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1789）

巴士底狱之占领不只是打击专制主义的象征性行动，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并且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支配，它很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作进一步发展。

它将新生的勇气与更多的读者给予更进一步鼓舞巴黎居民的杂志。《法国公报》（The Gazette de France）、《水星报》（Mercure de France）与《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是旧有的报纸，并且具有同样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命》（Les Rěvolutions de Paris）（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Brissot）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7月28日）、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ěvolutions de France）（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这些小册子利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这些小册子的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象出它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Neuchatel）。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撒丁人（Sardini-an）。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时获得一定的成就（1765—1777）。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的事，可能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提供给新闻业者的。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St.Andrews，创于1410年）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举动，如约翰逊（Johnson）所说的，是“借学位变得较为富有”。马拉以英文创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地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以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工作，并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赚取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还发表了电、光、光学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它们将带给他科学院会员的资格。但是他对牛顿（Newton）的抨击使他受到了院士们的质疑。

他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敏感到了极端容易愤怒。他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就他5英尺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两只眼睛也不平齐。一般人了解他喜欢独居。医生经常为他放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病情相对稳定时，他赚取他人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小时中的2小时于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1793年，也许由于太多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他觉得后来那个刺杀了他的科黛，并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脾气之发作，他伟大之幻想，他对内克、拉法耶特与拉瓦锡之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之群众暴动，掩盖了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的刊物之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分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阶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他仍然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级，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考虑民主政治，而是商讨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利害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奢侈、罪恶、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主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社会亏欠他分子中的那些没有财产者，以及其工作简直没法满足他们的赡养，固定维持生活之物，没有适当吃饭、住宿与穿衣必需之金钱，没有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之设备。那些财富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否则穷人有权以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并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套裤汉，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当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至于他的情妇挚爱地伴随他，直至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