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就像当时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爱尔维修由洛克开始：所有的观念都来自感觉，因此亦来自个体经验。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是现在的感觉、或由记忆而复活的过去感觉、抑或通过想象而投入未来的各种感觉之结合。判断是对诸感觉间之差异有所知觉。理性则是判断的联结。

心与灵魂并不相同：心是心理状态之总和或结果；灵魂则是有机体之感受性，即接受各种感觉之能力。所有感觉都是物质的，灵魂则是物质里的力量。“所有的医学现象和自然历史都显示，这种力量始于器官之形成，与其共同生存，而当器官解体时，它也就随之毁灭。”动物也有灵魂。人类优于动物是由于他能够直立，这使他的前腿逐渐演变成能够抓取东西、操纵东西的双手。

由洛克开始，爱尔维修再以霍布斯进展下去。所有的行为都是回应眼前或过去感觉之欲望。欲望是服侍某些感觉所获得的快乐之回忆。情欲是持续的欲望，而其强度则依记忆或预期之痛苦与快乐而定。情感经常陷我们于错误，因它令我们将注意力执著于某一物象或情况之特定部分，而无法面面顾及。（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就是反应之延搁，以便获得更远大的眼光和更完整的反应。）然而，情感之于个性正如运动之于物质。它们提供动力，甚至对知识的动力。“一个人的心智成就依其情感强度而定。所谓天才，就是情感强烈的人；笨蛋则是毫无情感的人。”人最基本的情感是对权力的爱好。因它能扩大我们满足各种欲望的能力。

到此为止，伏尔泰将爱尔维修的著作比喻为“夹心蛋卷”——哲学界里各类思想的混合品，可说再恰当不过，但现在他进而前进到最特出的见解。既然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个体经验，个人与民族间观念之差异因而决定于个体或民族环境之差异。每个人出生时，对了解及判断都有同样的领悟力，并没有所谓天生优秀的心灵。“所有人都赋有一种足够令其自身杰出的力量”，如果环境、教育、情况对其有利的话。“他们能力的不平等源自由机会摆布的环境。”——

从婴儿离开子宫那一刻起……他不带着任何观念、任何情感走进生命。他唯一能感觉到的便是饥饿。我们并非在摇篮里（即非由遗传）接受骄傲、贪婪、野心这些情感，以及对荣耀与尊崇的欲望。这些产生于社会中的情感必存在于早已建立的风俗与法律之后……一个出生即被暴风雨带至荒凉沙漠的人，像被母狼养育的罗慕路斯（相传是罗马的建国者）一样，必不会有这类情感……对荣耀的喜爱是外来的，因此教导有其结果。

甚至天才也是环境的产物——即经验加上条件。天才在前人的创作上加上了最后一个步骤。而这最后一个步骤也是环境所赐。“每一个新概念都是机会的赠礼”，机会即“我们无法获知其原因的一连串结果”——

领悟力之差异由何而来？因为没有人知觉到完全相同的客体，也没有一个人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中，抑或获得相同的教育；也因为支配我们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引导每一个人至同样丰硕的矿区里。因此，领悟力不平等之根源实在由于教育——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同时也包括机会。

也许这种心理分析——对百万富翁特别慷慨——乃来自政治态度。保守派强调遗传之差异与影响，认为根源于自然与天生的能力、性格之不平等决定了人与人命运的不同。改革派则强调环境之差异和影响，能力、权力及财富之不平等来自机遇，来自出身及特权，而非来自内在的优越。因此，不平等可借教育的平等及环境的改造而消除。爱尔维修这种自然平等理论包括个人和种族：如果所有民族的环境和机会完全平等，他们都能达到完全相同的文化水准。因此，民族优越论像个人或阶级优越感一样，没有事实根据。“英国人所引以为豪的自由……并非他们勇气的结果，而是命运的馈赠。”——即海洋与海峡（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自由就和外来威胁成反比）。

由这些前提看来，进步之路显然以教育、社会及政府之改造为依归。“教育能改造每一件事。”它也不是能使狗熊跳舞吗？所有进步，包括道德，有赖知识的传播和智力的训练。“消灭无知，那么你就可以消灭所有的罪恶种子。”为达到这个目标，整个法国教育制度必须重建。它必须摆脱教会，由国家掌控。也必须普及于每一个人，包括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拉丁文、希腊文课程必须取消，而代之以科学及技术教育。尤其必须强调强健的体魄和“智慧与美德的心灵”。——

爱尔维修在这里虽不否认任何基督教教条，却激动地要求法国境内教士权力之减缩。他由社会观点攻击基督教会，而非由神学观点。他指责教士崇拜独身与穷困，却庆幸没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这样做。“有害的宗教规则经常在私下受到怀疑。”“天主教对教育的控制，”他控诉道，“不但阻碍国家的技术发展，也使得教士们能把人心造成儿童一般的幼稚，以利控制。”

教士们一直都渴望有权有势。他们借什么方法满足这种欲望呢？借着贩卖希望和恐惧。教士们——这些货品的总经销——相当清楚这门生意的盈利非常可观……教士们的权力建立在人们的迷信和愚笨之上。人民心智之开化对他毫无价值。他们知道得愈少，他们便易受到摆布而温驯下来……在每一种宗教里，僧侣的第一位要务就是遏止人们的好奇心，阻止人们怀疑那些显然无法欺骗人的荒谬教条……人生而无知，却非生而笨蛋，将他造成笨蛋也非毫不费力之事。要掩灭其自然之光彩，他们必须应用许多技巧与手段，许多错误必须累积在他身上……若不倚赖迷信的帮助，僧侣的权力就无法施行。借着迷信，他们抢劫了法官的权威及国王的合法权利，他们靠它压制人们，对其施行凌越法律的权力。也因此而败坏了每一道德规则。

爱尔维修附加8章“论容忍”：

宗教不容忍是僧侣的野心和轻信之结果……如果我相信我的家庭教师和保姆所言，则任何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只有我的才是真理。但是，它是否被普遍地承认接受呢？不！世界仍在许多崇拜错误的庙宇下呻吟……宗教史怎样告诉我们的？他们到处燃起迫害的火焰，杀人盈野，血染田野，燃烧城市，并使帝国夷为废墟……土耳其人，他们的宗教是流血的宗教，不是比我们更能容忍吗？我们可以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基督教堂，却无法在巴黎找到回教寺院……容忍使教士臣服于君王，不容忍则使君王臣服于教士之下。

爱尔维修只在一个例外下，才愿认可不容忍：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容忍才是有害的。那就是当它容忍一个不能容忍的宗教，例如天主教。这个宗教在一个国度里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之时，将会经常令它愚蠢的保护者们流血……别让天主教曲意承欢的态度加在新教徒之上吧！在普鲁士痛恨不容忍，认为其有违自然与上帝法则的教士们，在法国却会把容忍看成罪恶与邪说。什么使得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中如此的不同？那就是他在普鲁士的柔弱和在法国的强大。当初基督教柔弱的时候，他们看来像绵羊，但是当他们强壮起来，就变成了老虎。

爱尔维修也曾替基督教，尤其是新教随时说几句好话。他并非无神论者，但是他讨厌《圣经》将神描绘成“像一个东方的暴君……以永恒的折磨惩罚轻微的过失”。他期待一个“普遍性的宗教”，一个在国家控制下，不靠死后的奖惩而能提升“自然道德”的宗教。他将人类理性之地位置于神圣启示之上。“一个正直的人宁愿服从他的理性，而非神圣的启示。他说，上帝是人类理性的作者……应该比他是一本书的作者更为确定。”

但是超自然的信仰与宗教约束对道德而言是否必须？爱尔维修认为一定也不：

人类的罪恶、道德、权力、与幸福所系的……不是宗教，而单是立法。未受法律惩罚的罪行每天都在发生。有什么证据比这个更足以说明宗教的无效……今日巴黎的治安由何而来？来自人民的宗教信仰吗？不……来自警察的约束与巡逻……君士坦丁堡在何时成为罪恶的渊薮？正是基督教在该处建立的时候……信仰基督教最深的国王并不曾是最伟大的君主。他们的道德没有几个比得上蒂图斯、图拉真或安东尼·庇乌斯。哪一个虔诚的君王比得上这些人呢？

因此，爱尔维修似乎认为哲学的工作在于不依靠宗教信仰来提升道德。基于这点，他写了一篇称为“哲学家笔下对社会伦理最科学的探讨”的文章。他决心对人性既不贬责亦不予以理想化。他挟其一切自私的人性接受他所发现的，并且企图在其上建立自然伦理。自然人既非善亦非恶，人其实是一个企图在每一有机体迟早都会被并吞的世界中求自保的生物。卢梭最近所描述的原始社会，在爱尔维修看来，只是一个空虚的幻象。而霍布斯把自然状态形容为各个对全体的战争则较接近真实。“善”、“恶”这些字只有在社会中才有意义。所有的善都是社会道德，并且是社会为达到其特殊目的而训练的产物：

相信人性本善的君主必定是不快乐的。卢梭先生假定它存在，经验却予以否定。大家都知道儿童常杀死苍蝇，鞭打小狗，勒死他的麻雀——儿童……具有人类所有的邪恶。拥有权势的人（不受社会的制约）经常都是不义的。强壮的儿童也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足以与他抗衡的同伴在场，他就像暴君一样占据游伴的甜肉或玩具。

因此，天生的道德感显然不存在。所有善恶判断都由个人、家庭、社会、政府与教会的教导与控制中发展出来的。当个人摆脱了这些强制——例如在专制的统治中、战争中或群众中——他就倾向于目无法纪、败坏道德。而“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所谓道德只不过是掌权者为获得权威、掩饰罪行所口授的观念之集合而已”。可是，道德应当是“人类为快乐地居住在一起所发明的科学方法……如果掌权者不阻挠的话，这门科学将会因人类之取得新知识而进步”。

爱尔维修是个坦率的快乐主义者。生命的目标在此生之幸福，幸福是快乐的延续，而所有的快乐在基本上都是感官的或生理的。“心灵的活动和知识的追求”是最能令人长久满足的快乐，但它们基本上也是肉体的。禁欲是愚笨的，性的快乐如果不伤害别人则是完全合法的。美德不在对上帝律令的服从，而是给予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快乐。爱尔维修于此清晰而有条理地陈述了曾由哈奇森（1725年）提出，后来由边沁加以扩充的功利主义：

美德是高贵的灵魂与深邃的洞察力之结合。不论谁具有这种秉性，总是以公众利益为指南针。功利是所有人类美德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一切立法的基础。所有的法律都应遵守一条原则——大众的利益，即是在同一政府底下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原则包括了所有的道德和立法。

然而，在爱尔维修看来，所有的行为，不论如何善良与道德，都以自我为中心。它们不一定是自私的。许多行为是利他的，有时甚至要令行为者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甚至这些行为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它们的动机是自我满足（self satisfaction）的冲动。我们之所以利他，乃由于本能或训练，我们在施惠别人中获得很大的快乐。因此母亲为子女牺牲，犹如英雄为国家牺牲一般。当我们施惠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怀着乐趣有意、无意地记得过去同一行为所得到的别人的回报或社会的赞许。许多利他的行为因此变成了习惯，如果我们不做这种行为，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或恐惧。宗教的献身与苦行看来似乎是纯粹的美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进入天堂的长期投资。“如果一个隐士或僧侣接受静修的规律，每夜鞭打自己，以豆类和白水为生，以干草为床……他以为由于痛苦而可在天堂获得一笔财富。”如果一个残忍的举动不被地方社会谴责的话，这些圣人就会毫无羞耻、毫不犹豫地去干，例如烧死异教徒。甚至友情也是自利的……它是服务的交易。当这种交易终止，友情也就凋谢。“没有比永恒的友谊更奇特的事了。”“我们所爱的毕竟只是别人中的自己。”

拉罗什富科同样地把所有的动机都归于自爱而视其为罪恶时，爱尔维修却认为它在自存上讲乃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事实，而“责备自爱就等于抱怨春天的骤雨、夏天的热气……冬天的冰霜一样”。他所提议的科学道德就是确切建立在这种自爱的普遍性上。教育与立法能够陶铸性格与习惯，使它对反社会的举动感到不愉快，同时对美德感到喜悦——即对群体有利的行为。哲学家应该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需要，以便发现何种行为模式最有利于最大多数的人。他也应该要求教育家和立法者提供这些诉诸自爱的行为之奖励与惩罚。哲学家与君王的这种合作，对人类而言将是何种的福祉！“人类的道德和幸福并非来自他们宗教的神圣，而是来自法律的智慧。”

因此，他哲学的顶点是研究立法与政府。在政治观点上，他是所有当代哲学家中最激进的一位。他对伏尔泰所谓的“开明专制”没有信心。这些统治者都倾向于压制异己的言论。他引用腓特烈大帝在柏林科学院的演讲：“没有比一个公正、人道与道德的君主统治下的专制政府更好的东西。但如果在平庸的君主统治下，它却是最坏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是好的，一致对抗侵略的联合民主共和则更好。贵族政治在理论上是不公正的。因优越是机会的产物，只要穷人没受教育、没财产，完全的民主将不可行。因此，一个睿智的立法者应该以普及教育与财产为目标。

这个百万富翁指责财富的集中，以及促成这种集中的金钱经济：

人类和国家几乎普遍的不幸福源自他们法律的缺陷，以及财富的不平均分配。在大部分的王国里，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缺乏生活必需品，另一个阶级则在浪费中腐败……如果有权有势者的腐败以最奢侈的年代为盛，那是因为在那些时代里国家的财富只集中在最少数者的手里。

以金钱代替土地作为权力的象征，使人们竞相追求财富，其结果将危及社会的稳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导致毁灭性的通货膨胀：

在一个财富与金钱——尤其是纸币——逐渐增加的国度里，物价与工资将逐渐上涨……当劳工在一个富有的国家里变得昂贵，这个国家的输入便将多于输出。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富国的金钱将不知不觉地流入贫国，而后者一旦变得富足，就会以同样方式毁灭自己。

财富集中与钱财争夺，能否防止？——

其一为重新分配土地以使地主的人数大增……当一个人的土地超过一定数目的面积，它们就应该被课以超过租金的税额。这种重新分配在金钱经济中几乎不可能施行……（但是）如果聪明地计划，它能够逐渐而不知不觉地予以改变。

减少某些人的财富，增加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并使穷人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就能使他们富足地供给自身与家庭的需要。然后人们就会变得人性所能容许的那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