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其人
简要叙述孕育宗教改革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及知识等条件后，我们尚须指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即在日耳曼，有个人于不知不觉中，汇集了这些影响，而形成足以转变此一大陆的反叛。在此，我们无须对这位英雄所扮演的角色过分夸大；假如路德继续他的服从的话，改革的力量将会找到另一个系统。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位粗鲁的修士，于危殆震撼之中，竟敢坚决地站出而与全欧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最神圣的习俗相对抗，热血沸腾，同时也再度指出：人类从泥土所塑成或从猿猴演变而来的距离。
路德，这个那时代的高昂之声，日耳曼史上的奇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1526年，路德43岁，在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笔下，他是一个刚刚发福，严肃中略带少许雅谑感，具有黑而卷曲的头发、狮鼻、深色而明亮的眸子——与他为敌的人说，里面闪耀着魔鬼之光——的中年人。坦率的性格使得他不适于从事外交工作。1532年的画像，也是出自克拉纳赫之手，显示路德有个宽阔、丰满的面庞，肥胖，快乐。事实上，自1524年起，路德已脱下僧衣穿上便服，有时是教师的外袍，有时是普通的夹克和裤子。路德在穿着上很不讲究，他太太抱怨说，一次他的裤子破了，他竟从孩子的裤子上剪下一块布去打补丁！
他是糊里糊涂结婚的。他同意圣保罗的看法，结婚只比跳火坑强一点，性的欲望和饮食一样，乃自然的需求。对性关系，他的观念是中世纪的：性交，即令夫妻之间，也是一种罪过，不过，“上帝遮掩这个罪恶”。女性抱独身主义，他斥为违反神意，因为神要人类繁衍绵延。假如“一位传教士……不能坚贞地过独身生活的话，让他讨房媳妇。这是上帝为人类所制的万灵膏药”。他觉得人类的繁殖方式有点可笑，至少在回忆起来时是如此，而且建议：“假定上帝在这方面征询我的意见，我将劝他以泥土塑造人类，就像亚当那样，来延续种族的繁衍。”对于女性，他所持的是传统日耳曼人的看法：妇女除了生孩子、下厨房及祷告外，最好不要过问别的。“妇女离开家，就会一文不值。”“妇女为生儿育女疲惫而死，那并没什么，只要她们生育，让她们死，她们就为此而生存。”妻子对丈夫，应敬爱，应服从，因为他是她的恩主。家是妇女的天地，在这儿她可发挥其特长：教育子女。母亲一个指头，胜于父亲两个拳头。夫妻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家庭财产，应该共管共用。
路德对于知识妇女，和一般男性一样具有反感。“我希望，”在提到他太太时他说，“她在开口之前，先念一遍祝祷文。”尽管如此，他对公开嘲笑妇女者，却不表赞同。“对于妇女的缺点，最好是私底下告诉她。告诉时，语气应十分温和……因为女人是弱者。”路德对于性和婚姻的意见，尽管坦白得近于粗俗，但他并非毫无审美观念。“头发是女性的装饰品。过去的女孩子，除居丧外，大都松散着头发。在我看来，女孩子让头发向后披拂最好看。”（这点，也许就是他对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较为温和的缘故，因为这位教皇曾表示，他极倾倒于朱利阿·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松软的秀发。）
显然，路德的结婚并非基于生理上的需要。一次他雅谑地说，他之所以结婚，是为了让他父亲高兴和气气魔鬼和教皇。不过他的结婚，也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由于他的建议，不少修女离开修道院。他为她们征求对象。最后，只有一个剩下来，那就是出身名门性情淑婉的凯瑟琳。凯瑟琳不易动情，她一度对维藤堡的年轻贵族学生有意，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所以仍是小姑独处。当凯瑟琳进入家庭服务中心时，路德曾介绍一位叫格拉茨（Glatz）的医生给她。但她说，对这位医生她不考虑，可是，如赫尔·亚姆斯多尔夫（Herr Amsdorf）或路德向她求婚，她也许不拒绝。当时，路德42岁，凯瑟琳26岁，年龄差距如此大，曾使他犹豫不决。最后，由于其父抱孙心切，他才下定决心。1525年6月27日，一个还俗修士，一个还俗修女遂缔结良缘。
选侯把奥古斯丁修道院赐给路德居住，并把其年薪提高到300基尔德；其后，更提高到400，然后是500。路德买了一个农庄，交给凯瑟琳经管。凯瑟琳非常喜爱那个农庄。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悉心照顾他们，照顾所有马丁家的必需品，还有一家庭酿造所，一个鱼池，一个菜圃，一群鸡和猪。路德戏称凯瑟琳为“我的丈夫凯蒂”，这意味着当路德在生理上有愧夫职的时候，她有办法使他就范。不过路德并不好伺候，他有时会大发脾气，有时会胡乱花钱。路德生性慷慨，对钱满不在乎。他的著述，出版家视为金矿，他却不太关心。从路德写给凯瑟琳的信件，或自写给别人信件提及凯瑟琳之处观之，他们夫妇感情极笃。他从小就喜欢这样说：“一个虔诚、敬神、亲切、顾家的妻子，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
路德是位好爸爸，基于本能，他将严厉与慈祥配合得很恰当。“假定必须责打，别忘了让蜜饯陪伴着教鞭。”他为孩子们作曲，并且弹着琵琶和他们一道唱。路德写给其孩子的书信，是日耳曼文学之瑰宝。路德十分刚强，凭着这份刚强，使他在战场上能面对皇帝，但当其14岁的爱女马格达莱娜（Magdalena）死时，他的这份刚强的精神都几乎完全粉碎。“上帝，”他说，“在千年以来，对任何主教都没有给过这么大的恩赐，然而他竟给了我——让她做我的女儿。”女儿病危时，他日夜祈祷。“这是我所深爱的，可是，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要带她走，我只有听你的安排。”他对女儿说：“亲爱的莱娜，我的小女儿，你究竟愿意留在爸爸的身边，还是愿意追随天上之父？”“爸爸，”女儿说，“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让我们静候天父的安排吧。”她死后，路德悲痛异常。安葬时，他像她活着一样和她说话：“亲爱的女儿，你将如星辰一般升到天上照耀四方。”他对别人说：“说来奇怪，我亲身体会到，她现在虽然安详、宁静，但是异常忧郁！”
有了6个孩子，他还不满足，又将11个无依无靠的侄儿侄女带进他那拥有众多房间的修道院家去，和他们一起用餐，且毫不厌倦地和他们言谈。凯瑟琳因为他们独占了他而感到悲伤。路德的桌边言谈，某些小孩曾经做了未经证实的笔记。现在所留传下来的6 596条教训，其分量、睿智和学识足可与鲍斯威尔（Boswell）所辑之《约翰逊》（Johnson）及拿破仑语录相媲美。评论路德时，我们应记得这类《桌边细语》（Tischreden）不是他编的，少数人经由人类的窃听而被完全地暴露出来。在这儿，较之神学战场上论战的路德更合理的，是在家中的路德，他自身。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路德是个男人，而不是个墨水池。他一面著述，一面生活。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愤恨路德享受凯瑟琳所能供应的佳肴、啤酒以及所有的舒适。路德在这些细节上可能会更谨慎地保持缄默，不过，缄默，就清教徒而言说得通，就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及宗教改革的日耳曼人而言则说不通；即使审慎如伊拉斯谟，其关于生理方面的言论，即坦率得令我们吃惊。路德暴食，不过却能以长期的绝食来惩罚自己。他暴饮，但却深悔喝酒为一种国家罪恶。但啤酒之于日耳曼人是生活中的水，正如同葡萄酒之于意大利及法兰西人一样；在那些疏忽的时代里，确实可能是有害的。不过路德虽嗜酒，我们却没有听说他曾酩酊大醉。“上帝既能宽恕我连续20年以弥撒来虐待他，想必也能容忍我偶尔好好地喝一顿来荣耀他。”
路德的缺点，显而易见。在他经常的谦卑表现中掺有着骄傲；反对独断，却独断；过度的热诚，却对其敌手毫不留情；讥嘲迷信，却固执迷信；公开指责不宽容，自己却极不宽容——这不是一致的典范，而不过是一个和生活一样充满矛盾且为战争的火药烧焦的男人。“对于我的对手，我从不迟疑去咬他，”他坦承，“假如不咬，讥讽有何好处呢？”他把教皇的敕令当粪便。他把教皇视为“撒旦的母猪”或助手和反基督者。提到主教，他说他们是“虫豸之幼虫”，没信心的伪君子，无知的猿猴。对祭司的命令，他说那无异把人当做“《启示录》中野兽的符号”。他说，修士是比绞刑吏、谋杀犯还坏的坏蛋；他们中最好的，也不过是“上帝所穿皮毛外衣上的一群跳蚤”。我们可以猜测得出他的听众是多么欣赏这个热闹：“人体结构中，未受教皇管制的惟一部分那就是后部的末梢。”“可惜莱茵河不够大，”针对天主教的教士，他写道，“不足以溺死所有这一帮可恶的罗马横征暴敛者……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假如这些坏蛋不给水淹死，那么，“请求上帝在他们身上降下烧毁所多玛及戈摩尔拉（Gomorrha）的火雨和硫黄”。这不禁令人想起罗马皇帝朱里安的批评：“没有比一个怒火填膺的神学家更野蛮的野兽了。”但路德就像克莱武（Clive，译按：英国将军，为英国奠定独占印度之局面）一样，惊异于他自己的温和。
不少人认为，我对教皇制度未免攻击得太凶。相反，我在埋怨自己太和善了。我但愿我能嘘出闪电打击教皇及教皇制度，并且每股风都是霹雳。我将诅咒和责骂这些无赖，直到我进入坟墓之时为止。他们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好字眼儿……因为离开诅咒，我便不能祈祷。每当我说“神圣主的名”，我必须加上“让罗马天主教徒的名字受到诅咒、谴责和蔑视”。每当我说“愿主的国降临”，我一定不得不加上“教皇制度必受诅咒、谴责和摧毁”。真的，我从不间断地每天在嘴上和心里这样祈祷……没有比愤怒所得的灵感，更能提高我的工作效能。当我愤怒时，我的写作、祷告及布道都会更精彩，因为那时，我的整个气质复苏，我的悟性变得敏锐。
这种夸张的激愤，也许是当时的时代风格。“在这方面，”博学的加斯奎特（Gasquet）红衣主教承认，“某些天主教传教士及小册子作家，并不亚于路德。”咒骂为聪明的雄辩家所期望，为他们的听众所喜爱。文雅有时反而会被人视为怯懦。当路德的太太责备他——“亲爱的丈夫，你太粗鲁了。”——他的答复是：“砍小树枝，用切面包的小刀就可以了，但砍一棵橡树，不用斧头怎么行？”一个温和的回答能够化解暴怒，却无法瓦解教皇的制度。一个尽量使用高尚的言语的柔和的人，将会从如此拼命的战斗中退缩。它使得教皇开除教籍和皇帝禁令脱了一层厚厚的皮——较之伊拉斯谟为厚。
路德的成就，植根于他坚强的意志，由此产生他的自信、武断、勇气和不宽容。不过，路德也有某些和善的美德。进入中年以后，他极度地好交际和令人愉快，且对所有需要慰藉或帮助的人，他是力量的支柱。他不摆架子，不修边幅，从没有忘记他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不赞成将他的作品印成专集，恳求他的读者代之以《圣经》。当他的门徒在新组成的教会上，建议冠上他的名字时，他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当他讲道时，他将言辞变换为听众的用语和理解力的范围内。他的雅谑，极富田园风味——粗俗、欢噪，大有拉伯雷（Rabelais，译按：法国雅谑讽刺大家）的情调。“我的敌人调查我的一举一动，”他抱怨说，“我在维藤堡放个屁，他们在罗马立刻就会闻到。”“妇女之所以要戴面纱，是为了天使；我之所以穿裤子，是为了小姐。”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曾作过如此妙喻，却没有过如此残忍的报告者。说出这些话的同一个人喜好音乐，他所作的圣歌，有的如清流曲涧，有的如雷霆风雨，而且把它们谱成罗马教会使用过的多音旋律，而神学上的偏见也得以暂时平息。“我决不以为任何事情放弃我那卑微的音乐天赋，无论多伟大的事……我坚决认为……音乐仅次于神学，在一切其他的艺术中，是无可比拟的。除神学外，惟有它能够使我们内心感到宁静愉悦。”
路德的神学使他趋向于温和的伦理，因为他以为：一个人不能因善行而获救，获救之道，在于信仰基督的赎罪；信仰如能维持于不坠，即令有罪亦可以获救。偶然的小过失，在路德看来，对走在直而窄道上的我们，反而有振奋的作用。由于看厌了梅兰希顿为了非神圣的小过失竟终日惶惶，而把自己折磨得消瘦憔悴的样子，路德以其活泼的雅谑告诉他：“人难免犯罪，上帝所能赦免的只是一个诚实的犯罪者。”但却蔑视那些无精打采的曲解者。不过，假定我们就此偶然的玩笑而指责路德，那是荒谬的。有件事是清晰的：他不是清教徒。“我们挚爱的上帝意欲我们吃、喝和快乐。”“我处处寻找和接受快乐。感谢上帝，现在我们了解只要问心无愧我们便能快乐。”他容许他的信徒礼拜日宴会跳舞。他赞成娱乐，下得一手好棋，视玩牌为一种对未成熟的心智的无害消遣。关于跳舞，他发表了高见：“舞蹈是一种集体礼节训练。少年男女，经由舞蹈可以彼此建立友谊；在这儿，可以监视他们的交往，而且也能给予体面的会晤机会。他们的舞会，有时我本身也很想去参加，不过我怕这些年轻人会因我的加入而少转了几圈。”某些新教传道者主张禁演戏剧，但路德更宽容：“我们不能因戏剧里偶有粗俗和私通的情节，便叫基督徒完全不看戏；假如为了这样的理由，那么，《圣经》也必须丢弃了。”一般说来，路德所持的生活观念，对一个认为“所有自然的意欲，要就是无神，要就是悖神”，和10人中有9人的灵魂为上帝命中注定，要进永恒的地狱的人来说，有其不寻常的健康和快乐。路德本人和他的神学比起来是和善的。
路德智力颇高，但太为少年时代的瘴气所影响和为战争血红所染，因而不能产生一套理性的哲学来。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小妖精、巫婆、恶魔，相信活蟾蜍可以治病，也相信“睡魔”专找出浴或熟睡中的少女，在惊吓中使她们成为母亲。他视星相学为荒诞不经，但有时却使用星相学术语。他颂扬数字，认为是“依赖证明和确然无疑的证明”。他赞佩天文学对星群的大胆探究，但几乎和所有当时的人一样，不接受哥白尼的学说，因其和《圣经》相抵触。他坚决主张，道理应该停留在宗教信仰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有一点他无疑是对的，他以为操纵历史的杠杆，毋宁是情感而非思想。创造宗教的人，是世界的推动者。哲学家代代以新的语法表达部分的极端无知，倨傲地谈整体。因此，当伊拉斯谟推理时，路德则祈祷；当伊拉斯谟向王侯乞惠时，路德则对着上帝说话——迫切地，如同一个曾经在主的战役中艰辛奋斗而有权被应允的人，卑微地，如同迷失在无限空间中的小孩。由于深信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他面对不能克服的障碍，且获得胜利。“我承载全世界对我的恶意，皇帝、教皇及其扈从的怨恨。但是，在主的名义下，前进吧！”他有勇气公然反抗他的敌人，因为他没智力去怀疑他的真理。他当他该当的角色，做他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