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之胜利（1542—1555）
路德逝世后一年，新教在日耳曼碰到了一场大灾难。1545年，查理五世在新教部队协助下，逼着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签订克里皮（Crépy）城下之盟。苏里曼与波斯作战，5年中暂时无法西顾。教皇保罗三世于是对查理说，如“你以全副兵力，转而消灭‘异端’——新教，则我给你110万金币、1.2万步兵及500匹马”。查理本来就有“粉碎新教，利用统一的天主教以巩固其统治”的想法，于是就动心了。事实上，在日耳曼由于新教诸侯的妄自尊大，他们和他事事都要讲条件的情况下，他哪里像个真正的皇帝？在他的心目中，新教根本不成什么教。路德与其他天主教神学家的争辩，在他看来那是毫无意义的。新教使他感到讨厌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为诸侯结盟提供了反抗他的理论；第二，形成决定下届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政治势力；第三，有些新教徒对他极不恭敬——有用小册子或漫画讽刺他的，有用言语侮骂他的，很多传教士甚至说他是“撒旦之子”。关于以上各点，过去由于形势所迫，只好忍气吞声。但现在是他翻本的时候了。为了巩固统治，为了集中意志和力量，他决定不惜一战。
1546年5月，查理一面对西班牙、意大利、日耳曼及苏格兰中受他统率的部队下动员令，一面把他的心腹干将，阿尔瓦（Alva）公爵召到他的身边。他在雷根斯堡召开诸侯大会。会中当新教诸侯之代表，问他动员部队目的何在时，他的答复是，他想对日耳曼恢复帝国声威。在这次会议中，他赢得了阿尔伯丁萨克林摩勒科斯公爵的支持，他是日耳曼军事领袖中最年轻、最能干、最富野心者。富格尔家族答应财政上支援。教皇颁下敕令，在这次圣战中，凡协助皇帝者有赏，凡反抗皇帝者逐出教会。查理首先拿来开刀的是恩斯特丁萨克森的约翰公爵，及胡斯的菲利普。他下令削去他们的爵位。他宣称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了分散反对者的阵营，他伪称，凡属其他新教徒地区，他都一概不加干涉。他令他的弟弟斐迪南对波希米亚地区，做出同样保证。为了叫摩勒科斯不动，他答应将来让他取代约翰做萨克森选侯。其余，如科伦及勃兰登堡之选侯、巴拉丁挪领地伯爵及新教之纽伦堡领袖，一面心存观望，一面心怀恐惧，纷纷表示中立。至于萨克森之约翰、胡斯之菲利普、安哈尔特之诸侯及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及各城市，由于充分了解查理不但要消灭他们的宗教，而且要吞并其土地与人民，于是乃决定拼死一战。他们全力动员，结果最后集结了5.7万兵马。为了先发制人，约翰与菲利普率兵南下求战。但他们一离国境，斐迪南和摩勒科斯即率兵直捣约翰后方。约翰回兵自救，战事于是爆发。战事开始之际，约翰颇为得手。但不幸中途发生了两桩事：一、菲利普部队因饷项缺乏而自溃；二、同盟各城市，受查理收买而引策自去。两桩事相继发生，使他几乎一蹶不振。在危急中，想不到传来一个好消息，教皇把他的人马从查理身边撤走了。原来保罗三世现在忽然想到，如果让查理获胜，如果消灭了所有足以和查理制衡的新教诸侯，查理便会变得非常强大。一个雄视南北的大帝国，对于教廷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大帝国的进一步发展，第一，必然蚕食教廷所属各国，第二，必不服从教廷管制。1547年1月，教廷部队的忽然撤走，导致了约翰在萨克森的胜利。据说，保罗三世听到约翰胜利感到非常得意。
查理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亲自督师向北。1547年4月24日，两军相遇于梅森之米尔堡。一仗下来，约翰全军覆没，自己成为俘虏。斐迪南主张将约翰处死，但查理则对维腾堡的守军说，如果他们开城投降，则他可留约翰一命。结果维腾堡降了，约翰被判监禁终身。维腾堡，此一日耳曼新教发祥地，自此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市镇易手之日，路德已在堡垒大教堂里安息。此时，菲利普拥有少数残兵作困兽挣扎。萨克森的摩勒科斯及勃兰登堡的约阿西姆（Joachim）对他保证安全，劝他投降。菲利普降了，但查理并未立即释放他。查理说，保证不是他作的，于是他判处菲利普徒刑15年。查理大获全胜，此时和他争雄的人没有了。因为亨利八世死于是年1月28日，弗朗西斯一世死于同年3月31日。神圣罗马帝国自查理曼以来，自此国势乃发展到最高峰。
但可惜好景不长，1547年9月，日耳曼诸侯集会于奥格斯堡向查理挑战。他们不承认他的独裁政府。保罗三世这时火上加油，指控查理为谋杀法尔内塞（Pierluigi Farnese）——教皇私生子——之凶手。巴伐利亚由于从来站在教皇一边，因此也竖起反抗帝国的大旗，1548年，很多新教诸侯联合强迫查理承认教职婚姻两种拜领圣餐式及发还所夺新教教产。由于形势所迫，查理一一承认了。这种承认，在他本属一时权宜之计，但这一来，却惹恼了教皇及天主教徒。教皇指责他越权，天主教徒则指责他恢复天主教信仰是假，扩张帝国领土是真。现在在维腾堡身为萨克森选侯的摩勒科斯发现，如果他再跟着查理走，他便非常危险，因为他所统治的人民大多数是新教徒。他对查理还有一点不满，就是查理忽视了他对菲利普招降所作的保证。善于见风转舵的摩勒科斯，于是秘密签署了一项新教徒诸侯于1552年1月所订的《尚博尔条约》（Chambord）。依据该约，法国亨利二世答应，如果他们起兵，他愿协助他们把查理逐出日耳曼。当查理在因斯布鲁克宣布解散部队，准备大做其太平皇帝的梦时，亨利南下了。亨利侵入洛林（Lorraine），连下梅斯、图尔及凡尔登。查理向摩勒科斯求救。摩勒科斯会合其他新教诸侯，率兵3万北上。当这3万兵快到罗马帝国城下时，查理才发现他们不是来救他，而是来为他送终的。查理一生以狡诈起家，这时看到无兵可用无险可守，于是准备先用缓兵之计挡一阵，然后再图解围。他令斐迪南要求停战，目的在使摩勒科斯的部队暂勿北上。但摩勒科斯早洞悉他的用意，于是一面善待斐迪南来使，一面挥兵进逼因斯布鲁克。1522年5月9日，查理发觉情势不妙，于是，趁敌兵未入城前，带着少数随从，连夜冒雨坐轿子出城，越布伦纳山隘（Brenner pass），直奔卡林西亚州（Carinthia）的菲拉赫（Villach）。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那天在阿尔卑斯山窝里差一点给冻死。
5月26日摩勒科斯及其他新教诸侯，以胜利者姿态，与斐迪南及少数天主教领袖相会于帕绍（Passau）。几经折中，最后斐迪南代表查理签订了一项条约（1552年8月2日）。条约内载明：一、立即释放菲利普；二、新教军队解散；三、新协商会议未召开前，新旧两教同时享有信仰自由；四、协商会议纵然召开，但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新旧两教之信仰自由，即无限期延长。摩勒科斯虽系以叛乱起家，但后来表现却很不错。他处世颇有政治家风度，不久即因平阿尔布雷希特之乱——此乱曾使半个日耳曼陷于无政府状态——悲壮殉国（1553年）。摩勒科斯殉国时，年仅30岁。
从此，查理放弃了他统治日耳曼的念头，转而向西和法国算老账。为了解决新旧两教争端，斐迪南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会议由1555年2月5日开到9月25日，由于斐迪南的耐心，结果该会给日耳曼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斐迪南发现，日耳曼由于诸侯并立根深蒂固，因此想建立一个像法国以中央政府统治一切的国家，一时很难办到。在会中，天主教代表虽占多数，但新教代表却有军事力量做后盾，奥古斯都继摩勒科斯为萨克森之选侯，成为新教徒之有力支持。新教徒一直坚持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通过的各条款，天主教徒发现，如果他们不让步，便会重启战端。查理因为年迈，要求选侯推选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其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项要求，不但新教徒反感，就是天主教徒也反感。因为菲利普有西班牙血统，大家都不愿接受他的统治。查理的要求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斐迪南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也很感兴趣。不过，斐迪南清楚，假如他得不到新教徒的支持，要在选举中赢得这个宝座是没有希望的。
一方面有武力做后盾，一方面情势正向有利方向发展，于是新教徒乃漫天要价：一、要求开放日耳曼全境给他们传教；二、要求新教地区禁止天主教传教；三、要求永远持有现在及将来所没收之天主教财产。斐迪南与奥古斯都斟酌双方要求，于是制定了下列原则。这个原则，可精简为四个字，即“人随地信”（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为了便于维持和平秩序，每一诸侯，必须就天主教及路德教之间抉择其一。臣民必须接受其“所在地之宗教”，如认为所在地之宗教不合适，则可径往合适地方迁徙。新旧教双方都不佯称自己是宽容的。新教萌芽之际，曾揭橥一项原则：信仰之基础，在于个人的判断。这项原则，过去曾引起旧教之反对，但现在即便新教领袖亦已视如敝屣。另外，由于这项原则容易引起派系之争，派系对诸侯统治不便，因此新教诸侯，亦多主张代之以教条权威。至于新教徒，现在也已完全接受查理及教皇“社会秩序之维持，与宗教信仰之统一密不可分”之观点。信仰基于判断之原则，对日耳曼显然有害，因为它带来仇恨纷争。宗教改革到此阶段，其结果是好坏参半，就人们之心地而言，显然比以前更褊狭，但诸侯对于所谓“异端”之处置，则又已较前宽大——从前对于异端是活活烧死，现在，则仅给予驱逐出境处分。各式各样的无谬论之分立，结果是导致彼此的日渐衰微。
这次会议所强调的是信仰自由，但事实上，自由的不是信仰而是诸侯。现在每一位诸侯，像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在其领域内，已变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们有权指派绝对效忠于他们的人领导宗教。这就是“国家全能论”（Erastian principle）——主张国家可以支配宗教的一种学说的最好例证。[1]领导新教走向胜利的人，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诸侯不是神学家。诸侯所获胜利的成果是丰硕的：在领土主权上，他们超越了皇帝；在宗教主权上，他们超越了教会。新教自始，便是国家第一，宗教其次，不过这里所谓的国家，不是指整个日耳曼而是指诸侯国。对整个日耳曼之统一而言，宗教改革对它不是助力而是障碍。斐迪南1558年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但他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连查理最倒霉的时候都赶不上。从这个观点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不是始于1806年，而系始于1555年。
日耳曼各城市，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也因诸侯之胜利而日趋式微。在从前，各城市所形成之自治区，系直辖于皇帝，诸侯不许干预。但现在，诸侯的权势已高过皇帝，因此，他们要干预皇帝也没有办法。促使各城市的衰落，还有两大原因：一、荷兰贸易之勃兴，使日耳曼货物竞沿莱茵河而出北海；二、威尼斯及地中海商业凋零，因此，日耳曼货物已不再由南方各城市转运。宗教改革在日耳曼之所以能够成功，各城市在思想经济上贡献不小。但现在，各城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相继低落，因此，思想文化之活力亦随之渐告微弱。
《奥格斯堡和约》奠定后5年，梅兰希顿才逝世。米氏对于这种和平并未存多大奢望。米氏新教领导地位之奠定，一方面，固在代表新教和天主教协商，一方面，则为其对于教义之贡献。他对路德的神学理论，有着许多重要的改进。他完全扬弃了预定论及圣肉实存论。在获救方面，他一方面同意路德的善行不足恃，但他并不完全忽视善行。梅兰希顿的这些见解，其后在新教中曾引起“菲利普派”（Philipist）——特指梅兰希顿及其信徒——与“路德正统派”（orthodox Lutherans）——特指以耶拿（Jena）为首的一群新教徒——之争。后者指米氏为“叛逆”，为“撒旦的奴隶”，前者则指后者为“偶像崇拜者”，为“笨蛋”。这种争执愈演愈烈，双方有时且运用影响力，令政府以对待异端方式对待对方。卷入这项争端的教授，不少且受到排挤或监禁。梅兰希顿虽同意路德维持农奴制度，标榜王权神圣主张，但他认为新教运动与其和诸侯携手，不如和自由城市如苏黎世、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及日内瓦等地之贵族结盟。在最足以显示米氏个性的谈话中，他的态度极似伊拉斯谟一派，他说：“我希望我们把论点限于谈《福音》，谈人类弱点，谈神的恩赐，谈宗教组织，谈真实信仰。给人们保证，并定下正当行为的规矩，这不就是基督教义的本质吗？其余的只是烦琐的学究争论和派系的争执。”当死亡来临时，他把它当做一种从“神学家的愤激”和“这个诡辩时代的残忍”中的解放而表欢迎。像梅兰希顿这样一个天生适合做学问、友善而又爱好和平的人，历史却错派了他去当革命战争的将军。
[1]国家全能论，亦名埃拉斯都论（Erastian principle）。埃拉斯都（Thomas Erastus，1524—1583）为瑞士神学家。此论虽以其为名，但从其著作中，却找不到明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