是香肠贩子”。于是出来了这么一位小贩，奴隶们群起欢呼：“我们光荣雅典的未来领袖！”“求求你们，”这位香肠贩子说，“还是让我去洗肠子……你们在愚弄我。”但是其中一人告诉他，要他放心，他有足够统治人民的资格——他不是流氓吗？他不是没受过教育吗？制革匠恐怕将被放逐，再三数说他对“人民”的效劳与忠贞，除了妓院里的娘儿们，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对“人民”的贡献。剧中表现出常见的阿里斯托芬的戏谑：香肠贩子用香肠打制革匠，并以吃大蒜为自己在议会中演说竞赛做准备。接着，开始谄媚比赛，看两人中谁更能赞美“人民”，谁“更配讨好人民及其肚子”。这两个竞争者各搬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摆在“人民”面前，像是竞选前的一连串诺言。香肠贩子说，为证明他们的诚实，应搜查各候选人的橱柜。在制革者的柜子中发现了一堆鲜美的点心，尤其是一大块糕点，他切给“人民”的只有一小块（按当时正有人指控克里昂吞没了公款）。制革匠被罢黜，香肠贩子成了“人民”的统治者。

《黄蜂》（公元前422年）继续讥讽民主派，只是意味较温和、较弱。合唱班是由闲民组成——装扮成黄蜂——以充当陪审员，每天赚一两个“奥勃”，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听取“阿谀”及抄没人的财产、罚人的钱，而投票将富人的钱送入国库与穷人的口袋中。阿里斯托芬在这些戏剧中的主要旨趣是侮弄战争及促进和平。《残暴者》的主人翁“诚实的公民”（Disceopolis）是一名农夫，他抱怨说，他的田地被军队践踏，以致他不能靠收获葡萄酿酒来维持生活。他看不出有什么必须打仗的理由，他非常明白，他个人与斯巴达人并无恩怨。等待将军或政客们寻求和平已感到厌倦，他个人与斯巴达人签订和约。当好战而爱国情绪激愤的邻居齐声合唱责备他，他回答说：

不过，就算斯巴达人坏，我怀疑

凡事是否该一股脑儿都怪他们。

（合唱）都不该怪他们？你恶棍、

无赖，好大的胆子。当我们的面

向敌人卖身投靠，以为我们会饶恕你？

假如他不能证明雅典对这场战争应与斯巴达负一样大的责任，他同意让他们杀死他。他把头放在砧板上，开始他的辩论。不久一名将军进来，被他驳倒，恫吓、口出亵渎之言，合唱唱出对将军的厌恶，而释放这位“诚实的公民”，他以售卖叫做“和平”的酒，让所有的人高兴。这是出非常大胆的戏剧，只有在一群经过训练肯听听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中才能演出。按照早期喜剧的习惯，允许编剧者透过合唱或剧中人之一对观众说话，阿里斯托芬利用这种告白（Parabasis）解释其在雅典惹人嫌的原因：

自从我们的诗人演出喜剧以来。他们之中从来没有一个曾在舞台上替自己吹嘘过……但是他认为他对你们有过不少贡献。假若你们不再让你们自己被陌生人所欺蒙或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假若在政治上你们不再是愚民，那么你们得感谢他。从前，当来自其他城邦的代表为了想欺骗你们，阿谀你们是“头冠紫罗兰的人民”。你们听到“紫罗兰”这几个字，马上便坐直腰杆，觉得得意。或者，若有人为了搔着你们的虚荣心而说到“富庶而油滑的雅典”，他将可以得到一切，因为他对你们就如你们对鳀鱼，拿它用油来泡制浆。为了警告你们防备这些邪恶，诗人对你们曾作伟大的服务。

在《和平》（The Peace，公元前421年）一剧中，这位诗人是胜利者：克里昂已死，尼西亚斯正要为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为期50年的和平与友好条约。但几年之后，冲突复发。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对其公民同胞失望之余，只好邀请希腊妇女同胞出来终止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当《利西斯特拉》开幕时，雅典女人趁她们男人还在睡觉，天刚亮就集合在卫城附近商议。她们达成协议，除非她们的丈夫与敌人讲和，否则不让他们亲近。另一方面派一名特使去斯巴达，要求那边的女同胞合作，为这奇特的和平运动而采取同样措施。男人们终于醒来，叫他们的女人回来。那些拒绝回来的，被男人们包围住，但是攻击者却被她们一桶桶的热水及滔滔不绝的演说所斥退。“利西斯特拉”——即军队的驱散者之意——向男人读了下面一段训词：

以往的战争中，我们跟着你们受罪……但是我们曾对你们仔细地观察过。时常，我们在家里，老是听你们在外面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我们询及，男人们会说：“那关你什么事？闭嘴。”我们问：“老爷子，你们男人办事怎么会如此蠢呢？”

领头的男人回答说，女人绝不可管公事，因为她们连钱财都不会管。（当他们进行辩论之际，有些女人偷偷溜回到她们丈夫身边，嘴里喃喃地说着阿里斯托芬式的借口。）利西斯特拉反驳道：“什么地方管不好？太太们很早以前就开始管她们丈夫的荷包，结果还不是两蒙其利。”由于她说得义正辞严，终于劝服了男人们召开一次交战国的谈判会议。当各国代表齐集，利西斯特拉安排妥当，让他们尽情痛饮。不久他们兴高采烈，签订了耽搁已久的和平条约。合唱班唱出和平颂，结束了这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