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卑鄙
在这些斗争的狂热中，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敌视变成了几乎耗竭他10年的生命（1759—1769年）。伏尔泰开始是一个谴责安慰人心的奇迹与神话之青年。接着他怀疑揶揄基督教教条，如三位一体论、基督是神之化身及他的死是为人类赎罪，这些都是阿奎那直接承认超出理性所能理解范围的东西。这些反叛论调对一个正在成长的活泼心灵来说是很自然的。伏尔泰最后极可能变成一个和蔼地默许对老百姓如此亲近、对社会秩序及道德规律如此有用的信仰的人。18世纪前半叶，法国教士还算比较容忍，而教阶组织也参与了启蒙运动。但是反叛思想风气的蔓延成长，以及对《百科全书》的颂扬，却吓坏了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达米安暗杀国王所激起的恐惧，促使国家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攻击教会者，均可处以死刑。“哲学家”们认为这是一项宣战。此后他们可以不顾感情、不顾传统地攻击他们认为具有谋杀性荒谬的事情。在宗教的美丽与诗歌之后，他们看到了对艺术的扼杀，在基督教对道德的支持的背后，他们看到了无数被活活烧死的异端，阿尔拜根教徒在十字军的铁蹄下被屠杀，西班牙、葡萄牙因宗教裁判所而暗无天日，法国因不同宗教而四分五裂，人类的精神也到处臣服于迷信、教权及迫害。他们将以晚年和这种中世纪的反动战斗。
1762年发生的三个事件是这种激烈冲突的转折点。让·卡拉斯在3月被处死，似乎宣布了法国之回到中古世纪与异端裁判所。审判、虐待及谋杀都由“尘世之手”导演，背景则是群众被宗教教条、仪式及愤恨所掀起的狂热。5月，卢梭的《爱弥儿》以“萨伏伊主教信仰之表白”赠予世界。这虽然是由“哲学家”的敌对者所写，却将基督教的一切扫除净尽，剩下的只是对上帝的信仰及基督的伦理。这本书于6月11与19日分别在巴黎及日内瓦遭到焚烧。这是天主教与加尔文教共同对付人类心灵的阴谋。8月，巴黎议会对耶稣会士的定罪显然是“哲学家”的胜利，但同时也是控制巴黎、图卢兹、鲁昂等处议会的詹森派教徒之胜利。而卡拉斯和拉巴尔案件更证明了詹森派教徒对知识自由之压制并不比历史上的其他敌人宽大。同时，议会与法院之间的敌视，以及半伏尔泰作风的舒瓦瑟尔党在政府里的逐渐得势（1758—1770年），对“哲学家”们是个大好良机。此时，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检查制度和警察的干扰，攻击基督教的高潮业已展开。
现在伏尔泰大声呐喊，并且努力传播表示他愤怒的座右铭：“打倒卑鄙”。他在1759年开始使用它，此后他以各种方式重述了百遍以上。他偶尔用它代替签名。一股新鲜的活力又回到了这68岁的老人身上。他将自己比喻为卡托（Cato）议员对罗马长老议会演说结束时所喊的话：“我肚痛如绞。”他写道：“我很痛苦，但是当我攻击这些无赖时，痛苦便消除了。”几乎以年轻人的狂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信心，他和一些犹豫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攻击人类历史上最有力量的制度。
他所谓的“卑鄙”指什么呢？他是否准备打倒迷信、狂热蒙昧及迫害？或者目的在击毁天主教会或一切形式的基督教，抑或所有的宗教？答案似乎不是后者。因为我们发现他即使在行动之中，也一次又一次地表白他对神的信仰，并且有时也挟带着伏尔泰式的虔诚。在《哲学字典》里，他间接地界定宗教：“任何一件超过对上帝的膜拜及臣服自己心灵于其永恒秩序之外的事，都是迷信。”这似乎是反对除了一神论以外其他一切形式的基督教。伏尔泰几乎否认所有的基督教教条——原罪、三位一体、耶稣为神之化身、耶稣之死为世人赎罪及圣餐等。他认为上帝将上帝牺牲在十字架上以及教士在弥撒中之祭礼同属荒谬。因此，他亦反对所有的新教派别。加尔文派就和基督教一样闭塞。他并且说加尔文是残忍的人，使得日内瓦大为震惊。他认为在他所见的英国国教下，人民能够满意地生活着。他写信给达朗贝尔：“我希望你能摧毁卑鄙，那是最重要的。这必须压抑到如英格兰那种形态。只要你愿意，你必能达到这种目的。这是我们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所指的“卑鄙”并非一般的宗教，而是那种为传播迷信、神话、控制教育、提供检查制度及迫害而组织的宗教。而这就是伏尔泰在历史及法国所看到的基督教。
所以他决心背水一战，并召唤他的同伴们应战。“要摧毁这座殿堂，只要五六个互相了解的‘哲学家’就够了……达朗贝尔、狄德罗、博林布鲁克及休谟派下早已培养了真理之藤。”可惜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一致的计划。现在他们必须团结，而他认为将军非他莫属。他以战术指导他们：“攻击然后埋伏起来……我希望每一年我们弟兄中每一个人都能射中这怪物几箭，而不让它知道这箭发自何处。”让弟兄们潜伏入学院、政府，如果可能则潜入教会，他们不用改变弥撒，他们只需改变那些领导弥撒的人。瞧瞧彼得大帝如何改变俄国的灵魂和面目，伏尔泰因此也想把腓特烈列入他的军队名单中（1767年1月5日）：
先生，你完全正确：一个睿智果敢的王子，靠着金钱、军队和法律就可以好好统治人民，而不需要宗教的帮助，宗教的目的只在欺骗人民。陛下铲除这种卑鄙的迷信，对人类是一桩永恒的贡献。我并非在一群不配受到启蒙，只配当奴隶的暴民中讲话，我在诚实的人们、思想的人们、愿意思想的人们中讲话……他们渴望你喂饱他们空虚的心灵……我死时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在这件高贵的事业上，和你并肩而战。
腓特烈听到这个老头子的天真想法，不禁微笑。但是伏尔泰并不泄气。像我们以后所见的，他也多少影响了法国、葡萄牙及西班牙政府。
他也欢迎更小的援助。他写信给里昂的博尔德、格勒诺布尔的塞尔旺（Servan）、布永的卢梭、马塞的渥第贝（Audibert）、蒙托邦的里波德（Ribaute）、夏朗德的马奎斯（Marquis d'Argence）、图卢兹的安德拉长老，予以使徒似的赞扬。他把这些人称作兄弟，送给他们资料及求助，激励他们，唯恐他们呼呼大睡：
攻击吧！兄弟啊！有技巧地攻击卑鄙。我感兴趣的是信仰和真理的传播、哲学的进步及卑鄙的铲除。
与柏拉图（狄德罗）一齐举杯祝福我的健康，并且打倒卑鄙。
我拥抱我所有的弟兄，我的健康足堪同情。打倒卑鄙。
我将我所有的弟兄拥抱在孔子之中……在卢克莱修之中、在西塞罗之中、在苏格拉底之中、在马可·奥勒留之中、在朱利安之中及所有我们可敬的祖先之中。
我温柔地祝福所有的弟兄。祈祷，并且留意吧！弟兄们！打倒卑鄙。
现在书本成了武器，文学成了战场。不只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雷纳尔、莫雷莱及其他数十位带着他们的笔走入战场，垂死的伏尔泰自己也成了反教士战争的军械库。10年之中，他出版了大约30本小册子。他对大部头书的有效性已失去信心：
一部价钱1000枚金币的书（《百科全书》）能伤害什么呢……20卷厚书绝不能鼓动一场革命。人们惧怕的是那些30苏就可以买到，并且便于携带的小册子。如果一本《福音》定价1200百塞斯特斯（sesterces，古罗马银币），基督教便永远不能建立起来。
所以他不只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戏剧，还写了无数的小册子、故事、训词、“指令”、教义问答、评论、对话录、书信、简短的基督教史及《圣经》批判以及任何容易流传、任何能够攻击“卑鄙”的东西。人们把这些东西叫做“小点心”——容易消化。腓特烈早就曾写信给他：
我想法国某处一定有一个优秀的天才组成的特选社团，他们以伏尔泰之名一起工作，同时出版他们的著作……如果我料想得不错，我将变成一个三位一体论者，并且将会看到一道曙光投射在久为基督教徒信仰而不被了解的神话上。
但是伏尔泰现在不再以真名写作了。他使用过上百个假名。他有时以戏谑的雅谑使用“坎特伯雷主教”或“巴黎大主教”作为这些反基督著作的笔名。有时则化身为修士或牧师或长老。为了摆脱这些天堂猎犬的追踪，他在其中一本著作上题词献给自己。他认识巴黎、阿姆斯特丹、海牙、伦敦和柏林的许多印刷厂。在战役中，他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好处。通过拉米拉维尔及其他人士，他令他的小册子得以自由地流给书商。这些书商冒险地以极低的价格卖出，因此种子继续成长。
1762年，他出版了《五十人的布道》（Sermon des cinquantes）。此书至少在10年前写成，并且曾在波茨坦读给腓特烈听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基督教作正面攻击。它开始的时候，甚为无辜：
50个受过教育，并且极为虔诚而有理性的人（伦敦的教友派？），每个礼拜天聚集在繁荣的商业城市。他们祈祷，每个人并且宣读一篇布道。然后他们聚餐，饭后他们为穷人捐献。每一个人轮流当主席，领导祈祷、布道。这是其中一篇祷文和布道……
所有星球之神啊……请你使我们远离迷信。如果我们以无价的牺牲侮辱你，请破除这些卑鄙的神秘事物。如果我们以荒谬的神话玷污了神灵，希望这些神话永远消灭……让人类在对单一上帝的信仰中生活、死亡……一个自生而不朽的上帝。
布道词议论道：《旧约》中所载的上帝是一个夸口、嫉妒、愤怒、残忍、嗜杀的神。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崇拜这种神。大卫则是一个无赖、好色之徒，一个谋杀者。我们怎能相信这种书是上帝的话语呢？而《福音》诸书怎会产生令人难以相信的基督教神学、无数的圣徒遗物、赦罪券的买卖以及宗教战争的仇视和屠杀？——
人家告诉我们说，人们需要神秘，他们必须被蒙蔽。我的兄弟们，有谁敢犯这种不人道的暴行呢？我们的祖先们（改革派）不是已取消了秘密忏悔、赦罪、驱邪、虚假的奇迹与荒谬的雕像吗？他们不是也驳倒了天主教认为耶稣的血和肉化为最后晚餐的饼和酒这种荒谬的说法吗？人们不是已习惯于不再迷信吗？我们必须有勇气再往前走。人类的心灵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柔弱，他们将很容易地接受对一个上帝简单而聪明的崇拜……我们并非寻求去破坏慷慨的信徒所给予教士的东西，我们只希望他们——因他们经常暗自嘲笑他们所教导的虚假东西——加入我们传播真理的行列……这种幸福的改革会带来何等的福祉啊！
这些话我们听来实是老生常谈，但它们却是18世纪法国的革命燃料。难怪伏尔泰以拉梅特里，一个幸好已死的人为笔名出版。
1763年，这位战士分心写作戏剧，包括一篇没有价值的故事《白与黑》（Blanc et noir）以及《正人君子之教义问答》（Catéchisme de l'honnête homme），重申其“自然宗教”。但1764年则是甚为重要的一年，伏尔泰出版了《理性的福音》和《宗教检阅》（修订自让·梅利耶激烈的著作《新约》），以及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袖珍哲学字典》，使得他的出版商大为忙碌。《袖珍哲学字典》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800多页双栏的大部头著作或是5卷或8卷的伏尔泰全集，而是一部容易携带隐藏的小书。它简短的文章、简洁而清晰的文体，立刻在许多国家中获得数以百万的读者。
对一个人而言，这真是一件杰作。里面也许有不少的错误，但是其中资料之丰、学问之广，使它成为文献史上的奇迹之一。何等的勤勉、何等的不耐烦、又何等的坚持啊！他几乎谈到了每一件事，而所谈的几乎全部都是时代所关切的问题。此书有时轻浮，有时繁琐，有时肤浅，有时则做了一些愚笨的评论。例如“欧洲的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进步比整个世界自梵（Brahma）与琐罗亚斯德以来进步得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1000页的书里，聪明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保持那么久的才气。它甚至也附上了语源。因伏尔泰跟每一个好奇的读者一样，深深地为文字受空间与时间的折磨所吸引。在“文字的滥用”与“奇迹”等篇中，伏尔泰喊出了他著名的祈求：“界定你的字眼！”
此书主要的目的在为反基督教运动提供一个军火库，因此几乎每一页——不单在“矛盾”一文上——都充满了对《圣经》的攻击：荒谬、丑行、难以置信等。是谁给教会解释《圣经》之权以宣扬“圣礼”，以及耶稣死后写成的50篇福音中由上帝赋灵的4篇？而声称耶稣由处女所生，同时又通过懒虫约瑟将他的家谱追溯至流氓大卫，又是何等的疏忽！为什么基督教摒弃了耶稣基督一直念念不忘的《摩西法典》呢？摒弃此法典（由于一小块皮肤）的保罗是否比基督更权威呢？
日内瓦的长老们不欢迎《哲学字典》。1763年9月24日，25人会议命令治安官烧毁所有他所能找到的《哲学字典》。巴黎议会在1765年下达类似的判决。此书在亚布维的命运（1766年），我们已经说过了。伏尔泰向日内瓦当局保证，《字典》的作者为一群他完全不认识的作家。同时他也准备了几篇补充文章，以为1765年底秘密付印的4个版本之用。而在1778年他死以前所出现的5个版本中，他也都加入了新资料。他安排让日内瓦的书商们获得最大量的供应，也安排了让销售员把书留在居民的门口。
1765至1767年间，他以极大的热情继续这场战争。1764年，他放弃了日内瓦代利斯的房子，因为那里对于他的异端，反应太过剧烈。3年来他没有离开过他在费内的房子。这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送一本攻击“卑鄙”的小册子给出版商。《札帕达的问题》（Les Questions de Zapata，1767年3月）内容是一个沙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神学教授在1629年对神学委员会的一连串疑问。札帕达表示，他怀疑伯利恒的星星、奥古斯都的“全世界”户口普查、对婴儿的屠杀以及耶稣在一个“能看见全世界”的山上受到撒旦的诱惑。那个奇妙的山峰在哪里？为什么耶稣不遵守他的诺言“到云层里头”，以“权力及荣耀”，在“这个世代消亡以前”，“建立神的王国”？什么阻挠了他呢？是不是因为雾太浓了？“对这些敢于疑问的人，我该怎么回答呢……为了教训他们，我是不是应该用普通审讯及特别审讯（虐待）加在他们身上呢？”或者“不如避免回答这些难题，专心宣扬道德？”其结论是：
札帕达没有获得任何答复，而只单纯地宣扬上帝的福音。他宣称上帝是人类共同的父亲，也是奖励者、惩罚者及赦免者。他分别真理与谎言、宗教与狂热。他宣扬美德并且躬身力行。他仁慈、善良、节制。他于1631年底在巴利亚多利德地方被烧死。
1767年5月，伏尔泰以一本105页的著作《博林布鲁克先生的重要检阅》（Examen important de milord Bolingbroke）发动了更激烈的攻势。这里他借用一个已死英国人的口提出他的论点。也许博林布鲁克曾经同意这件事。同年伏尔泰出版一本100页的轻松小说《老实人》（L'Ingénu）。书中叙述一个善良的休伦族印第安人被带到法国以后，对欧洲习俗和基督教所感到的困惑。1769年，《民族的呼喊》（Le Cri des nations）出版——呼吁天主教的欧洲抛弃盖过国王与国家的教皇权力。同年又出版激烈而不失严谨的《议会史》（Histoire du Parlement）谴责议会是詹森派反动分子的阴谋。而在1770至1772年间，他出版了9册《百科全书问题》（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一部一人创作式的百科全书。它甚至比《袖珍百科全书》更反基督教。
通常他的书都冠上了一个易使人误会的书名：《旧约解释之道》（Homi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致罗马人书》（Epistle to the Romans）、《罗塞特斯布道词》（Sermons of the Rev.Jacques Rossetes）、《伯恩训词》（Homily of Pastor Bourne）、《与法密里埃神父一席谈》（Counsels to the Fathers of Families）。法兰西的知识分子都猜想是伏尔泰的杰作，因他不能隐藏他的文笔。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刺激的游戏成了巴黎和日内瓦的话题。而它的回声也传到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及维也纳。历史上从没有一位作家曾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玩过这样的捉迷藏游戏，而获得如此的成功。上百的敌手想反击他，他一一将他们击退。他粗鲁地反攻，有时则卑鄙而不公，但“这是战争啊！”而他乐此不疲。他在战争的激烈中，忘记了死亡。
的确，他现在有了一种新奇的乐观，以前在里斯本大地震及《康迪德》之后，他曾一度认为生命中之恶是不能克服的。他现在梦想着以哲学代替宗教。如果12个无知识的渔夫能建立基督教，为什么12个哲学家不能摧毁其教条和宗教审判呢？“幸福地生活，并且打倒卑鄙。”他写信给“弟兄”之一，并且向他保证，“我们一定粉碎它！”不是有一位国王、女皇、一位皇家情妇及许多显要公开或秘密地站在他这边吗？他因攻击巴黎议会而受宠于宫廷。他首先享受蓬帕杜尔夫人，继则享受杜巴利夫人的眷顾。他甚至期待路易十五的纵容。他在1767年写信给达朗贝尔：“让我们祝福这个近15或20年来，产生在所有正直人士心里的快乐革命。它超过了我的希望。”他不是曾预言它的发生吗？他不是曾在1760年写信给爱尔维修说“本世纪开始看到了理性的胜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