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狂潮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个定义。哲学家就是：在一个大透视图里，试着对任何事物探讨其存在与本质的任何一个人。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更特定地把这一名词用在那些探求宇宙、生命或人类的起源、性质、重要性与命运等合理观点的人身上。哲学不可被误以为与宗教相反，人类生命的大图景中应为宗教留下位置。但由于18世纪法国许多哲学家，按照他们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而对其怀有敌意，“哲人”这个词乃有暗指“反基督”的意思。通常，当我们使用法文词语时，此字亦带这种含义。所以我们应称呼拉梅特里、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为哲人，但我们却不应如此称呼卢梭。倘若从他为了维护感觉和信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发表过理性的言论这点上看来，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哲学家。同时，我们须容许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即一个哲人可能反对所有宗教，然而像伏尔泰却前后一贯自始至终宣称他信仰上帝。在“大革命”以前的半个世纪里，使知识分子激动的辩题并不全是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主要乃是这些哲人与当时存在于法国的天主教间的冲突。那是宗教因蒙昧主义、迫害、屠杀而玷辱其天职的几个世纪之后，法国人心中的郁愤。二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刺杀亨利四世（1610年）之举，以及法王路易十四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1685年）都是这种冲突演变成极端的典型范例。

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哲学家。爱尔维修指道“我们时代对哲学的嗜好”，而达朗贝尔则记载着：

我们的世纪自称为卓越的哲学世纪……从凡俗的科学原理到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富有意义的问题，从音乐到伦理学，从王子的权利到一般人民的权利……每一件事都受到讨论、分析、争辩……人们不能否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哲学已显示了相当的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累积了新财富……几乎所有知识的领域已演变出新的格局。

法国的哲学家是一批新鲜血液。首先，他们头脑清楚。他们并非狭隘的隐士，只是相互间谈些与世无争、幽古僻远的事情。他们是一群用“文字”的人，懂得如何运用文字让思想放出光芒。他们背向形而上学，认为那是一种毫无希望的追求；他们避谈哲学制度，认为它是虚饰空言。他们不写冗长繁复的论文，不费神从一个意念推演这个世界。他们写的乃是小品、令人开心的对话，佐以一些猥亵语，引发笑声的辛辣讽刺，一行令人信服的警句之小说。这些哲学家将他们的话语和谐地调入沙龙的日常交谈中；还在许多场合，向著名的淑女发表言论。以这些方式，哲学家行之有效地让自己的见解为人接受，且使无神论更有魔力。哲学因而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自学校移入了社会和政府。它也卷入权势的斗争之中，并在新闻中出现。由于整个有学识的欧洲视法国为时髦思想的主流，法国哲学家的作品遂流入了英、意、西、葡、德、瑞典和俄国而成为全欧的事件。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以能成哲人而感骄傲。当法国保守者预测法国的自由思想家正在暗伤法国的道德、统一和权力时，他们也许并未受到干扰。

印刷业创始人古登堡自有其绩效：印刷业传播了科学、历史、《圣经》评注、异教古典；哲学家如今可对较前更多且更有学养的听众讲演。他们并不认为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将知识大众化是种屈辱。并非他们对那个时代他们所认识的“普通人”有信心，而是他们自信“真理”的传播会改善人类的生活与行为。达朗贝尔认为“开导和启迪人们的艺术”是“在人类所能触及的限度里最为尊贵的部分和礼物”。“勇于认识”，成为这一启蒙运动，这一胜利、实现的理性时代之座右铭。

一世纪前，弗兰茨·培根曾力图唤醒的理性信仰，成为“自由”思想的基石与工具，亦即思想逐渐从《圣经》的神话及教会的教条里释放出来。理性出现于一种新启示的全部光辉中；此后，理性在各方面皆具其权威性，并试图以其本身灿烂的形象，改革教育、宗教、伦理、文学、经济以及政府。这些哲人承认理性的脆弱，就如同凡属人类的每件事之脆弱一样；他们了解理性可能被错误的逻辑或对经验错误的解释所欺蒙；他们亦无须等待叔本华去告诉他们，理性通常是欲望的仆人、意志的婢女。休谟，这位不列颠理性时代的领导者，可能是除了康德之外理性所曾遭遇最强的批评家。伏尔泰一再承认理性有其范围和限制，狄德罗同意卢梭的看法，认为情感比理性更为基本。几乎所有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认识到：大多数人，即使在最开化的国家里，因受经济基本需要与辛劳的压迫，而无时间致力于理性的发展，并且情欲与偏见比理性更会影响大多数人。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希望理性能够广传，并可从狭窄的自私及不公平的教条领域里获得解放。

因而，不顾他们生活的时代的实际情况，一股乐天精神弥漫于这些哲人中间。从未有人如此自信说，他们即使不能重新塑造自己，至少也可塑造这个社会。尽管“七年战争”之祸害，尽管加拿大及印度失给英国，但18世纪的下半期，一阵鼓舞人心的启蒙主义热还是使得老弱的法国又变得年轻而强壮。自古希腊雄辩哲学家时代以来，再不似现在充满过如许繁多的新观念、或如此有活力的探求和辩论精神；无怪乎杜若觉得周围“一股理性的骚动随处发展”。巴黎如今是欧洲文化的首都，因此启蒙运动乃像当年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一般广泛。诚然，它似乎是早期运动的逻辑顶点。文艺复兴运动曾超越了基督教而去探究异教思想。宗教改革运动亦已打破了教条式权威的束缚，并几乎弃置本身之意义，而使理性能够无限制地奔驰。如今，上述两者现代化的先驱，已能完成自己。人类终能从中世纪的教条思想及东方的神异怪诞学说里获得解放。人类终能摆脱那令人迷惑、恐惧的神学而无拘无束地站立起来，自由自在地去怀疑、探求、思想、搜集并传布知识，自由自在地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于理性祭坛及人类天职周围。此乃一伟大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