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胜利（1811—1824）

不论贝多芬到什么地方，总是不断地作曲。1811年，他的第97号作品（降B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定稿。贝多芬题献给鲁道夫大公，《大公三重奏》之名即此。这首三重奏是贝多芬作品中最灿烂、清晰与无瑕的作品之一，很少人不为它的丰富内容所困惑，其结构形式几乎是庄严优美。贝多芬最后一次登台演奏是在1814年3月里，以钢琴弹出这首古典作品。因贝多芬耳聋日趋严重，所以手脚无法配合音乐的意念，最强的音节完全淹没弦乐器的声音，而最弱的音节却又悄不可闻。

1812年5月里，拿破仑在俄境集结50万大军作困兽之斗时，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正付梓。虽然这首曲很少为人演奏，现在似乎较第5号和第6号交响曲更受人欢迎。曲中有忧郁的挽歌，为逝去的伟绩与幻灭的希望低回不已。有对往日钟爱恋人的款款深情，也有为了解与和平的探索寻觅。它的送葬进行曲是对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惨败无心谱成的《1812年序曲》。1813年12月8日首度公演日，是与拿破仑势力在日耳曼和西班牙瓦解的同时。这首交响曲热烈地被接受，有段时期令这位垂老悲观的贝多芬大为振奋。就他说来，继续完成的杰作，必有如济慈在《希腊古瓮颂》所写的“无调的小曲”一般。

第8交响曲脱稿于1812年10月里。在1814年2月27日首度演奏，观众反映不很热烈。此时，作曲者已松弛下来，准备游乐一番，它与一国的命运，每日系在战争的成败上的心境不一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演奏洋溢欢乐的谐谑曲，曲中一再出现的停顿，显然在奚落最新发明的节拍器。

贝多芬作品中最成功的，要算是《维多利亚战役》（Die Schlacht von Vit-toria），1813年12月8日在维也纳献演以庆祝威灵顿在西班牙大败法军的战役。奥国首府屡次为所向无敌的拿破仑所屈辱，这消息带给他们迟来的满足感。现在贝多芬首次在他选择的城市崭露头角，有人说这音乐几乎是不应得到成功的，战争是恶（Die Schlacht war Schlecht）。此乐曲的乐旨和成功，使贝多芬名扬于1814年维也纳国会的显要。作曲者利用机会为自己举办慈善音乐会，亦情有可原。皇宫因胜利而装饰得富丽堂皇，贝多芬得到许可使用宽敞的大厅，他以私人名义邀请国会贵族，有6 000人参加，因而贝多芬得以藏匿实际的收入，以为他未来和侄子生活的保障。

1815年11月11日，贝多芬弟弟卡尔过世，留下微不足道的财产给贝多芬，指定他与遗孀为8岁大男孩的共同监护人。从1815年到1826年，贝多芬不断地在信中或在法院里为了对侄子在行动、教育、灵魂上的控制，而与守寡的特雷莎进行冷酷无情的竞争。

特雷莎曾陪嫁一些嫁妆和一栋房子，后来因自甘堕落与他人私通，她向丈夫承认，而卡尔也宽宥了她。但贝多芬永不原谅，认定她不适合再养育卡尔的后人。我们亦不必深究这长期疲惫的争执与可鄙的细节。1826年，小卡尔在母亲和叔叔之间左右为难，一度企图自杀未果。贝多芬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最后仍自认失败，小卡尔恢复自由身后即从军去了，他自己自然能照顾得了自己。

就在1817年，贝多芬步入创作生涯的最后时期。长久以来，贝多芬在政治上是位革命家，现在他公开抨击音乐古典的形式，乐意接受音乐中浪漫主义的运动。他并不赋予奏鸣曲与交响曲严谨的结构，使情绪和个人的表达，更为奔放自由，不受过时规则的约束。

这种狂放不羁的精神，在法国借着卢梭和大革命表现出来，日耳曼借助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在年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Die Rauber）、蒂克（Tieck）和诺瓦利斯（Novalis）的诗篇、施莱格尔的散文、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中俯拾皆是。这种精神初传至贝多芬，而在他自然的诉诸情绪和个人尊严的主张上，寻到沃土。在艺术上，如在政治上一样，古老的法则、习俗和约束全部崩溃，结果使个人毅然脱离旧规则、约束、形式的羁绊，而可自由自在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愿望。

贝多芬讥讽平民为驴子，贵族为骗子，他们的习俗和繁琐仪节，于艺术的创作毫不相干。贝多芬拒绝追随前人的窠臼，甚至如创造过悦耳动听的巴赫、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格鲁克所创的乐型。贝多芬自己革命，甚至做他自己的暴君，创作出《欢乐颂》，而以这首曲子作为预期死亡时的独立宣告。在贝多芬创作的第二和第三时期，三首钢琴奏鸣曲是过渡的桥梁，这三首奏鸣曲曲名本身即是叛逆。因为厌烦意大利人在语言和音乐上凌驾他国，日耳曼提议在音乐符号和乐器上使用德文以代替意大利文，如此一来，庄严优美的钢琴，应舍弃表示强弱音的Pianoforte（钢琴），而易名为槌子键琴（Hammerkla-vier），因钢琴音调是由小琴棰敲击琴弦而发音的。贝多芬立即接受这个观念，在1817年元月13日写信给乐器制造商西格蒙·斯坦纳（Sigmund Steiner）说：“以Hammerklavier代替Pianoforte——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

钢琴奏鸣曲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第二首，即作品106号降B大调“钢琴与槌子奏鸣曲”（Grosse Sonata für das Hammerklavier），完成于1818—1819年。贝多芬告诉车尔尼（Czerny）说这首是他自诩为钢琴曲作品中最得意的一首，贝多芬的说法也一再为后代的钢琴家所证实。曲中似乎对老年、疾病和孤疾表达出逆来顺受的郁悒气氛，实际上，这首钢琴奏鸣曲是艺术克服沮丧的一大胜利。

为了进一步去除消沉感，贝多芬写下了第9号交响曲。在1818年贝多芬开始构思交响曲的同时，也着手创作《弥撒曲》（Missa solemnis）。《弥撒曲》是为了鲁道夫大公升任奥尔米茨（Olmütz）总主教，在就职典礼上演奏的。《弥撒曲》在1823年首度完稿，但已是就职典礼后的第三年了。

贝多芬急于增加储蓄，以在迟暮之年得能生活无虞且能遗赠给侄子卡尔，就想出售《弥撒曲》在出版前预约的复本，他向欧洲各国王室申请，要求自每份复本上取费50金币。应允之复信姗姗来迟，在1825年底前，已有10国答允：俄罗斯、普鲁士、法兰西、萨克森、托斯卡纳的统治者、哥利辛（Golitsyn）和拉齐维尔（Radziwill）亲王和法兰克福的卡西里亚（Caecilia）协会。

对于《弥撒曲》，一般人认为它长时期的孕育和结束形式的奇特交换，实有其可取之处。偶尔对神祇的亵渎，中断贝多芬一向有的天主教信仰，在这首曲中却无迹可寻。礼拜仪式的每一时刻均以谐和的音乐诠释，垂死的人绝望的祈祷也都清晰可闻，乐谱手稿上的信条，系出自贝多芬的手笔，开端写着：“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决不遗弃我。”音乐强而有力，似与基督教徒谦逊的表现不合。乐曲的每一部分洋溢着虔诚专注之情与整曲中持续不变的庄严神圣感，使《弥撒曲》成为伟大而有瑕疵的灵魂，向渺不可知的上帝，作最终与适切的奉献。

1824年2月里，贝多芬完成了第9交响曲，曲中贝多芬力图表达出最终的哲学——愉悦地接受个人的命运——打破所有古典规则的束缚，这位急躁的音乐帝王以他自负的能力，牺牲了古老尊奉的定则，推崇新崛起的自由之神而为之狂喜不已。祭坛一座座地倾圮，主题犹如大厦的石柱应是耀眼触目，但除了深奥难以索解的观念外，主题全都隐没不现，乐句似是过度的突出与反复，偶尔有轻柔或静谧的时刻，也为突如其来的强音所掩盖，犹如对一个狂乱与冷淡的世界投以盛怒。一位权威的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曲中丰富的内涵显然令人困惑，“形式却是异乎寻常的简单，精致的细节似乎使人目眩神迷，其实它纯粹是精心构思直至合理的结尾，某些观念一如形式本身一样的简单和自然”。

也许这位作曲家审慎地放弃了传统的努力，而赋予永久形式于人类美或隐晦不明的旨趣上。贝多芬坦承放弃这个念头，而遨游嬉戏于无边的想象中，尽情利用艺术的富源，最后他又重拾回年轻时敏锐的挑战能力，而将席勒的《欢乐颂》融汇入音乐中，此颂歌非仅止于欢乐而已，而且还是反对专制残暴的喜悦战争——

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君王对抗，

即使以财富与鲜血为代价！

除高贵的德行外，冠冕一文不值，

谎言欺世者全须处死！

贝多芬在创作巅峰的经典之作，现在已经完成，他渴望有机会呈献在世人面前。但是此时，罗西尼在1823年里，已使奥地利人如醉如痴，维也纳的听众却倾心于意大利的旋律，所以当地经理人没人敢孤注一掷地把两首困难的曲子如《弥撒曲》与《合唱交响曲》（Choral Symphony）择期公演。

柏林有位戏剧演出人愿意演出这两曲，贝多芬正要同意之时，由利赫诺夫斯基家族为首的爱乐团体，听到维也纳最杰出的作曲家，不得不到敌国的首府公演最负盛名的近作时，大为恐慌，同意贝多芬可在卡特涅梭尔剧院（Karnt-nerthor）演奏。经过艰苦的交涉，音乐会终于在1824年5月7日于座无虚席的剧院演出，节目为：一首序曲《献堂乐》（The Consecration of the House），《弥撒曲》的四部分，压轴的是《第9号交响曲》，在日耳曼合唱团洪亮的歌声中结束。合唱团歌手因唱不出所指定的高音符，而略去不唱。《弥撒曲》庄严肃穆地为观众所接受，而《交响曲》却反应热烈，全场欢声雷动，历久不衰。贝多芬背对听众站在剧台上，听不到喝彩声，只有转过身来才看到听众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