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费拉拉的知识生命有两个来源：大学与瓜里诺。在1351年创立的大学不久即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后虽由尼科洛三世接办，但仍处于半饥饿之状态中，直到1442年利奥尼洛才公布一张布告重新改组、筹措资金，始见好转。此布告之前言实值得纪念：
很早以前，不但是基督徒，就是异教徒也都认为上苍、海洋与大地终有毁灭的一日。如往昔许多壮丽的城市，现在所见到的只是一片废墟与黄土，而从前的世界征服者——罗马，现在也埋在尘埃之中，分解成碎片了。只有神圣与人类诸事之了解，亦即智慧，才不被岁月磨蚀，得以永垂不朽。
到1474年之前，大学拥有酬金很高的教授共45位，该校天文、数学及医学的设备，在意大利只有博洛尼亚与帕多瓦的大学能与其匹敌。
1370年生于维罗纳的瓜尼洛，曾到君士坦丁堡居住5年，精研希腊语，后来携带了一批希腊手抄本返回威尼斯，其中有一传奇故事述说：从前，有一些神奇的盒子，只有石子那么大，极易遗失，拥有这些盒子的人法力无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若想盒子的法力得以持续，他须紧闭双眼，将盒子置于头顶，每夜在暴风雨中行走两小时，若盒子遗失，则他的头发将在一整夜中变成白发。他在威尼斯教授希腊文，在其诸学子之中，有一位是维托里诺·德·费尔特。其后，他又轮流到维罗纳、帕多瓦、博洛尼亚及佛罗伦萨各城吸收古典知识。在他接获费拉拉之邀请时，他已年届59了。他在那里担任利奥尼洛、波索及埃尔科莱的私人教授，他曾训练出三位文艺复兴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他是一位教希腊文与修辞学的大学教授，他的成功成为意大利人谈论的题材。由于他的文学著作十分流行通俗，因此许多学生甘冒寒霜，千里迢迢地赶到他预定讲课的教室门外等候。有的来自意大利各城，有的甚至自匈牙利、德意志、英格兰、法兰西远道而来。他们之中有许多在此接受教育之后，回国（或乡）担任教育、法律及治国之要职。就如维托里诺一样，他用自己的基金支持贫苦学生之生活，而本身则居住陋巷，一日仅食一餐，通常他邀请朋友来，并无山珍海味的招待，所有的仅是豆子与谈话。他并不十分像维托里诺属于守德行之典型，他像人文主义者一样，用笔恶毒地谩骂，而只把这当做是纸上游戏。不过他的13个子女确实都是同一个妻子生的。除了读书之外，他一向能节制自己，因此他能一直保持着健康、活力及清心，活到90岁。费拉拉诸公爵之所以能支持教育、学术及诗，并能使该都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文化中心者，主要当归功于瓜里诺。
随着古物的复兴，古典戏剧也再生了。平民子弟普劳图斯以及贵族社会解放者特伦斯（Terence）的戏剧社在15世纪之后得以复兴，并在佛罗伦萨、罗马上演了一些短剧，主要的还是在费拉拉演。埃尔科莱一世特别喜好古代喜剧，为了它们的演出不惜支付国库的收入，如《门尼奇米》（Menaechmi）之戏竟花去他1 000个杜卡特。当米兰的洛多维科在费拉拉观赏到这出戏时，即要求埃尔科莱派一些演员到帕维亚重演，埃尔科莱非但答应派他们去，自己也随团在1493年同去。在卢克雷齐娅出阁到费拉拉时，埃尔科莱为庆祝结婚之喜事，乃安排了5出普劳图斯的喜剧上演，演员共110位，阵容浩大，其间穿插的音乐与芭蕾舞多得浪费。瓜里诺、阿廖斯托及埃尔科莱亲自将这些拉丁语剧翻译成意大利语，用本地方言演出。意大利戏剧之形式乃是模仿这些古典戏剧而来的。博亚尔多、阿廖斯托等人为公爵的戏团编剧。费拉拉及欧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剧场（建于1532年）是由阿廖斯托设计的，其固定的布景则由多索·多西绘出。
音乐与诗词也赢得宫廷的资助。不过提托·斯特罗齐（Tito Vespasiano Strozzi）写的诗并不向公爵要求津贴，因为他是佛罗伦萨富豪之后代。他用拉丁文创作了10本赞颂波索的诗，遗憾的是到他去世之时仍未完成，临终时他嘱托其子埃尔科莱·斯特罗奇（Ercole Strozzi）须完成其志业。埃尔科莱十分适合接任这项工作。他能用拉丁文及意大利文写很好的抒情诗。有一篇较长的诗叫《狩猎》（La Caccia），是他为献给卢克雷齐娅而作的。1508年他娶了女诗人巴巴拉（Barbara Torelli），但婚后13日他被人发现死在他家附近，尸首惨遭戳刺，伤口多达22处。这件神秘的案件经过4个世纪仍未侦破。有人认为是曾与巴巴拉交往过而后来被驱逐的阿方索，为了报仇，乃差遣刺客暗杀了这位占上风的情敌。但这似乎不可能，因为在卢克雷齐娅有生之年，阿方索对她始终忠贞不贰。这位孤独的年轻寡妇写了一阕挽歌，其忠贞的情操在费拉拉宫矫饰的文学著作中是罕有的。她悲伤地问着那被砍死的诗人：“为什么我不能随你同去？”——
假如我的热情能够温暖你冰冷的躯体，
假如我的眼泪能够使死灰复燃，
重新给予你生命的愉悦。
那么我必勇敢而激奋地对
那拆散我们的人呼道：“残酷的魔鬼啊！看爱的力量多么伟大！”
在这文雅的上流社会中，悠闲而美丽的女士们每日都以法兰西武士传奇故事作为精神食粮。费拉拉有一些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他们曾在但丁时代吟诵抒情短歌，并留下了一种富有想象力而爽快的武士之风格。关于查理曼与其武士，及其与回教徒之战争的传奇故事，在此地与北意大利为人所熟知，几乎像在法兰西那样。法国的叙事诗人曾将这些传奇故事传播各地，并夸赞为《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而他们所谓之叙事，乃是插曲上再添上插曲，女英雄中再加上英雄的画蛇添足，因此变成一大堆虚构的作品，还混杂着一些荷马的故事，合编成一部连续性的故事。
英国骑士托马斯·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在这部叙事诗之中，写完亚瑟王与其圆桌武士（Arthur and the Round Table）的传奇故事后不久，一位意大利贵族乃着手写查理曼的整套事迹。斯堪第尔罗（Scandiano）之伯爵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是费拉拉宫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是以斯坦西家族的大使，担任较重要的任务，并受托管理他们最大的两个属地摩德纳及雷焦。虽然治理不善，但他颇得美誉。他献给安·卡帕拉拉（Antonia Caprara）一些热情的诗句，赞美她的美丽，但怪罪她不忠实。当他娶塔第尔（Taddea Gonzaga）为妻时，便将缅怀往事的情思转移到较安全的牧场上，此后于1486年他便开始写一篇叙事诗《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细述奥兰多（即罗兰[Roland]）对女巫安·卡帕拉拉爱情上的烦恼，并加写100个关于长矛战、赛马及战事背景的传奇故事。有一则博亚尔多的故事，叙述着他如何到远近各地寻到了一个相当响亮而引以自负的名字：沙鲁斯。当他碰到罗多蒙特“Rodomonte”（说大话之意）有力的绰号时，伯爵封地斯坎第尔罗的钟随即鸣响不已，好似知悉它们的主人不经心地将一句话夸大成一打之多一样。
在我们情绪激动之时，甚至当我们正激动地述说马上长矛战及马上比武之竞赛情形时，关于奥兰多、里纳尔多（Rinaldo）、阿斯托尔福（Astolfo）、鲁杰罗（Ruggiero）、阿格蒙特（Agramante）、萨克里潘特（Marfisa Fiordelisa Sacripante）的种种战争与爱情故事，及引诱我们、或施展她那超自然的魔术摧毁我们的安格里坎（Agricane），这种引诱很难使我们发生兴趣，而我们也不会再被那女巫的巫术迷惑了。这些故事适于在宫殿的凉亭或花园隐蔽之处对听众述说。的确，听说伯爵是在费拉拉宫廷中阅读这些诗篇的——无疑地，他必是一口气读完一篇或两篇。假如我们想即刻向博亚尔多及阿廖斯托拿到一首叙事诗，对他们说是太过分了，因为他们只悠闲地为不急着要的人物或阶级而写，博亚尔多甚至为一个从未目睹查理八世攻占意大利事件的人写。当大家觉察到这种屈辱，意大利人也发现其艺术与诗之光辉竟无力抵抗北方残酷的强权时，博亚尔多感到十分迷惘，在他写到第6万行时，写下一节绝望的诗句，遂弃其笔：
啊！救世之主！即使在我最欢乐的时刻，
意大利被烈火焚烧的惨境依然浮现在眼前，
那些气焰高涨的高卢人正企图
将每一个角落化成灰烬。
他结束得恰到好处，并且在侵略达到高潮之前，就安然地去世（1494年）。在他的诗中隐约表现出的高贵骑士情操，在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却获得了很少的反响。虽然在现代浪漫诗的历史上，他赢得了一席神圣的地位，然而他的声音在阿方索战乱的统治下、在意大利遭受外力的劫掠下和在阿廖斯托婉约娴静的诗章影响下，不久就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