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国在18世纪的许多基本冲突之一，乃是教会之仍欲控制教育。这一争执在1762年耶稣会被逐出法国，法国学校国有化，以及在大革命期间，教育俗世化之胜利而达到高潮。在18世纪的前半世纪，这一争论才只开始成形。

农夫中绝大多数不能阅读。在许多乡村社区中，甚至直到1789年，市政当局“几乎不能书写”。然而，很多教区都有座小学，由教士或受任者教导阅读，书写与基督教义，其对象主要是男孩子，教授者由每位孩童的双亲付些小费维生。如果父母支付不出这一小笔费用，则其孩童可申请免费就读。1694年与1724年的两道敕令，明白规定义务教育，但并未贯彻实行。许多农夫不让孩子上学，部分是因为农田工作需要他们的帮助，部分则因为农夫心里恐惧，认为注定要耕种土地的孩子，可能会因教育而惹起麻烦的冗务。在18世纪的前半期内，由于阶级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种种障碍，因此，教育根本无法保证地位的迁升。在各个村庄及小镇里，人们虽曾受过教育，但也很少阅读到与他们日常工作无关的任何读物。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教义，但只有在城市里，才有文学、科学与历史的知识存在。

在中上阶级社会里，大部分的教育都在家中由女家教兼保姆、私人老师、最后则由舞蹈老师加以完成。后者教导男女两性关于坐、立、行、言及姿态的优雅与礼貌。若干女子也自学有关拉丁文的课程；几乎所有非贫困的人都学习歌唱与弹奏大键琴，妇女更高的教育则在女修道院中进习，她们在那儿学得宗教知识、刺绣、音乐、舞蹈以及作为一个年轻妇人及太太的合适言行。

男孩们的第二级教育，虽然圣乐派与本笃派的教士也参与一份工作，但几乎完全操纵在耶稣会教士的手中。怀疑论者诸如伏尔泰与爱尔维修都是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许多知名的毕业生。在该学院里，修辞学（包括语言学、文学与口才）教授查理·波雷（Charles Porée）神父即在受业弟子中，留下了令人爱戴的印象。这些耶稣会教会学校中的课程在整整两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在教育上继续强调宗教与个性的培养，但教材大部分是古典的。古罗马的作者之原著仍为学生捧读着；大约有5至6年，年轻的学者与异教思想接触密切，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之受到一些质疑，并不足奇。复次，耶稣会教士“不遗余力地发展学生的智慧与热情”。他们鼓励参加辩论、公众前演说与演戏；学生们接受思想的组织与表达规则之教导；法国文献明晰的部分原因，乃是这些耶稣会学院的产品。最后，学生们部分透过亚里士多德，而部分则透过经院派哲学家而去接受理则学、数学与伦理学严格学科。这里，尽管各种结论都合乎正统，而推理的习惯却被留传为——也的确变成这一特殊的“理性时代”之特殊标志。鞭笞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此项教育甚至施及哲学学生，并且不论阶级的高低；即如尔后的阿尔让松侯爵与布夫莱尔（Boufflers）公爵，也曾经因为向他们可敬的教授射击豆粒而当堂受到鞭笞。

人们早已抱怨这种课程甚少注意知识的进步，教学过分的理论化，对实际生活无所准备，那种坚持不移的宗教教规的灌输，更加歪曲并关闭了心智的发展。巴黎大学校长查理·罗林（Charles Rollin），在其一度知名的《教育特性》（1726—1728年）一文中，即为古典的教学课程以及教育之重视宗教二者辩护。他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乃是促使人们变得更好；良好的教师“并不注重各门科学，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个人品德无所助益；如果不与正直相配合，纵然再深的学识也终归于零。他们看重正直的人甚过饱学之士”。罗林又认为，如果未将道德奠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则道德品格便很难培养。因此，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乃至于所有教学的目的，都必须是宗教。”当时的反派哲学家很快就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关于道德是否需以宗教为必要条件的论辩，一直持续不衰，即使今日，这项争执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