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36—1541）
1536年3月，《基督教原理》付印后，加尔文匆促地横越阿尔卑斯抵费拉拉。据传统推断但非一般人所承认的说法是，他去那里的目的，是向新教徒的雷内（Renée）女公爵、埃尔克里公爵二世（Ercole II）之妻、已故路易十二之女，为被迫害的法国新教徒求救。加氏的宗教热忱，使女公爵深受感动，因此，她即聘他为终身函授宗教教师。加氏5月回到巴塞尔，不久，乃冒险去其故乡努瓦永。其去故乡的目的，在于出售一笔财产。事情处理完毕，加氏乃携其一弟一妹赴斯特拉斯堡。行至途中阻于战火，他们到日内瓦便停了下来（1536年7月）。
日内瓦乃瑞士法语区的首府，历史非常悠久。在史前时代，沿湖即有人生活。居民建有不少伟大房舍，这些房舍，目前尚有存者。在恺撒时代，日内瓦乃一繁盛的商业中心。罗讷河自雷曼湖（Leman）出口，行经法国入地中海，河湖交界之处有一桥梁，该桥梁即昔日各商业通路交会之点。在中世纪时代，日内瓦系受该城主教之统治。这儿的主教，不但是宗教领袖，而且也是政治领袖。在一般情形下，主教由天主教地区教会选出。地区教会，事实上即该地之权力中心。日内瓦之政治结构，即未来加尔文教派结构之依据。在15世纪，位于阿尔卑斯南麓之萨伏依公国，控制着日内瓦地区教会，并使地区之教会领袖沦为其附庸。自此以后，本来清正严明的政府腐化了，本来道德高尚的教士堕落了。一位神父居然这样说，只要他所属的传教士们不讨小老婆，他也不讨小老婆。像诸如此类的风流韵事，充满日内瓦。
在宗教与公爵双重统治下，日内瓦豪门组成了一个60人议会。议会除负责制定法令外，另选出4人为执政。通常议会在主教大教堂，即圣彼得教堂举行。会中所讨论者，宗教民政各居其半。宗教民政，无一定之分界，有时，主教掌管铸币，率领兵马，议会整饬道德，管理娼妓。像特里尔、美因茨及科伦的主教一样，日内瓦主教也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路诸侯。不过，由于天高皇帝远，因此，日内瓦主教的行动是很自由的。现在，当地几位民政领袖，在弗朗索瓦·德·邦尼瓦尔德（Francois de Bonnivard）领导下，想使日内瓦脱离宗教及公爵的羁绊而独立。为了推进此一运动，这些“爱国者”曾与属于天主教的，及属于新教的伯恩结盟。参加此一结盟的人弗里堡，德文叫做艾德格诺森（Eidgenossen），意即盟友；法文则讹转为胡格诺派，意即法国新教徒。1520年左右，日内瓦领袖大半为工商巨子。因为日内瓦不像维腾堡，而是一个商业都市，其商业，北达瑞士，南达意大利，西及法国。日内瓦公民，于1526年曾组成一个200人之大议会。大议会选出一个25人之小议会，小议会即为日内瓦的真正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经常和主教及公爵唱对台戏。一次主教宣称议会叛变，并召公爵部队前来。部队擒获主教，把他囚于奇尔隆（Chillon）。基于同盟关系，伯恩遂发兵包围日内瓦。公爵部队败绩，主教逃往阿讷西（Annecy）。拜伦式的英雄出狱了，大议会取得胜利。大议会因为恨萨伏依支持主教，因此改信新教，并独揽宗教民政大权（1536年）。这场好戏的演出，恰为加尔文抵达日内瓦之前的两个月。
这场革命理论上的英雄是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像路德一样，他从小便是一个热情如火的虔诚青年。在巴黎，他深受雅各·勒菲孚·戴大普（Jacgues Lefevre d'Etaples）之影响。从他所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注释里，法雷尔找不到教皇、主教、免罪、炼狱、七圣礼、弥撒、教士独身、玛利亚及圣徒崇拜等存在之理由，于是，他的正教思想动摇了。由于鄙弃圣职授任，因此，他的传教均发自自己的良知。他在法国及瑞士各地，一面云游一面传教。这个身材不高，体力不壮，脸色苍白，胡须火红，但两目炯炯有神，发言具金石声的青年，逢人便说，教皇是基督的叛徒，弥撒亵渎神圣，崇拜教会雕像就是崇拜偶像，而这些都是该打倒的。1532年，他到日内瓦去宣扬他的这一套。主教方面的特务人员把他抓起来，并准备将这个“路德狗”投诸罗讷河。幸而民政人员从中作梗，因此他仅挨了一顿揍。死里逃生后，他去拜访25人小议会。小议会中的每一个人居然都给他说动了，在彼得·维雷（Peter Viret）及安东尼·福门特（Antoine Froment）等人协助下，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宣传精简有力，因此大获一般人、甚至许多天主教教士的支持。1536年5月21日，小议会下令取缔弥撒，并将一切圣像圣物清除出教堂。教会财产一律判属新教，指定充做宗教、慈善及教育基金。教育实行强迫制，但一律不收学费。最厉害的，是制定了一种法规：凡属公民，均应宣誓信奉《福音》；凡不参加新教礼拜者，一律应驱逐出境。以上，便是加尔文到日内瓦时的宗教背景。
法雷尔现在是47岁。按实际年龄，他比加尔文仅大1岁，但就其性急冲动与能言善辩而言，他似乎比加氏年轻20岁还不止。像法雷尔这种人，可说是奠定及推进宗教改革之理想人物。加尔文则颇不一样，他不好活动，他的理想是一生从事研究及写作。他自己感觉，他适于与神相处而不适于对人。但是，法雷尔以《圣经》先知惯用的语言和态度去影响他。他说，如加氏所选择的，是研究写作，而不是冒险宣扬神的话语，则他可能遭受天谴。听到这些话，加尔文于是改变了心意。经由议会及地方宗教领袖的同意，未经圣职授任，1536年9月5日，加氏即在圣彼得大教堂开始传道。他所讲的，是《保罗达罗马人书》的前几章。现在的日内瓦，除少数死硬教派外，处处充满着新教的色彩。在此，保罗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罗马教廷奠基者彼得的影响。
是年10月，加氏由法雷尔及维雷陪同，前往洛桑（Lausanne）解决一项宗教纠纷。在那儿，他们说服了这个城市，使之参加新教阵营。他们回到日内瓦，正逢一桩盛事，即圣彼得大教堂所有传教士，重行宣誓献身上帝。所有传教士认为，既然接受《圣经》为神的话语，则他们便有责任实践《圣经》的道德规律。日内瓦改奉新教之后，大家发现，人们除了耽于唱歌、跳舞、饮酒作乐外，还不断发生赌博、奸淫之事。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内瓦市区处处都是娼妓。在娼妓中，居然有组织有首领。就法雷尔与加尔文来说，容许这种现象存在，即无异于背叛上帝。
为了重整宗教道德，法雷尔发表了一篇《论信仰与秩序》（Confession of Faith and Discipline）的文章，加尔文发表了他的另一名著《教义问答》（Catechism）。这两种文献，于1536年由大议会核准为重整道德之依据。根据这两种文献，市民中如一再违反道德规律而劝阻无效者，于逐出教会后再驱逐出境。1537年7月，大议会规定，所有市民均应赴圣彼得大教堂，宣誓接受法雷尔的理论。任何人，凡有信奉天主教的表现，如持有念珠、保有圣物或于某圣徒纪念日行纪念等，均应议处。妇女乱戴帽子者，应予禁锢。赌博者，应给他戴脚镣。通奸者，流放前应先游街示众。日内瓦革命英雄波尼瓦尔德，由于行为放荡，也曾遭受警示。
日内瓦人虽惯于接受宗教统治，但过于严苛的宗教统治，便感到难以接受。过去在天主教统治下，道德要求很宽，他们尚感不便，现在新教的规定使他们动辄得咎，于是他们便准备反抗了。日内瓦的爱国志士，过去曾把日内瓦自主教及公爵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现在，他们发现，日内瓦又不自由了。不自由的桎梏，是由新教狂热的教士加上去的。爱国志士，秘密的天主教徒，加上一个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为自由党（Libertins）[1]——于1538年2月3日，在大议会中形成多数，于是，他们乃以新议会的名义，令教士勿过问政治。法雷尔及加尔文，一方面宣称议会为非法，同时坚持，若议会不收回成命，他们即不举行圣餐晚礼。4月23日，议会决议解除法雷尔及加氏教士职务，同时命他们3天内离境。市民对议会措施表示支持，曾公开大举庆祝。法雷尔应纳沙泰尔市（Neuchâtel）之聘，前往布道。在那儿，他消磨了自己的余生。他死于1565年，现在那儿还留有他的一块纪念碑。
加尔文所去之处，为斯特拉斯堡。该城当时是属神圣罗马皇帝统治的自由城市，统治权操于名为“外乡人教会”（L'Èglise des Ètrangers）的新教会众——教徒大半来自法国——之手。在那儿，教会每年给他的圣俸是52个基尔特（约等于1 300美元）。为弥补开销之不足，他卖了他的藏书，同时把房间提供学生寄宿。由于感到单身不便，他遂请法雷尔及布塞尔为他找对象。他说：“我不是一个登徒子，给女人手指一碰，便迷糊得忘记她一切缺点的人。因此我的理想对象，必须具备下列各点：贞洁、亲切、不啰唆、节俭、有耐性、关心我的健康。”先介绍的两位不成功，第三位是薏乐蕾·戴·毕儿（Idelette de Bure），一位穷寡妇，带着几个孩子，他却中意了。1540年，他和薏乐蕾结婚。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惜还没有长大便夭折了。1549年加氏之妻死了，加氏每提到她，便感到无限怀念。这和加氏公开严肃的一面，恰成一强烈的对比。15年残余岁月，加尔文在家所过的，全属孤寂的日子。
当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日维艰时，日内瓦有着许多事故发生。法雷尔及加尔文之被逐，对流亡的日内瓦主教是一大鼓励。他成天在想，如何胜利回到日内瓦，恢复他从前的地位。他的第一着棋，是请亚科波·萨多雷托（Iacopo Sadoleto）写一封《给日内瓦信》，敦促日内瓦恢复天主教信仰（1539年）。萨多雷托是位道德高尚的人文主义学者兼红衣主教，他曾建议教皇，以温和手段处理新教争端。其后，被指为异端的瓦尔多（Waldenses），在卡彭特拉斯（Carpentras）即因受到他的庇护，而逃过集体屠杀的厄运（1545年）。他以极漂亮的拉丁文，极客气的字眼，向“兄弟般的日内瓦长官、议员及公民”致意。在长达20页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他的礼貌及其神学观点。他特别指出，新教之派系林立与互相倾轧，乃领导者追求权势之结果。他要人们以此与几世纪来都保持统一的天主教相比较。他要人们细想，真理究竟是在四分五裂的新教一边，还是在累积数世纪经验天主教的一边。他最后的结论是，让谁替你们服务，聪明的日内瓦人一定有所抉择。
日内瓦议会，对他的恭维表示感谢，并答应照他的指示去做。这时，日内瓦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学识，足以对这封信提出异议。当部分市民准备解除他们对法雷尔的宗教与秩序的誓约时，日内瓦真有恢复信仰天主教的样子。加尔文得知这种情况，于是殚精竭虑写了封“复红衣主教书”，信中提出了他的答辩。以风度对风度，以文章对文章，将新教神学说得头头是道。他指出，他之所以背弃天主教并非基于个人野心，他说，他相信如果他留在天主教，地位环境一定比目前要好。他说，他不否认天主教的存在基于神意，但他认为，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的罪恶深渊。他反对萨多雷托只重视教廷会议的智慧，而忽略了《圣经》的智慧。他认为教廷的腐败，今天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除革命外已无任何其他途径可循。最后，他指出，新旧两教如能携手合作，就宗教教义、仪式、人事，来一次全面革新，然后来谈宗教统一，天上的基督一定会大加赞赏。这封信强而有力，其中除论述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罪恶深渊外，一般措辞，均极高雅——这在以谩骂为能事的那个时代是罕见的。路德在维腾堡读到这封信，一方面不住地赞美，一方面大骂该死的红衣主教。“我十分赞成，”路德说，“上帝会叫人出来……收拾我所发动的这场反基督者的战争。”日内瓦议会认为这两封信都很宝贵，决定由公家出钱把它们同时印出供人欣赏（1540年）。读过加氏信后，日内瓦人开始后悔：不该将加氏驱逐出境。他们说，这一来使他们损失了一位对瑞士宗教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
由于下列因素的出现，更使人对加氏追念不已。接替法雷尔及加尔文的传教士，无论在布道及维系道德方面，都显得非常无能。人们轻视他们，且又回复了改革前的放逸生活。赌博、酗酒、斗殴、奸淫事件，常常发生。到处充满靡靡之音，人们赤身露体招摇过市。领导驱逐法雷尔及加尔文的四个官员，一个，因谋杀罪判处死刑；一个，因伪造文书受罚；一个，犯了叛国罪；一个，因拒捕被杀。控制议会的工商人士，发现议会一团糟。由于领导乏人，因此秩序混乱。由于秩序混乱，因此工商业无从发展。让被逐的主教复辟？议员怕受更换，或被逐出教会。怎么办？慢慢大家想到一个办法：请加尔文回来。1541年5月1日，议会取消过去对法雷尔及加尔文之驱逐令，并宣告恢复他们的荣誉地位。议会为劝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持宗教事务，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又一个代表团。法雷尔并不介意议会对他未像对加尔文那般盛情的邀请，当议会代表团对劝加尔文之回驾感到无能为力时，他却挺身而出，以劝回加尔文自任。当时的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已经住惯了，那里的人希望他留下，他本人对回日内瓦也无多大兴趣。但因盛情难却，最后仅同意到日内瓦作一次礼貌上的拜访。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返回日内瓦，日内瓦的盛大欢迎使他深受感动。致敬了又致敬，道歉了又道歉，保证了又保证——保证在加尔文领导下信奉福音建立秩序——这一来加尔文想走也走不成了。9月16日，加氏写信给法雷尔：“你的盛情我领了。我已决定不离开日内瓦。愿上帝赐福大家。”
[1]加尔文为控告此一团体成员道德上之放荡不检，特给libertine一字赋予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