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领域
英国如果不是因为文学，至少也是因为印刷之发达而悸动。英国不仅是人口增加，特别是在城镇，尤其以伦敦为然，而且，读书写字之能力也已普遍而为商业、工业以及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萌芽中的中产阶级嗜好书籍，视其如一种荣誉及慰藉之物；女士们喜爱书籍，倾听并览读理查森及其小说创作。由于巡回图书馆的设立，阅读的大众更有增加。这一图书馆的设立，始于1740年；随后不久，仅在伦敦就有20所。集体的中产阶级代替了个人的贵族，一跃而成为文学的主顾，因此塞缪尔·约翰逊乃演出侮弄查斯特菲尔德的一幕。政府的补助金，不再经由政治大富之操纵而支配杰出的作家，如以前资助过艾迪生、斯威夫特以及笛福。
维新党与保守党，汉诺威党员（Hanoverians）与雅各宾党员（Jacobites）的激烈竞争，以及英国之日渐卷入欧洲大陆与殖民事务，使得人们渴望知悉外来的消息，报纸因而在英国历史上成为一股力量。1714年，伦敦定期出版的报纸有11家，其中大部分是周刊，1733年增加到17家，到了1776年已经有53家了。其中有许多是经由政治党派资助的，因为随着庶民之提高呼声，有钱的少数分子乃购买报纸以传布其思想。各报几乎皆刊有广告。《每日广告》（Daily Advertiser）创立于1730年，首次全部受理刊登广告；紧接着，一如早期的李维逊斯（Leviathans），它也增添刺激的消息以增广销路，并提高广告费。有一些历史性的杂志也在这个时期诞生：《工匠》（Craftsman，1726年）、博林布鲁克的《华尔波尔之祸》（Bolingbrokéscourge of Walpole）、成为蒲柏锐舌的《文丐杂志》（Grub Street Journal，1730—1737年）、庇护约翰逊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1731年）、只在1756年暂时停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755年）。许多英文报纸及刊物在出版后200年仍然存在。
所有这些期刊——日刊、周刊、月刊——赋予新闻报界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为不列颠生活的险夷与活力平添一些姿色。在禁止出版议会辩论资料的时候，华尔波尔却准许记者们极尽18世纪文学之刻薄来攻击他。孟德斯鸠来自言论不十分自由的法国，深感惊异于《文丐杂志》以苛毒的笔墨大肆攻击唐宁街（Downing Street）。1738年有一位议员抱怨下院：
大不列颠的人民被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中前所未闻，类似至高权威的权力统治着。该权力，诸位议员先生，并非在于王子的绝对意志中，或是在国会的决定方向中，或是在军队力量中，或是教士的影响中，而是在报业政府中。充斥我们周报的文章较之国会的法令更受人们的敬爱。抑有进者，这些庸儒的情绪所给予多数人的力量，竟然重于王国中最佳政治家的政见。
印刷界更以新的狂热工作，以应广大的需要。在伦敦有150家印刷厂，在全英格兰有300家。在该时代中有两家——卡斯隆（Willim Caslon）与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在他们印刷铅字上留下了英名。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印刷、出版、出售三部门仍然合属同一公司。有一个现存的公司“长人”（“Longmans”）就是在1724年诞生的。出版者（Publisher）通常是指作者，售书的人称为书商。有一些书商如约翰逊的父亲，将他们的书籍带到市集，或从一城转移到另一城，而在集会日设个摊位销售书籍。一册装订妥当的书索价2先令到5先令不等。但在1750年，1先令大约值1.25美元。国会在1710年通过版权法案，保障作者或其让受人。书籍的出版财产权14年，如果作者活逾第一个保障时期，可以将保障权延长而为28年之久。该法令仅能在联合王国内受到保障，爱尔兰与荷兰的出版者可以出版翻版书，并且售至英格兰（迄至1739年）而与酬购该版权之书商竞争。
在这些冒险的翻版廉售的情况之下，书商严谨地与作者讨价还价。通常，作者出售版权，只得一笔平廉的数目。如果书籍格外畅销，书商或许会付给作者一笔额外的利润，但是这种给付并非义务性质。一本名作家的作品可以得到100英镑到200英镑的待遇。休谟所写的《英国史》一书，是唯一例外，取得了每册高达500英镑的价钱。作者也可以接受预约，如波普之翻译《伊利亚特》便是如此。通常，在这种情形下，预约者先付议价之半，另一半则在交书时偿清，作者则需付款给出版商。
绝大多数的作家生活奇苦。西蒙·奥克利（Simon Ockley）以10年时间撰写《回教徒历史》（History of the Saracens，1708—1757年）以后，终因债务累累而被送进牢狱，其著作是在囹圄中完成。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经常在夜里因无栖身之所而徘徊街头，塞缪尔·约翰逊在成为英国文坛霸主以前也贫困了30个年头。文丐街（现弥尔顿街）是史上“诗文与贫困”（约翰逊之语）的栖所。在该处，受雇的文人——记者、翻译员、编辑、校对、杂志投稿者、主编等——有时三人共床，又因缺乏衣服而穿披毛毡。贫困之源与其说是由于书商之压榨以及华尔波尔之漠不关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群庸才，彼此相互廉售，造成空前未有的文学市场之为存货所充斥。在文字商业上，失败之凌驾成功之上，以及文学与贵族之庇护仳异，共同贬抑了作家的社会地位。而在同时，法国的诗人、哲人、史家却被迎入了极其华美的家庭与温馨的怀抱里。在英国——除了两三个例外——文人被逐出了社交界，沦为浪荡不羁的怪异人士。或许，这正是威廉·康格里夫乞求伏尔泰不要将他列入作家之列的缘故。蒲柏抗议当代的歧见，声称自己是位诗人兼绅士。他所谓的绅士，意指“出身名门”的人，而非举止彬彬之士。这是一幅恰得其反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