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宪政（1790）
虽未遭到王室的反对，但对这个城市充满着密探而忐忑不安的国民会议，即着手撰写宪法，载明并认可大革命的成就。
首先，王位应予保留吗？那是当然的，并且允许它是世袭的，因为它担心——直到合法与忠贞的情操从君主政体转移至国家为止，这股令人神往的王者之气仍将是维系社会秩序所不可少的，并且继承权将防止继位战争与当时酝酿在王宫的某些阴谋。但是国王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了。对他的王室年俸（Civil list），国民议会将每年表决，任何过度支出须向立法机关申请。如他未获国民会议准许而离开王国，他可能被罢黜——这点他不久就体会到了。他可以任免他的部长，每位部长须遵照要求提呈一份处置他所分配到的金钱之月报，并且随时接受高等法院的传讯。国王统率陆军与海军，但是，无立法机构事先同意，他不能对外宣战，或签订条约。他有权否决任一向他提呈的法案，但是如果被否决的法案经立法机构连续三读通过，该法案即可成为法律。
立法机构，如此崇高，应该像英国与美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吗？“上院”（Upper Chamber）可能是仓促行动的遏制者，但是也可能成为君主政治棱堡。国民会议未接受它，并为防患未然，宣布终止除国王以外的所有继承权与爵位。选举立法机构的是“积极公民”——付过相当于3天工作报酬所得税之成年男性财产持有人，这包括富有的农民，但不包括受雇用的劳工、演员与无产阶级者，这些人被归类为“消极公民”，因为他们可能容易被他们的主人或新闻记者操纵而变成反动或暴动的工具。照此安排，到了1791年，有429.86万人（在2 500万人口中）在法国享有投票权，有300万成年男子无投票权。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害怕城市的民众，恰恰证明此为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为了选举与行政上的目的，宪法将法国划分成为85省（děpartments），每一省又分成若干区（4.336万）。这是法国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境内不存在有特权的地区，并且全部使用一种度量衡以及法律制度。惩罚标准全由法律决定，而不再受法官随意决定。拷问、上枷示众与打火印被废止，但死刑仍保留，以适应罗伯斯比尔目前的不满与将来的便利。受控诉之罪犯可以由抽签选出的“积极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在陪审团的12人中只要有3人通过就可以定罪。民事案件由法官判决。旧的大理院，因其产生第二个君主政治，被民选的国民会议指定以新的司法部代替。每省两位高等法官是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抽签选定的。
两个重大与有关联的论题保留着：如何避免破产与如何调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税收无法为政府提供足够资金，并且教会持有令人羡慕而不必付税的财富。它采取最近任命的欧坦（Autun）主教塔列朗提出之办法（1789年10月11日）：用教会财产支付国家债务。
塔列朗是历史上非常迷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军功著越的旧式家庭，如果不是4岁时因跌倒而使一脚永远脱臼，他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军人。但他必须一生跛行，而且要设法克服每一个障碍。他的父母将他交给教会。在神学校他阅读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作品，并且在附近养了一位情妇（1775年）。他显然遭到逐门，但在那21岁那年，他从路易十六那里获得恩准，进入了兰斯（Reims）的圣德尼（St.Denis）修道院。1779年他被任命为牧师，随即他成为他伯父赖姆斯大主教的代理主教。他继续取悦出身名门的妇女，她们中的一位为他生下一子，这孩子日后成为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军官。1788年，塔列朗被任命为欧坦主教，他虔诚的母亲没有反对他成为主教，虽然她深知自己的儿子是一个缺乏信仰的人。然而他替国民会议拟定改革计划，深深地打动了教士们，并选举他为三级会级的代表。
国民会议（1789年11月2日）不顾牧师们的极力反对，以508票对346票，议决使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当时估计这笔财产为30亿法郎（francs）[1]。这项决议请求政府“为民众的礼拜支出、部长的生活费用、穷人的救济提供解决办法”。12月19日，国民会议授权特种金库（Caisse de l’Extraordinaire）出售4亿法郎价值的“指券”（assignats）——这是一种国库债券，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定金额教会财产的纸币，并且附有5%的利息，直到销售完为止。借着这些“指券”之所得，政府偿还更多急迫的债务，因而确保金融界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指券”的购买者发现难以得到满意的价值，指券被当做通货使用，并且因政府发行越来越多，而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它们除付税外失去任何价值，而财政部被迫接受它们的面值。因此财政部发现每年亏损超过所得。
国民会议（1790年2月13日）采取断然的手段禁止修道院活动，给予无依靠的修士生活津贴。修女因从事教育与慈善方面的公益事业而遭伤害。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颁布实施，规定教士为政府的官员，并且承认天主教为国教。新教徒与犹太人可自由地在私人的教堂做礼拜，但是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天主教的主教由各省民选的“议会”选出。在此选举中非天主教的选举人——新教徒、犹太人或不可知论者可以自由地参加。所有的教士，在接受政府薪金前，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新宪法。在法国的134位主教中，130位拒绝宣誓；在教区的7万名教士中，4.6万名拒绝接受新宪法。绝大多数民众站在不宣誓立场，且联合抵制宣誓的教士之劳务。受到人民支持的保守教会，与中上阶层支持的不可知论者间的冲突增加，成为大革命衰微的主要因素。国王始终拒绝签署新宪法，主要是因为此立法失去民心。
其他人有拒绝的理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强有力的少数党，抗议限制财产持有者的选举权违背人权宣言，且侮辱了一再保全国民会议免受国王军队压制的巴黎无产阶级。农民与市民一致愤慨于若干政府法规的被废除，如规定保护“自由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受分配者操纵的措施。
然而国民会议感到，宪法是不寻常的文件，给予胜利的大革命合法与确定的形式，是有些道理的。目前崇高的中阶层代表，认为民众——大多数仍为无知的——是不愿按人数比例参与政府的审议与决定的。此外，贵族已逃亡，现在不正是轮到资产阶级乘机接管一个逐渐依赖智慧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进步国家的时机吗？因此，国民会议不顾国王的踌躇，宣布法国为一君主立宪的政体。并且，在1790年6月5日，它邀请83省派遣他们联邦的卫队参加巴黎人民与法国政府在练兵场庆祝占领巴士底狱——大革命成就的周年纪念。当邀请与热诚散布后，30名外国人，由一个被称为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2]的富有德国人率领，于6月19日进入国民会议，并且要求得到法国公民荣誉，并被允许进入这“人类种族的大使馆”（embassy of the human race）的联合庆典。它是如此命名的。为了这个场面，多丘的练兵场必须装饰：一块30英尺宽10英尺长的地方需要弄平整并修筑台地，以容纳30万男女、小孩。一个中央土墩需要加高，成为一座圣坛，可让国王、王后、高级教士、国民会议代表与民众登上去表达他们效忠这个合法新生的国家。然而只剩15天来进行装饰工作了。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的第14页描写巴黎的男女老幼如何带着锄头、铲子、手推车，高唱着“它将要去！”（Caira）——整平那片广阔的地带，修筑那些台地与那祖国的祭坛。现在谁能与之媲美呢？当今我们之中有哪些人敢如此大胆地写作，以华美的词藻称赞与先知者的狂喜——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半数的手稿被草率的仆人烧掉，而必须再度收集与擦亮散乱的珠宝呢？在卡莱尔这位冷酷的苏格兰人心中潜伏着何等热情，才能幸存于如此大规模的毁灭！
因此，在此新节日前一个星期，士兵们由法国各地来到巴黎，有时候巴黎的国民卫队会行进到数英里外去迎接他们。1790年7月14日，他们都排成骄傲的队列进入练兵广场，总数达到5万。他们的旗帜飘扬，他们的乐队演奏着，他们的喉咙唱出洪亮的歌声，并且有30万高尚的巴黎人加入。主教塔列朗——此时尚未被逐出教会——主持弥撒仪式。200名高职位的教士与牧师登上祭坛并接受誓约，国王自己发誓尽其可能遵从新法律，所有的集会群众高呼“国王万岁！”当礼炮声起，成千未能参加典礼的巴黎人举手向着练兵场，并且宣誓。每一城镇都有类似的活动，并以酒与食物分给人民。一个法国人如何能怀疑——辉煌的新世纪已经开始没落呢？
[1]法国的法定货币单位。
[2]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du Val-de-Grace）男爵的绰号，得自当时巴托罗缪（Barthelemy）修道院附近的著名浪漫史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