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最发达的科学应是医学了，因为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来追求身体的健康。做医生的，大大地分享到意大利所获致的财富。帕多瓦地方当局以年薪2 000杜卡特聘请医生做顾问，同时，还准许他们自由开诊所行医。彼特拉克就极力指责给医生这样高的待遇：上好的红色袍子、白貂皮头巾以及那闪闪的戒指和金色的刺马钉。他并对多病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提出热情的忠告，要他不要那么信任医生：
我知道你的床边有不少的医生，我真是为你担心。他们的意见常常都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假如没有新的见解，那是可耻的事，诚如老普林尼所说的，他们都想借着奇迹的出现，来获得名声，他们拿我们的生命来赌。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只要听他们最后一句话就够了。其他行业哪里像他们，而且，医生的谎言要比其他行业的更来得可怕。我们只有存着奢望，才不会想起这些事。我们花钱让他们学点东西，甚至我们赔上生命，让他们获取经验，天下只有医生有权利杀人而不受处罚的。噢！最仁慈的教父呀！把他们那一群当做敌人吧！有一位不幸的人在他的墓志铭上这样的写道：“我死于群医之手。”此可作为殷鉴。
不论古今中外，医生最能赢得妇女的欢心，在她们的心目中，医生是最重要及最会讽刺的人。
在医学上，谈得上有实质上的进步的，是解剖学的复兴。有时候，牧师和医生及艺术家们合作，牧师从他们教会所属的医院中，提供尸体作解剖用。卢齐（Mondino de'Luzzi）在博洛尼亚解剖尸体，1316年他写了一本《解剖学》（Anatomia），这本书曾风行达300年之久。虽然有牧师的合作，但尸体还是不易得。1319年，博洛尼亚的一些医学院学生，曾从坟墓处偷来一具尸体，交给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拿来解剖，作教授之用。这些学生后来被告了，但被宣判无罪。自此，地方当局对于解剖那些被处死的罪犯和无人认领的尸体的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不闻不问。大家都说博洛尼亚的解剖学教授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曾解剖过100具以上的尸体。最早开解剖尸体这门课的当算比萨大学，它至少在1341年就有这门课了。不久，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医学院也都获准开这门课，连在罗马的那所教皇医学校也不例外。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式宣布准许解剖。
渐渐地，解剖学恢复了它那份早被忘记了的古典的特质。像贝尼维尼（Antonio Benivieni）、阿基利尼（Alessandro Achillini）、贝内德蒂（Alessandro Benedetti）和杜雷等人，摆脱了阿拉伯式的方法，而回到伽林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方式上，他们甚至还不满这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进而研究解剖神经、肌肉和骨骼，探求人体内科学的知识。贝尼维尼还从解剖中，发现人体内部疾病的原因，他的一篇《论几种病症之病因及治疗方法》（“On Several Hidden and Wonderful Causes of Disease and Cures”），建立了病理解剖学，并使得尸体解剖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了一项功不可没的贡献。除此之外，印刷术新方法的问世，对于加速促进医学的进步也贡献不少，因为它普及了医学的知识，促进国际医学论文的交流。
我们可以概略地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国家内，在医学方面的进步，到1500年为止。就拿其中最高明的解剖学家和医生来说，他们对医学的认识还不如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后200年间的伽林、希波克拉底和苏兰诺（Soranus）等这几位医学大师。他们的治疗方法仍然不出希波克拉底的四液体的理论（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能决定人的健康和性格。这四种液体是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和放血是百病的万灵药的说法。世界上第一位利用输血的医生是一位犹太籍的医生，他在1492年替教皇英诺森八世输血，但是失败了。是时，巫术仍然风行，巫师们仍然受欢迎，这些驱邪的人借着念符咒和吻壁物来医治肾虚和健忘症，有时候这种治疗确是有效。药剂师卖一些奇奇怪怪的药丸，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兼售文具、油漆、糖果、香料和珠宝等东西。米歇尔·萨沃纳罗拉（Michele Savonarola）曾写了一本《实用医学》（Practica Medicinae）和一些短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说，伟大的艺术家大都有精神上的毛病；另外一篇说，一些能延年益寿的名人，都是每天饮酒的。此时，庸医虽然还很多，但是法律上对于行医却有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凡是没有获得医学学位而贸然行医的，都要受到惩罚。在1500年，要获得医学学位必须要修完4年的医学课程。遇有重大的病症必须要会诊，不能一人单独来决定。威尼斯的法律并规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必须每个月集会一次，交换临床经验。同时，为了要使他们的知识能够赶上时代，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选读一门有关解剖学的课程。当学生要毕业的时候，他必须要发誓，绝对不拖延病人的病，绝对要监督配药，绝对不干涉药剂师对药价的处理。威尼斯在1368年所定的这些法律，同时规定药剂师对于一则药方的索价不得超过10 soldi（意大利的铜币名）。据说，有些是彼此先订好契约，等医好病了再按契约上所订的价格付钱。
外科手术发展得很快，当外科医生们手术的方法和利用的仪器，达到接近古埃及的医生们的那种精湛的技术时，他们的名声传扬开来。拉帕洛的博纳多（Bernardo da Rapallo）设计一种除结石的仪器，做会阴的手术（1451年）。圣多（Mariano Santo）因用侧面的割切手术法，成功地割除膀胱结石而名噪一时（约1530年）。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科医生维戈（Giovanni da Vigo）曾改良了对动、静脉缝合的方法。古代所用的整形外科，大约在1450年又重新出现在西西里岛。像鼻、唇和耳有何缺陷，可以移植人体其他部分的皮肤来整形，而整形过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痕迹来。
公共卫生的设施也有了改进。威尼斯总督丹多洛（Andrea Dandolo）在他的任期间（1343—1354年），曾设立了第一个市立公共卫生委员会，自此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都纷纷仿效设立了这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专事试验各种食品和药物，并隔离那些罹有传染病的患者。1374年的时候，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威尼斯港口当局因怕船上的人员和货品染有这种传染病，曾拒绝所有的船只进港。在西西里岛东南的拉哥萨，于1377年也采取措施，凡是要入该城的旅客或货物，必须要先待在一个特设的地方达一个月后，才准进入该城。马赛港在1383年也采取同样措施，并把这项拘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威尼斯在1403年也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俗人和僧侣一致热心的提倡下，医院也发展得很快。意大利中部锡耶纳地方，在1305年建立规模相当庞大的医院。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于1456年在米兰创立了一家大医院。1423年，威尼斯当局在拉撒瑞岛（Santa Maria di Nazaret）上设立传染病院，专事收容患有传染病的患者，这是欧洲首座传染病院。佛罗伦萨一地在15世纪的时候，已经有35家医院。这些医院都是由公家鼎力支持和私人捐赠而建的。有些医院建筑的形式很有名，像大医院即是其一。有些医院里面的大厅还雕饰有壮丽的艺术作品。在皮斯托亚塞卡波医院内的雕饰，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医院装饰，其墙上活生生的赤褐色浮雕曾引起艺术家乔万尼·罗比亚的兴致去临摹。由建筑家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设计的佛罗伦萨英诺森蒂（Innocenti）医院的正面，最突出而引人注目的是由安德里亚·罗比亚在回廊拱门的三角壁上雕刻的那些赤褐色的雕饰。当1511年，马丁·路德在意大利看了这些不朽的杰作时，大感吃惊，这些慈善的机构和医院的建筑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在《闲谈》（Table talk）一书中对于医院这样描述道：
意大利的医院，盖得很壮丽，院内供应丰盛的膳食，护士人员很体贴，医生都是饱学之士。床铺被褥一尘不染，壁上尽是雕画。当病人一住院，他的衣服立刻换下来，当场由一位公证人开下收条，并负责保管这些衣物。病人改穿医院发给的白色服装，然后，躺在用很清洁的床单铺的而又很舒适的病床上。随即，就有两名医生来看他，服务人员也立刻送进用干净的碗盘盛的饭菜……许多仕女都轮流地来医院照顾病人，她们的脸上都戴有面纱，这样人们才不知道她们是谁。每一位来时都待好几天，然后再回家，由另一位来接替……佛罗伦萨的那些弃儿养育院也是令人赞赏。那些婴孩不但吃得好，衣服穿得整齐，而且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很好的教育。
医学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当它对某种疾病有了新的克制方法时，新的疾病也紧随而来。天花和麻疹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还见不到影子，现在却活跃起来了。欧洲第一次出现流行性感冒是在1510年。在1477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斑疹伤寒症，在1505年和1528年的时候，意大利却任其肆虐。在15世纪末叶的时候，梅毒突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蔓延非常快，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此时医学界的一项挑战。到底梅毒是早在1493年以前就存在于欧洲呢，还是在这一年才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呢！
有些事实可以证明梅毒确是欧洲的“土产”。1463年7月25日，在法国东部第戎（Dijon）地方操业的一位妓女，在当地的法院上供认，她曾劝阻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嫖客。她告诉他，她患有“严重的病”——记载上没有说明这项严重的病是什么病。1494年3月25日，巴黎的市政传令员带来一项市政府的指令，说要整顿那些长有“大水痘”的人。我们不知道市政府所指的这种“大水痘”是什么，也许就是现在所谓的梅毒。在1494年的年尾，一队法国陆军侵入了意大利，在1495年的2月21日，这个部队占领了那不勒斯。不久，有一种疾病很快地在那不勒斯蔓延起来，意大利人叫这种疾病为“法国病”（il morbo gallico），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带到意大利来的。许多法国士兵都染上了这种疾病，他们在1495年10月返回法国，把这种疾病传给了老百姓，法国人称这种病叫那不勒斯病（le mal de Naples）。他们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士兵是在那不勒斯染上这种病的。在1495年8月7日，也就是法国部队从意大利回来的两个月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颁布了一道有关“法国病”的诏书，这种“法国病”显然是法国士兵还没有从意大利回来以前就有了。自1500年起，morbus gallicus一词已传遍了整个欧洲，指的就是梅毒。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1493年以前，欧洲已有梅毒了。不过，这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所得的结论，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至于说梅毒是来自美国的说法，则是根据西班牙医生伊斯拉（Ruy Diaz Isla）在1504年到1506年之间所写的一篇报告（这份报告直到1539年才出版）。他说，当哥伦布的船只在回航的途中，船上的驾驶员发了高烧，皮肤上长满了可怕的疹子，这船驶进巴塞罗那港时，他亲自为这些染上这种新病的水手们治疗。他说，这种病他从来没有看过，后来他证实这种病就是在欧洲所谓的梅毒。因此，他断定梅毒是来自美国。哥伦布第一次从西印度群岛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斯（Palos），是在1493年的3月15日。就在这个月，亚历山大六世的私人医生品托（Pintor）指出罗马第一次出现了梅毒。从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到法国占领那不勒斯，这斯间将近两年——这两年足足的可使这种病从西班牙传到意大利。再者，在1495年蹂躏那不勒斯的那种疾病，假如要说那就是梅毒，实在是不可靠。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欧洲所发现的人骨中，看不出有什么痕迹可以说明此时已有梅毒，但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所发现的遗物中，发现有许多的骨头都有被梅毒侵害过的迹象。[1]
不管怎么讲，这种新疾病传染的速度倒是相当的惊人。恺撒·博尔贾显然在法国感染上了。许多红衣主教，甚至连尤利乌斯二世自己都染上了。我们相信，他们是不留意与那些带有梅毒的人和物体接触时，而遭到传染的。在欧洲，对于皮肤上脓疱的处理，早就用水银药膏，此时，水银药膏更是广泛地被人使用，就如同今天我们使用盘尼西林这样的普遍。外科医生和庸医都被叫做炼丹家，因为他们把水银变成金。当时还采取预防的措施。1496年，罗马定了一条法律，禁止理发店准许患有梅毒的人入内，也禁止理发师使用梅毒患者用过的器具。政府当局也加强检查妓女，有些城市干脆把妓女们都赶走。因此，费拉拉和博洛尼亚两地，就在1496年，把当地的妓女都驱逐出去，因为她们长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水痘，这种水痘人们称之为圣约伯的麻风症”。教会当局劝人洁身自爱，不要去寻花问柳，这也是预防的一种方法，许多教会的人都听从这一劝导。
弗拉卡斯托罗是第一个把梅毒列入疾病的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出生于名门，1483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一个贵族家中，这个家族曾经出过几位杰出的医生。在帕多瓦一地时，他几乎无所不学。他拜哥白尼为师，请蓬波纳齐和阿基利尼分别教他哲学和解剖学。到了24岁，他已经成为一位逻辑学的教授了。不久，他放弃了教鞭，致力科学的研究，尤其在医学方面下工夫，他同时还雅好古典文学。科学与文学的并进，使他养成了一种优美的人格，也产生了一首出色的诗篇，他这首用拉丁文写的诗叫“梅毒”，完全是模仿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那首田园诗。自从卢克莱修以来，意大利人在写富有教训的诗这方面，就有很杰出的表现，但谁会料到这种起伏的螺旋体态的细菌，会使这首诗更加流畅呢？在古代的神话里谢菲勒斯（Syphilus）是一位牧羊人，他决定不去崇拜那些他看也看不到的众神，他只要崇拜这位国王，这位只有他的羊群可以看得见的主人。因此，愤怒的阿波罗神就在空中散布一种有毒的水汽，谢菲勒斯因而感染一种疾病，使他全身长出溃疡性的水泡，这是约伯故事中的一个大意。弗拉卡斯托罗对于这种疾病加以追踪——它第一次的出现、传布、起因和治疗方法。他说：“这种严重而罕见的疾病，在几百年前从来就没见过，它肆虐了整个欧洲，波及亚洲各大都市，并侵入意大利，在这场不幸的疾病战中，高卢人就这样的叫它为‘谢菲勒斯’。”他怀疑这种病是从美洲来的，因为有许多不在一块的欧洲国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了这种病。这首诗又说：
这种病的传染，不是马上就发作的，而是潜伏一段时期，有时候要一个月……有时甚至达4个月之久。大部分的病症是这样：首先在生殖器官上长出小小的溃疮……其次，在皮肤上长出脓疱……然后，这些溃疡性的脓疱使皮肤腐烂，再下去，就侵害到骨头上……有时候甚至连嘴唇、鼻子或眼睛都会溃烂，有些是整个生殖器官溃疡。
这首诗接着讨论用水银或零陵香——美国印第安人用的一种“神圣的木头”——治疗的方法。接着佛拉卡斯托罗又写一部叫《传染病》（De contagione）的书，在这部书里，他用散文文体讨论各种传染病——梅毒、斑疹伤寒症、肺炎——及其传染的方式。1545年，保罗三世任他为特伦特会议的首席医生。为了纪念他，在维洛纳建了一座极庄严的纪念碑，而雕刻家卡维诺（Giovanni dal Cavino）也把他的像雕刻在一块大的石碑上，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1500年以前，所有的传染病通通一概叫做“瘟疫”。现在已能明辨出是何种传染病，并且能诊断出它的特别症状，而对像梅毒这种突发而有毒的疹子加以治疗，这实在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仅仅靠着希波克拉底和伽林的那一套是不能应付这种危机的。因为医学界深知，只有增加和交换经验，只有详细地研究新的病症、病因和治疗方法，才能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
也因为有这样高的素质、热情、和真正的成功，那些较高级的医生，在那时候被视为意大利的一种无衔的贵族。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彻底的世俗化，因此，他们这一行比僧侣们更受到尊重。有些不仅被聘为医学顾问，而且还兼做政治顾问。他们常常是王子、主教和国王之流的座上客，有许多还是精于古典文学，收藏艺术作品的人文学家。他们往往是那些大艺术家的挚友，有许多深知希波克拉底把哲学融于医学的那种理想，终而，他们把他们在研究和教授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他们给专门研究哲学的友人们一个刺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拿来重新加以大胆地做一番正直的试验，就如同他们对希波克拉底、伽林和阿维森纳（Avicenna）这些医学大师所作的挑战。
[1]萨顿（Sarton）下的结论：“至于梅毒，在1495年以前的文献中，我就没有发现谈到有关这种的事，而紧随在1495年以后的几年间，就有许多谈及梅毒的问题。虽然最近几年来，有人一再地证实欧洲的梅毒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就有，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