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1529年11月3日于威斯敏斯特集会之国会，上院，最具势力之集团为贵族，下院，最具势力之集团为商人，同意支持下列三大政策：第一，减少宗教财富及权力；第二，维持与佛兰德斯的商业关系；第三，支持国王为获男性继位者之努力。第三项政策的通过，并不意味大家赞成安，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她太冒险，也不意味大家不赞成凯瑟琳，因事实上同情凯瑟琳者大有人在。下层阶级，政治上这时毫无力量，一般都不赞成离婚。北方各省，由于虔信天主教，因此惟教皇的马首是瞻。亨利为防止北方各省的反对，故除不许教皇管理教会外，一切都维持天主教传统。不许教皇管理教会，系基于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英国较德国尤甚，王权就是靠这种意识提高的。教士阶级，尽管很恐惧亨利变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但谁也不敢说他拥戴教皇，因为教皇所代表的显然系外国势力。

1528年左右，一个叫西蒙·费施（Simon Fish）的人，发表了仅仅6页的一本小册子。亨利看后，没有意见，其他人看后，衷心赞许。小册子以《穷人的恳求》（Supplication of the Beggars）为名，请英国国王全部或一部分没收英国教会财产：

远在陛下高贵祖先之世，这些人就巧妙地混进来了……一批顶着上帝名义的懒虫、乞丐、流浪汉……美其名曰主教、院长、执事、副主教、辅佐司教、神父、修道士、教士、修道僧、赦罪者、聚会召集人。在数不清的名义下，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虫，善募强讨的结果，陛下的国土，1/3以上，已入他们的掌心。现在国内，最肥美的土地，最宽广的庄园，大半都是他们的。这还不算，他们更名正言顺地对稻麦、牧场、牧草、羊毛、小马、小牛、小羊、猪、鹅、鸡等征收1/10的税……还有，他们还放款取息。他们对利看得很重，穷家妇女，如不能于复活节算还利息，或以鸡蛋或以其他物品抵偿，则她们便休想安度复活节……为了赚两三个杜卡特，妇女要为他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不过要赚便宜钱也有办法，那就是妇女陪神父、修士、修道僧睡一个小时，便至少可获20个杜卡特。

贵族与商人或也承认这份指控是有点过了火，但是一想到了那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教产还俗，也就不再顾虑其他了。法国驻英大使德贝利（Jean de Bellay）写道：“权贵们有意检举教会并尽散其财；他们是公然地这样要求的，所以我也无须用密码来报告……我想僧侣们是不再能掌有国玺了。”——就是说，不再能统领政府了——“再者，他们也可能在国会里受到严厉的警告。”沃尔西曾挡驾这种对教产的攻击，但是他栽倒了，留下来的是无力可施的僧团，他们惟一能借以自重的是衰落中的民间信仰；更糟的是那本可用其特权、禁令、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教廷，如今却是王室愤怨的主要对象，而且，教宗本身还是大帝王们争权夺利下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民意要求，约束英格兰教会的立法应予通过，再不然，也需由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大主教召集教士会议而予以接受。可是，这样的集会就能缓和国王的怒火吗？就能扼制国会里反教会的风潮吗？

战斗是由下院开启的，拟了一份上国王书，宣布对正教教义的信仰，但是强烈地批判僧团。这就是有名的《控诉法案》（Act of Accusation），指控教士会议没有得到国王或国会的同意就私行立法，严重地限制了百姓的自由，动不动就责难百姓或苛罚重款；榨取钱财以行圣礼；主教们把圣职给某些年轻人，称他们为侄子，却又瞧不起这些青年或对被任以圣职的人全无了解；他们征税和处以罚款的权力都被贪婪的主教剥夺了；主教们乱捕无辜，囚禁百姓，又不让人家知道犯了什么罪；恶责和重罚百姓，只是为了轻微的异端嫌疑；这项文件的结尾是请求国王改革上述各种弊端。亨利国王很可能也亲身参与这项请愿书的撰作，当他收到下院的这份请愿书后，只列明各项要点要求回复。主教们承认某些罪咎，但认为那只是少数个人的意外事件；他们辩称主教廷府廉正无私，并祈求虔敬天主的国王，像贬斥路德那样来帮他们压制异端。然后，很惆怅地误解了国王的脾气，居然说出了这般火药味十足的话来：

由于我等认为我们立法的威权是根基于天主启示的《圣经》与圣教会的决意上……我等无须提示我们所执行的指控与义务，因为那乃是天主的赋予，与我王的许可……因而我等谦卑地恳祈王上……继续维护我等依据天主的威权，以他为名，为了匡正德行与维护基督的信仰所立的种种法律与禁令。

亨利此时想动手，可是，他现在还不去管他。他现在第一要做的，是要国会同意他的一项特殊请求：免他归还向老百姓所举之公债。[1]对此，众院先反对后同意。接着，众院又通过了三项法案。这三项法案，目的均在贬低教士权威，不让他们查验遗嘱，不让他们抽死亡税，不让他们领双重圣俸。对这三项法案，上院反对得非常激烈，因为上院中有着不少主教和僧院长。不过，反对了一阵之后，终于修正通过了。通过此类法案后，国会即于12月17日宣告休会。

1530年夏，英国国王接受了一桩颇为花钱的建议。剑桥一位神学博士报告亨利，关于教皇有否权力批准弟娶其嫂之事，将由欧洲若干具有名望之大学投票决定。亨利所望的是无权批准，查理所望的是有权批准，于是，双方派驻各国特务，遂展开一场贿赂战。亨利处处送钱，查理除送钱之外，甚至把恐吓也加上。这场战争，亨利与查理，在意大利是平分秋色；路德派大学，对“基督教卫士”不利；巴黎大学，在弗朗西斯压力下，投的是亨利的票；牛津与剑桥，系处于亨利威势之下，自然非投亨利的票不可。

为了加强其对教士阶级的控制，亨利于1530年12月，透过其首席检察官发布了一项通报。通报大意说，政府对凡支持沃尔西运用教皇权力的教士，通通要按《王权侵害法》处断。1531年1月16日，国会及教士会议（Convocation）集会，英国国王特务机构宣称，教士中，凡愿认罪悔过，且缴纳11.8万镑（约合1 180万美元）罚款者，即可免按《王权侵害法》处断。教士纷纷叫屈。他们说，沃尔西之接受教皇敕令，全与他们无关；据他们所知，沃尔西及洛伦佐·坎佩基奥之所以接受教皇敕令，全是为了受理英国国王案件，因此，他们所知者英国国王亦知。他们说得非常对，可是他们不知道，亨利目前正需钱用。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国王于是要求，要全体教士承认他为“英国教会及教士之最高保护者”，换句话说，他们不得再效忠教皇。教士含糊其辞地提出种种折中方案，可是亨利硬要他们摊牌。最后，即1531年2月10日，大主教渥兰才勉强代表大家发表意见。当这位81岁的大主教说“听凭基督的旨意”时，全体教士继皆默然。默然解释为同意，于是英国国王的要求乃变成法律。亨利为了安抚各大主教，特许他们有审理异端之权。

国会及教士会议，于是遂于1531年3月30日休会。是年7月，亨利移凯瑟琳于温莎，并誓永不相见。不久，当他令玛丽公主住于里士满时，他又将她自温莎移至安特希尔（Ampthill）。凯瑟琳所有珍宝首饰，亨利索性一起交给安妮。查理要教皇克莱门特替他抗议。1532年1月25日，克莱门特致书亨利，一面指斥他之通奸行为不当，同时，劝他于婚姻是否无效未确定前，接回凯瑟琳而离开安妮。亨利仍沉醉于温柔乡，根本不理这一套。就在这段时间内，他写给安妮一封卿卿我我的信：

我的心肝，你走后，我感到一片空虚寂寞。别后，两周以来，日子长得难以打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太好，以致我的爱情之火在燃烧……但当我想到我很快就可到你身边时，我所受爱情煎熬的痛苦无形中便减轻了一半……想到我（特别在一个静静的黄昏），能躺在你的怀里，嗅到你的乳香，尝着你的香吻，我便快乐无穷。这封信，是写自一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深爱你之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