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 杨敬年译
关于译者
杨敬年，南开大学教授。生于1908年，至今已是百岁老人。于1944年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1948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被推选为牛津中国学生会主席。1948年受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之邀回国任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富论/（英）斯密（Smith，A．）著；杨敬年译．
——3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ISBN 978-7-224-09428-2
I. ①国… II. ①斯… ② 杨… III.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① 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245号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国富论（上、下）
作 者：〔英〕亚当 · 斯密
译 者：杨敬年
责任编辑：朱小平
韩 琳
书籍装帧：哲 峰
版式设计：王晓勇
内文插页：北京协力时代文化出版中心
姚 峰
出版发行：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制 版：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6开 52.75印张 8插页
字 数：80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3版 2011年8月第14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4-09428-2
定 价：79.00元
《国富论》
■ 早年生涯
亚当 · 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岸的克卡尔迪，三岁时曾被吉普赛人拐走，然后奇迹地被寻回。父亲也叫亚当 · 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克卡尔迪的海关官员，在亚当 · 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大地主约翰 · 道格拉斯的女儿，亚当 · 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英格兰银行发行的20英镑亚当 · 斯密纪念钞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与此同时，亚当 · 斯密创立了西方新的经济观。这一观点为政府应该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从此以后，“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西风逐渐压倒了东风。
亚当 · 斯密墓
亚当 · 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港口城市克卡尔迪
亚当 · 斯密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17岁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六年。1746年回到故乡克卡尔迪。1748年他应邀去爱丁堡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与法律哲学，此次授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他名声大震。1759年他将自己有关伦理方面的著述与讲义结集出版，即《道德情感论》。
■ 《国富论》的写作
由于《道德情感论》为其树立的声望，让政治家查尔斯 · 汤曾德以每年300英镑的高薪聘请斯密作为其继子——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陪同公爵去法国旅行，为时约两年。1765年到达日内瓦，拜见了伏尔泰。1766年2月到达巴黎，结识了许多哲学家以及弗朗索瓦 · 魁奈这位经济学重农学派的创立者。1766年11月返回伦敦。1767年春（这一年詹姆斯 · 斯图尔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亚当 · 斯密回到克卡尔迪，此后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并一直忙于《国富论》的写作、修订与润色。
亚当 · 斯密故乡克卡尔迪为他修建的纪念牌匾
格拉斯哥大学在近六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出许多知名人物，其中包括“经济学之父”亚当 · 斯密与发明家瓦特。
爱丁堡是一座文化古城，18世纪时为欧洲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心。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国富论》
《国富论》扉页，1776年伦敦英文版
■ 《国富论》的译本
《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问世，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在爱尔兰和美国版出版的版本，还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而在实践方面，它也同样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中国翻译家严复给亚当 · 斯密所著的The Wealth of Nations的第一个中译本起的书名是《原富》。
1751年亚当 · 斯密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道德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教授
《国富论》过去在中国有过两个译本。1902年严复的中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王亚南、郭大力的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后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1972）。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
■ “一鸣惊人”的《国富论》
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 · 斯密是一门新学科——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 · 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1778年亚当 · 斯密被任命为爱丁堡海关专员，年俸600英镑。
亚当 · 斯密于1790年7月17日去世，享年67岁。临终指示他的遗嘱执行人将他的论文烧掉，被葬于他在卡农盖特家附近的墓地。
■ 《国富论》的产生背景
亚当 · 斯密出生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的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封建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的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基。
《国富论》于1776年第一次出版，全书包括两卷，共五部分。
亚当 · 斯密正是生活在工场制手工业和机器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他的功绩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整理，使之成为一门有体系的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
取午餐的童工，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
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1759年亚当 · 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出版。
■ 《国富论》的影响
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将《国富论》收入其中，编者马克斯 · 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高深学问和明敏识见的人所写的书。”
爱丁堡皇家麦尔大道上的斯密纪念像，背后是圣贾尔斯大教堂。
纺纱车间的女童工
还有评论者这样评价斯密：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亚当 · 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
工业革命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
1783年亚当 · 斯密参与创立爱丁堡皇家学会。这个学会原来是1731年成立于英国爱丁堡，为提高医学知识水平的协会。1739年协会的活动内容扩大，包括哲学和文学在内，并取名为”爱丁堡哲学学会”。之后曾中断过几年。1783年正式成立了爱丁堡皇家学会。学会除哲学会员外，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的会员。1909年，爱丁堡皇家学会开辟了新址，设有讲课室、接待室和藏书16万册的一个图书馆。
■ 亚当 · 斯密的主要学术观点
分工理论
亚当 · 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的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这一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有利于私利与公益之间的调和。
亚当 · 斯密书信手迹
货币理论
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他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
18世纪的女性手工纺织作坊
价值论
提及价值问题，亚当 · 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的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换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
亚当 · 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 · 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初版于1776年3月，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工业化工厂里的童工，血与泪的场景。
1945年，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在牛津3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曾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杨敬年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在牛津大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研究三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 关于本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富论》（上、下册），杨敬年译，自2001年出版以来，简装本重印十余次，是国内同类译本最畅销的。曾经为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畅销书上榜品种。正如译者杨敬年先生所说：“我是为了显示《国富论》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翻译这本书的。”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给予很高评价。
■ 关于译者
译者杨敬年先生，南开大学教授。先生生于1908年，湖南汨罗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共党员，早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生于1944年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1948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受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之邀回国任教。
先生于90岁时翻译《国富论》，2006年又对该译作进行了修订增补。先生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著术颇丰，除本译著外，出版包括专著《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译著《经济分析史》（商务版）在内的其他著作和译著共计16种。有学者称颂先生：“百岁老人，大家风范，天地智者。”顺便告诉各位读者，先生虽然寿高期颐，除视力不太好之外，精神矍铄，声若洪钟，每日清晨三时起床，攻读中国哲学经典著作。
杨敬年是个传奇学者，他曾考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并两次放弃从政。他是牛津博士，曾有去美国的机会，但他坚持留下为祖国做事。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翻译与写作，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
■ 关于英文原版的选择
本译著根据美国兰登书屋“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1937年版（一卷本）译出，原书是根据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温 · 坎南1904年所编的《国富论》，而坎南的书根据的是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即第五版。
BOOK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 丛书总序 ·
黄顺基
（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第一批共选译十种，其时间跨度近400年（从1523年的《君主论》到1917年的《精神分析引论》），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生理、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等领域。这些领域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必然从事的、关系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事业。因而在这些领域中曾经给历史留下深刻的烙印、至今还激励着人们心灵的名著，值此人类迎来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之际，很值得重温，从中汲取力量，并以之为镜子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读者自然要问：这几部名著何以会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呢？它们的影响力究竟何在呢？认真地阅读了这几部著作之后，我相信，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介绍给读者的著作阐明了、并且清楚地说出了在它们之前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不敢说出来的真理；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发出的是时代的声音，它们对禁锢人们的、过时的思想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治这个风云突变、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和斗争错综复杂的领域，千古流传的是“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云云。而《君主论》作者这位极有争议的思想家，却独持异见，从道德与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新角度，提出了“为政必须会玩弄权术”——说得更赤裸裸的便是，统治者必须会做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说得略为文雅一点，便是他概括出来的一句名言：“目的总是为手段服务的。”这个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耸人听闻的“离经叛道”之说，难道不含有值得人们深思的真理吗？
至于那些与人无争的领域，如天文领域中《天体运行论》的“日心说”与“地心说”的对立、生物领域中《物种起源》的“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对立，历史证明，它们是伟大的科学革命；它们给人类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革，它们是科学认识史上伟大的创新。但是在当时，它们的学说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给宗教统治的思想基础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它们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仅书籍被打入冷宫，而且学说的创立者、追随者还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十本书中的上述三本曾被列为“禁书”的命运！它们虽然说出了真理，但与统治者的利益水火不相容，因而暂时被扼杀、被围攻、被唾骂。但是，真理的光辉终归是掩盖不了的，它必将以它的光芒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十本书中有三本属于自然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自然与认识人本身的自然，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业绩。在这项伟大业绩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和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堪称社会进步的灵魂——创新的典范，其科学内容、历史意义早已为众多科学史书所详尽披露，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此伟大的创新究竟从何而来？
对牛顿来说，他的创新，除了他的科学的怀疑精神，除了他长达20年孜孜以求的思索、观察与实验外，极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前辈的研究遗产。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第谷的宇宙体系、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笛卡尔的涡旋说、培根的归纳法、惠更斯的发条钟和摆钟的发明，等等。读了他的书，你不能不得到如下的启示：伟大的创新总是和刻苦地学习与继承前人的成果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哈维来说，他的创新，又是另一种情况。在人体的发动机——心脏的活动和血液的运行机制问题上，他面对的是已经成为教条的盖伦的观点，改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脱离实践的观点，谈何容易！不仅要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还需要进行踏踏实实的科学的实验与分析工作。为此，哈维独特地把实验与定量方法应用于医学研究，把创新建立在科学实验的牢固基础上。所以，《心血运动论》的出版，虽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攻击，并且持续数十年之久，但经过科学实验检验的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
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创新，不仅在于理论而且在于方法。对“追光疑难”——经典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定律的冲突，洛仑兹和彭加勒囿于200多年来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在真理的门前戛然止步。受马赫对牛顿力学自然观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影响，爱因斯坦大胆地提出问题：“光速疑难”这个逻辑悖论是不是根源于牛顿物理学的时空观？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对牛顿时空观中“同时性”的绝对性观念进行根本改造。晚近兴起的创造学研究热潮中，关于创新的关键，人们常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句名言就是出自现代科学革命的旗手爱因斯坦。
十本书中的其余四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这四本书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与发展时期，分别对法律、经济、军事和心理方面提出了新问题、新思想、新理论，从而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的《论法的精神》（1748）宣扬的是什么精神？它宣扬的是从皇权向人权转变的历史时期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的自由的精神，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毫无疑问具有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分权理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无非是以法律的思想和体系的形式，对人权进行理论上与实际上的维护。因而它直接地体现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法国宪法以及1787年美国宪法中。对于至今仍代表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的这部巨著，自然值得认真地阅读。
18世纪后半期，英国正处在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的关键时刻，《国富论》（1776）适应反对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主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它是第一部较系统地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著作。该书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基础上，以国民财富增长为主线，从经济哲学（利己主义人性论、均衡论）、市场机制理论（自然价格理论）、自由贸易论（国际分工论）、国家的职能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这对当时反对封建残余，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西方学者把这部与《美国独立宣言》书同年问世的巨著称之为“产业自由宣言书”。现在，以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当代所谓“凯恩斯革命”掀起的国家干预主义，仍然是影响西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两大思潮，它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世界学术名著中它当然被列为必读书之一。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战争，事关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论》作为这个时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理论体系，其极端重要之点首先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认为，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是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列宁就是以这个观点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他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政治就是掠夺殖民地、镇压工人运动，而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却在这场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就十分关注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究，他亲自组织了《战争论》研究会，探讨战略问题，用以指导战争实践。在《论持久战》（1938）一书中，他发挥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明确提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还特别指出，克劳塞维茨对“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在解放战争中，他把这个原则加以发展，认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明确提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从中不难看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自然科学的革命，都要求从微观上、从新的角度研究人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主义正是适应这个时代要求产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理论，因而，从系统地阐述这一理论的《精神分析引论》中，可以窥见它的开创性。首先，它开辟了无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打破了理性主义的传统——意识心理学的传统；肯定了非理性因素（无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这对文艺创作、对创新型教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它把人的需要、动机和人格，摆在心理学研究的首位，主张从内向外、从深层向表层研究人的行为，从而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这相对于长期以来占据着人们头脑的、机械论的外因论和简单化的线性决定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最后，它突出了心理治疗的价值，创立了一套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和理论，提出“精神创伤”是引起神经症等精神病的主要原因，对促成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的社会模式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科学思想史上，弗洛伊德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他研究的新领域以及他的学说给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都提供了新的研究侧面，他的《精神分析引论》无疑是一部对世界历史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予以推荐。
以上十本书是思想文化史上的珍品，虽早有译本，但这次出版是名著新译，并根据阅读理解的需要加上了导读。出版这套丛书的特别意义还在于，从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对人类已有知识成就做新的知识“整合”。值此新世纪，重温先驱们面临时代的急迫课题时留下的思想脉络，对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是他们出于对思想文化事业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出版这套丛书，让世人在迎接新时代降临之际，从一个新的视野审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业绩的著作，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早在三年前，陕西人民出版社就出面组织、访问了北京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对丛书的题名、著作的选取、译著介绍的方式等，进行了座谈或征求意见，参加的同志有：胡文耕、余谋昌、金吾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常务副主编、研究员），任定成（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乃武、吕世伦、黄顺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义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丘亮辉（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等。对他们的鼎力支持，深表感谢！
最后，应该对参加这套丛书译作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不仅在翻译而且在写导读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没有他们这种对文化事业的献身精神，这套丛书也是出不来的。
译者导言［1］
杨敬年
1998年4月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一
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后人摘取后面四个字，简称为《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问世，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这部书过去在中国有过两个译本。1902年严复的中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王亚南、郭大力的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后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1972），“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2］而译的。现在这个译本是为了显示这本书“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译的，它的特色见本序言的最后一段。
二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当时英国的手工制造业正在向大工业过渡，产业的发展还受着封建残余制度和流行的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本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明白的描述，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对经济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学的发展方面，斯密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
熊彼特评论说：“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就我所知）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着重点的不只有一种译本；俄文的第一个译本出版于1902—1906年）［3］。由此可以看出《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过斯密。在大约50年中，直到约翰 · 穆勒的《原理》（1848）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4］
资料来源：萨缪尔逊，《经济学》底页。
熊彼特的话，毁誉参半。但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这一点从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世系图”可以看出。就连熊彼特自己，也不得不为《国富论》写了详细的“读者指南”（见“导读”）。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 · 勒纳评论说：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高深学问和明敏识见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出过许多版，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文字。读这本书的人主要是看来会从它的世界观获益的人——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者阶级，他们在世界各国议会中的政治执行委员会，他们在学术机关中的思想执行委员会。通过所有这些人，这本书对下层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这本书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5］
三
亚当 · 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岸的克卡尔迪，父亲是军事法庭的书记，也当过克卡尔迪海关的官员，在儿子出生前即已去世。斯密1737年14岁时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六年。他抱怨“牛津大学很大一部分知名教授在很多年里都不上课”。但他能非常容易地进入很好的图书馆，得以从英文和法文文献中获得广泛的知识。
1746年斯密回到克卡尔迪。1748年他应邀去爱丁堡做一系列公开演讲，主要涉及修辞学和纯文学体系，包括范围很广，名声大震。1751年他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次年转为道德学教授，所做教学分为四个部分，即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即经济学，实际上是后来出版的主要著作的一个轮廓。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为他树立了声望，1961年修订再版后，又于1767年、1774年、1781年及1790年多次出版。
1764年斯密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担任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法国旅行，为时约两年。1765年到达日内瓦，拜见了伏尔泰。1766年2月到达巴黎，结识了许多哲学家以及弗朗索瓦 · 魁奈这位经济学重农学派的创立者。1766年11月返回伦敦。
1767年春（这一年詹姆斯 · 斯图尔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斯密回到克科第，开始了大约六年的研究工作，为写作《国富论》而努力。1773年斯密准备返回伦敦，以为马上就可大功告成，实际上几乎又花了三年，才完成《国富论》写作。［6］
《国富论》于1776年5月出版。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不断再版。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年俸600英镑，巴克卢公爵每年支付津贴300英镑，生活优裕。斯密晚年定居爱丁堡，和母亲及一个表兄在一起。此时他从事一些学术活动，以及两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偶尔去伦敦和格拉斯哥，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斯密于1790年1月17日去世，享年67岁。临终指示他的遗嘱执行人将他的论文烧掉。葬于卡农门教堂墓地。
斯密终身没有结婚。
四
斯密的全部学术观点，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分析，可以扼要分述于下。
（1）道德情感论
《道德情感论》为以后的《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在书中斯密描述了“人性”原理。他和休谟以及当时的主要哲学家一道，认为这些原理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引申出来的普遍的不可改变的论断。在自我保存和自身利益这种高于一切的感情面前，形成自我判断（包括对自己行为的判断）的能力的泉源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inner man），他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
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同时又是由理智和同情心自行节制的。这种二元性使人们彼此斗争，而又具有理性和道德力量，从而建立起制度，使殊死斗争得到缓和，甚至化为公共利益。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只图私利的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不知不觉地毫无存心地促进着社会的利益”。
学者们长期争辩，《道德情感论》究竟是补充了后来的《国富论》，还是与之相冲突？在前者包含的社会道德论与后者对经济制度的基本上是非道德的解释之间，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冲突。但在另一方面，也可将前者看做是对个人社会化方式的解释，使之成为推动以市场为方向和为阶级所局限的经济制度的演员。
（2）国富论
尽管《国富论》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事实上它却是《道德情操论》的哲学课题的继续。斯密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
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工资，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企业。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
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每一种带来的法律和文官政府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3）社会与“看不见的手”
历史演进理论在《国富论》中诚然是支配一切的概念，在书中却从属于对商业社会阶段中“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怎样起作用的详细描述。这是《国富论》第一编和第二编的主题，他提出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完全自由的制度，在人性和聪明地设计的制度的推动和约束下，怎样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个问题要求说明个人商品定价中的内在秩序，以及整个国民“财富”（他理解为货物和服务的年产量）在三大阶级（劳动者、地主和制造业者）间如何分配的调节“规律”。
这种秩序是由人性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人性对感情的反应，人性对理性和同情心的接受性。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依靠“内在的人”去对私人行为提供必要的约束，而在《国富论》中则有一个制度的机制，去协调单是盲目服从感情所内含的可能具有的破坏性。这种保护机制就是竞争，使改善本身状况的激烈的欲望（一种从母胎中带来的直到进入坟墓才离开的欲望）变成对社会有益的机制，使一个人的自我改善的动力和另一个人的自我改善的动力相抗衡。
正是在为自我改善而进行的激烈竞争中，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表现它自己，因为斯密说明，相互竞争力量怎样迫使商品价格降到它们的自然水平，与它们的生产成本相适应。而且，通过诱使劳动和资本从比较不利的行业或领域进入比较有利的行业或领域，竞争机制经常使价格恢复到这种“自然”水平，尽管有短期的变异。最后，通过说明工资、地租和利润（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本身是受自利和竞争的同一规律支配的，斯密不仅为这些“自然”价格提供了最后的理论根据，而且也揭示了收入本身在工人（报酬是他们的工资）、地主（收入是他们的地租）和制造业者（奖赏是他们的利润）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内在秩序。
（4）经济增长
斯密对作为自我纠正机制的市场的分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目的，比表明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的特点更具雄心。他还要表明，在贪欲的推动下，国民财富的每年流量怎样能不断增长。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说明，虽然在《国富论》中没有专列一编，却是十分清楚的。它的核心在于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其本身是“自然的”贸易倾向的产物），作为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源。书的开头有描述制针厂的有名的一段，10个人由于各自专门从事不同的工作，每天能生产48000枚针，而一个人独自去做，每天只能生产几枚针，或许只有1枚针。但是这种极端重要的劳动分工，只有借助于资本才能实现。必须先积累资本，用来支付工资，购买工具和机器。
可是，积累的驱力带来了问题。积累资本的制造业者需要更多的劳动者（因为节约劳动的技术在斯密的理论中没有地位），为了雇用他们，便使他们的工资提高到“自然”价格以上。因而他的利润开始下降，积累过程有中止的危险。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聪明的机制使之继续前进。在提高劳动价格时，制造业者无意中推动了一种增加劳动供应的过程，因为“对人的需求，也像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调节着人的生产”。斯密想到了高工资会有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效果。在较大的劳动供应的影响之下，工资上升得以减缓，利润得以维持；劳动者的新的供给为制造业者采取进一步的劳动分工从而使经济不断增长提供了永久存在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增长的“引擎”——这种引擎的运作具有牛顿系统（斯密十分熟悉这种系统）的全部可靠性。可是，与牛顿系统不同，斯密的增长引擎不单是依存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因为人性是一种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力量。国民财富只存在个人（通过他们的政府）不照顾特权的利益（它阻止这种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特权会阻止竞争制度发挥它的良好作用。因此，《国富论》的许多地方，特别是第四编，反对“重商主义”体系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在国内和国外的垄断行为。斯密指出，他的“天然自由”制度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政府只照顾“卑鄙的贪欲，只发挥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垄断精神，那它就不能实现，这些人既不是也不应成为人类的统治者”。
因此《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有重大的例外），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他却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他洞察在劳动分工十分细密的社会中工人在智力上的退化；和农夫的灵活的智力比较，专业化的工人“一般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最愚蠢最无知的人”。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五
由于英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7］马克思自然对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做过许多正反两个方面的评论。［8］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马克思认为，《国富论》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
“斯密天真地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9］
关于这种深刻的联系，可以从他提出的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以及他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和他力图证明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看到［10］。
其次，马克思认为斯密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是只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互相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联系地一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当 · 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11］
我们今天正在从僵硬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论在客观事物方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都充满了矛盾。熊彼特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12］《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经过200年以后，亚当 · 斯密仍然是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高耸入云的人物，你读了他的《国富论》，一定会对你的学问和事业有所启发。
六
本译本是根据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1937年版译出的，这本书除由编者马克斯 · 勒纳（《民族》杂志编辑）写的一个导言外，就是根据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温 · 坎南1904年所编的《国富论》，附有导言、页边提要、注释和一个扩大的索引。而坎南的书又是根据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即第五版。
译本除《国富论》正文外，译出了坎南的全部页边提要，选译了他的大部分注释（有*号者为斯密原有注释），另外附有全书各编及第一、二编各章的导读，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凡正文及注释中提到的页码，均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1］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中的“亚当 · 斯密”条目。
［2］商务印书馆1972年《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中译本上卷“修订译本序言”。
［3］熊彼特不知道有1902年的中译本。
［4］约瑟夫 ·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294页。
［5］马克斯 · 勒纳编《国富论》导言，1937年兰登书屋近代名著丛书版。
［6］熊彼特认为，“《国富论》是毕生劳动的成果”。见《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275页。
［7］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
［8］参阅李竞能、纪明山、鲁明学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1—240页。
［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43页。
［10］均见《国富论》第二编第三章。
［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183页。
［1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18页。
引言和本书计划
每年劳动的产品供应每年的消费
一国国民每年［1］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2］的资源，这一资源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品或用这种直接产品从他国换来的产品构成的。
供应的好坏依产品和人数的比例而定
因此，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应的好坏，依这种直接产品或用它换来的产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如何而定［3］。
这种比例由两种情况决定：劳动的技能等等；有用劳动者的比例
但是，在每个国家，这个比例必然是由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国民劳动在一般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人数比例［4］。不论任何一国的土壤、气候或国土大小如何，在此种具体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富或欠缺，必然是依这两种情况而定的。
更多的是由技能等等，而不是由有用劳动者的比例，这可由文明社会的产量更大来表明
这种供应的丰富或欠缺，依存于前一种情况也似乎比依存于后一种情况较多。在从事渔猎的野蛮国家，每一个能工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力图尽可能地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家庭或部落中那些过老、过幼或过于孱弱以致不能从事渔猎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可是，这种国家穷得太可怜了，以致仅仅是由于贫穷，常常落到了、或者至少是自认为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不得不直接摧毁自己的幼儿、老人或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任凭他们饿死或由野兽吞噬。相反，在文明和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很大数量的人虽然根本不劳动，其中许多人却比绝大多数从事工作的人消费高出十倍、常常是百倍的劳动产品；然而，社会整个劳动的产品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丰富的供应，一个工人，即使是最低级最贫穷的工人，只要他勤劳节俭，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野蛮人可能得到的更大份额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5］这种改进的原因［6］，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和不同状况的人们中间自然分配的顺序，是本书第一编的主题。
改进的原因和自然分配是第一编的主题
不论任何国家劳动在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实际状况如何，在这种状况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富或欠缺，必然依存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数的比例。以下将要看到，有用的和生产性的［7］劳动者的人数，在到处都是同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的数量及其运用的具体方式成比例的。因此，第二编讨论资本的性质，它的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依它的不同运用方式所推动的劳动的不同数量。
资本（它规定有用劳动者的比例）在第二编讨论
在劳动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在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中遵循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它的产品的数额巨大并不全都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其他国家的政策则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平等地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种产业。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有比较利于工艺、制造业和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不利于农业这种农村的产业。采用并确立这种政策的情况，在第三编予以说明。
导使欧洲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业的情况，在第三编讨论
虽然这些不同的计划首先或许是由于某些阶级的人们的私人利益和偏见而采用的，丝毫没有考虑到或预见到它们对社会一般福利的后果，然而它们却引起了各种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有些特别强调在城市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其他的则特别强调在农村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有学问的人的意见，而且影响了君主和国家的公共行为。我力图在第四编尽可能详尽而明确地说明这些理论，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效果。
各种不同政策引起的各种理论，在第四编说明
君主或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公债在第五编讨论
前四编的目的，在于说明是什么构成了广大人民的收入，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第五编也是最后一编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编，我力图表明：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哪些支出应由整个社会的一般纳税来支付，哪些支出应由社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些成员的纳税来支付；第二，对整个社会课税以供应为整个社会所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利弊如何；第三，促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将此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以发行公债的理由和原因，以及这种公债对实际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
［1］“每年”一词，立即标志着从老一辈英国经济学家普通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做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
［2］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es of life），洛克在《论降低利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6年版，第66页）中使用过这个词：“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是由它适于供应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适于为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to serve the cenveniences of human life）构成的。”〔参阅下面，第12页。以下均指原书页码。——译者〕
［3］注意这种含义：一国的财富是用它的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用总额计算的。
［4］第二种情况可以引申为包括从事有用劳动者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被忽略了。
［5］用现代语言来说，这里的劳动生产力意思就是劳动生产率。——译者。
［6］实际上只讨论了一个原因，即劳动分工。
［7］“生产性的”一词在这里是随意说出的，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显然并不重要的同义语，但在以后则完全摒弃了“有用的”，认为不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是有用的；参阅特别是第315页。
第一编导读
一
第一编一开头就表明，由于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率）得到了最大的改进。从劳动分工进到货币；必须有货币来促进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分工是依存于交换的。这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实行交换的条件，即是价值和价格。对于价格的考察表明，它是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因此它依存于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所以必须用四章来讨论这些比率的变化。
二
熊彼特写的“读者指南”为：
“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占总篇幅的大约25%和14%。这两编尽管也充满了说明性事实材料，却包含着斯密的基本分析图式。固然可以单独阅读这两编，但如果那些对理论比对‘应用’更感兴趣的读者仅仅阅读这两编而不看另外几编的话，那他们就看不到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1］
［1］约瑟夫 ·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284页。
第一编 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的人民间自然分配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