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层的25-35人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采纳了一种把权力安排在最高层的基本方式，从本质上讲，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这个关键的群体是由一位核心领袖为首的最高层的25-35名领导人组成，他们一起决定所有重要领域的政策方向。 [2]
当然，自1949年以来，这些最高权力精英的构成及其关系动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年间，他们都是由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战斗了几十年的坚强的革命家组成，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个人组成的具有多样性的群体。在一个地域差异悬殊的国家中，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来自华中的湖南省；周恩来来自华东的浙江省；邓小平和朱德来自西南庞大的四川省；陈云来自上海市；彭真来自华北的山西省；林彪来自湖北省，等等。他们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例如，朱德和彭真来自极其贫穷的农民家庭，毛和邓来自农村中相对富裕的家庭，周则出身于一个社会上层家庭。他们的教育背景也极不相同。在这群人中，只有周恩来得到过正规的精英教育。他们大多数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长年领导或共同领导过整支军队或主要的地下工作网络。这并不是一个由尽是些围在一名强势领袖身边的谄媚者组成的群体。
然而，所有这些人对毛泽东的忠诚程度却异乎寻常。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因总是能在生死关头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而在同事中赢得了巨大声望。1949年以后，他以自己的冷漠和对其掌握的政治资源的精明操控而支撑着他的权力。有时，他利用自己对军事任命权的控制来撤换有争议的中央会议正在那里举行的地方卫戍部队司令，以确保地方部队司令个人对他的忠诚。只是由于对毛的个人崇拜对于整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极其重要，所以他能使其他领导人依赖于他。
毫无疑问，对每个新朝代开国皇帝的能力和智谋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这种依从。例如60年代末，据说林彪曾宣称：“毛主席的话我们未必全懂，但我们必须永远照他的话去做。”“每一个新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极其强大的。”
毛本人经常不在北京，让许多问题在没有他积极干预的情况下发展。他做出政策应如何实施的宽泛指示，然后退居幕后观察他的同事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毛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确保他对一切重大进展都知情。如前文所述，1953年他规定所有文件在经他审阅和批准前不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 [3] 而且，当他对一个问题有明确意见时，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实际上，当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时，也没有其他领导人直接反对毛的例子。
尽管毛坚持在他有了政策主张时要由他来拍板，但他却憎恶官僚主义程序和日常公务琐事。西方学者曾争论，描述毛时代最合适的词是“毛泽东统帅”还是毛泽东“首领”。回想起来，这个分歧似乎未得要领，中国人可能已经发现，定义这种关键地位的最佳术语是“领导核心”。
在“大跃进”期间及其后，毛的个人作风变得越来越专断。他主要信任自己圈内的那些人——他的一些行政秘书(这群人将在下文讨论)、他的私人卫士、他的医生、几名亲密的同事、亲属——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其他高级干部们面对面的接触。甚至与他最亲密的人都发现自己常常容易受到他一时性起所带来的伤害，包括他很喜欢把别人派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去长期磨炼。他让他的随从们相互监视，甚至在其他高级干部医疗问题的论断和治疗上他都拥有最终决定权。
1978年，当邓小平取得政治主导权时，他试图建立一套指导最高权力精英之间关系的新规范。他希望给党和政府的最高机构赋予某些实质和信用，而这些东西在毛掌权的最后10年里都被他随意地改变了。因此，邓鼓励关键机构举行定期会议，培育更广泛的协商，并停止了毛将遭到清洗的领导人投入监狱或任其遭受拷打和折磨的做法。
毛个人统治造成的明显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邓发起这些变革——他的所有同事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了授予一位领导人无限权力的危险。此外，邓个人尚未从革命斗争中获得像毛那样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与幸存下来并日益年迈的一代革命领导人大致处于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上。不过，邓也面临一种两难处境：要想改革，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达到改革的目的；与此同时，他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使主要政治机构更像真正的制度。
邓最终不得不比毛更甚地玩了一场结盟政治的游戏。他在地位相同的人中，至少在党的元老中排名第一，但这不是“邓统帅”体制。他心甘情愿地做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明确拒绝了毛泽东权力的标志：他不仅拒绝担任党主席，而且索性在1982年废除了这个职务；他绝不迁入中南海这个毛曾以此为其北京住所的昔日皇家别院；而且他努力树立他的拥护者在党和政府中的威望。为此，他不得不同影响力很大的老同事们协商，其中最显要的是陈云，还有李先念、薄一波、彭真，以及王震，他们每一个人在党、政、军中都拥有强大的支持基础。 [4]
不过，邓保留了毛的某些重要权力。作为中国改革的象征，他在国内外的极高声望支撑着他在最高党政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中的地位。像毛一样，邓拥有决定谁能进入最高权力精英层的极其重要的权力。 [5] 中国各派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为其追随者提供职务安排来增强自己的地位的。 [6] 例如，陈云在1983年大力提拔李鹏，其后李一直对陈云的政策主张保持着忠诚。邓谨慎地与其同事们协商这些决定——他在分配职位时着眼于维系各方的支持。他让陈云的支持者宋平掌管国家计划委员会，尽管当时邓任命的赵紫阳掌管着全面经济政策。 [7] 但是，最终的权力保留在邓的手中，不是通过任何法律，而仅仅是因为他的威望以及他在体制内的关系。
邓也亲自参与确定国事重点的决策程序。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事必躬亲。此后，由于年迈，他逐渐有选择地、零星地参与。作为中国体制内名副其实的核心领袖，邓的主要决策涉及从经济重点、人事任命、外交决策、意识形态宣示到军事体制重建等一切事务。
紧接着邓和陈云之后的一代领导班子与其前任大不相同。其成员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他们的大部分经历是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工作并成长起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其前任，也更适应城市环境，并且主要来自沿海而不是内地。他们大多数人对国际舞台有着更广博的知识。总之，他们是向一个非革命领导集团转变的标志。他们及其继任者更偏爱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效的管理和专业化。
在这方面，江泽民是个典型。江来自江苏省，在上海接受教育。20世纪50年代他在苏联工作，后来在汽车、机器制造和电子行业供职，1986年成为上海市长，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邓小平把江调到北京，任命他为中共未来的“核心领袖”。江很快就取得了全部的最高职务，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和国家主席(1993年)。从1989年到1994年，江行事时敏锐地着眼于邓小平和陈云的愿望。但是，正如第五章所言，随着1994年12月邓身体状况不佳和1995年陈云去世，江开始在北京实际掌政。
从1994年到1997年，江与李鹏(总理)和乔石(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同进行管理。当然，后二者也都是政治局常委。1998年九届人大接受了乔石的辞职(实际上前一年秋天党的十五大已经批准)，升任朱镕基为总理，并确认李鹏为全国人大的新委员长。李辞去总理职务，因为他已连任两届，这是宪法所允许的最长任期。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9年后——李的职务变动是一位最高领导人根据宪法要求而做的第一次，总的看来，它反映了中国体制的变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依然由一个自我选定的精英集团领导，他们主要的约束来自这个最高集团中的其他人的看法和行动。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 核心领袖对其同事拥有的权力要比毛或邓少。
□ 各类法规中规定的正式要求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都得到了更加严肃的对待。不过，在体制的这个层次上，小团体的力量依然比正式的法规和宪法界限更多地渗透进政治。
□ 最高领导集团不像其前任那样紧密，因为其主要成员没有一起共事半个多世纪。
□ 最高领导集团对该政治体制其余部分的权力比其前任要小。
□ 已退休的革命前辈们不再在幕后制定关键决策。
最高权力精英集团的成员本身因工作职能领域和专业化程度不同而分为两部分。中国人委派最高权力精英集团的行政人员负责不同的工作领域。与这种责任划分混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以专业化程度为基础、分为三层的成员分类。
总领导人(key generalists)是位居体制最高层的那些人，他们可以被看作相当于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总裁。这些人包括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许多日常业务，工作负担沉重，责任重大。
中间领导人(bridge leaders)比总领导人的业务范围要窄。他们每一个人负责协助某个范围内的政策发展、协调执行这个政策的相关部门的活动，并解决它们之间出现的分歧。每一个中间领导人都领导着一个负责协调相关机构与最高领导班子关系的“领导小组”。通常，这些中间领导人本身都是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继续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比喻来说，这些中间领导人是负责各主要职能的公司副总裁。
专业领导人(specialized leaders)掌管着单个重要机构。他们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改名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外交部等部门的首长。几个重要的省级机构的首长也在体制的这个层次上。这些领导人管理着体制中最重要的机构。用公司的比喻来说，他们负责最高级的部门(战略规划、财务等)，是公司最重要的业务部门的首长。
职能和层次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造的。但是，这里要重申，没有任何法规来规范这些高层领导人组织自己的方式或约束他们能做的事情。例如，作为最高层的总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也控制某些通常属于上面所说的“中间”领导人管辖范围的关键协调机构。对这些高层领导人唯一有效的内部制约，是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态度和行动。尽管改革进行了20年，但在中国政治的这个领域中，组织的界限、任务、成员和认同却经常轻易改变，而且是根据最高层领导人的命令这样做的。实际权力几乎既依靠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又依靠所拥有的正式官职。
围绕着高层领导人的是私人助理，其中最重要的两类是私人秘书和私人警卫。尽管有正式的办公室，但每个高层领导人都拥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和一些私人警卫。私人办公室由一群“秘书”组成，数量因领导人不同而不同。 [8] 毛泽东通常至少有5名秘书以应其日常之需，在他想要放松时为他阅读，为他处理大量的政策工作。周恩来曾有过十多名秘书。而且，周去世后，他的一些秘书出版了几本叙述他们经历的书。
秘书与高层领导人关系密切，但不是公开机构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能够从与主要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中获得很大的权力——的确，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实际上的官员。例如，陈伯达在1966年以前曾主管毛的私人办公室，后来毛派他进入“文化革命”运动的司令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陈通过这个小组行使了巨大的权力。毛的其他秘书还包括陆定一，他后来成为宣传机构的主管；以及胡乔木，他后来凭自己的本事成为政治局委员。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遭到清洗的一名省级领导人周小舟，在20世纪40年代时曾是毛的秘书。实际上，陈伯达和周小舟的例子说明：在秘书调离他的办公室后，毛会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如果他们日后对他的政策主张有任何异议的话，他也会在强烈的背叛感下作出反应。在中国，政治中被掩盖的这一面一直具有极其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影响。
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秘书，秘书通常都尚未在职务的阶梯上有所建树。但是由于秘书也许必须在正式会议上或其他正式场合代表其上司，因此他要被指定一个级别，就好像他是正式机构中的一部分似的。一旦秘书调离上司的办公室，通常会被委派一个相当于其级别的正式职务。大多数最高领导人的秘书至少获得副省长或国务院副部长级的职务。当他们调离上司的私人办公室时——如果上司的地位稳固而他们本人又没有犯错误——他们就能获得很重要的职务。
因此，秘书制度为派系政治提供了一种工具。高层领导人运用自己的能力招揽秘书，安排给他们正式的级别，经过一段时间再把他们“播种”到各个正式的职位上，借以加强这些领导人在中央和省里的政治基础。例如，中央政策研究室通常是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毛泽东往往会把该机构的负责人招揽为他的秘书，也会任命他的一个前秘书去主管该机构。
秘书的影响力是非凡的。例如，林彪的一个秘书张运生写过一部回忆录，他在其中披露：“文化大革命”早期的关键年代，林彪自己不看文件，而是依赖秘书给他整理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文件，并提供摘要。由于林彪几乎从不离开他的办公区域，在林的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期，这位秘书承担了林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部分。
据毛泽东的政治同僚们说，实际上，毛在20世纪50年代后仅接受来自秘书的直率批评。因此，他的主要秘书如田家英和胡乔木，便成了把客观意见传达给这位主席的关键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他对体制中其他高层领导人日益增长的偏执。 [9]
我们对秘书制度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毛泽东时代那些前秘书的回忆录。对于现在秘书的作用却不甚了了，尽管它显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秘书制度存在于中国体制的各个层次上，在每一个层次上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运作。对于必须处理某些他们并不很熟悉的事务的高层领导人来说，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通常，秘书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善于查寻所需的信息或从他们认识的其他领导人的秘书那里获得这样的信息。
只有中央的高层领导人才能不经党的组织部的实际干预而挑选自己的秘书，在正常情况下，组织部负责审查人事任命。在较低层次上，秘书必须符合组织部的要求才能开始工作。虽然秘书通常都会与同级领导人的其他秘书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但他们并不与不同地域、级别的秘书打交道。
除了秘书，每一个高层领导人还有私人警卫。至少对于老一代的革命领导人来说，这些警卫确实是私人的：虽然毛亲自领导的中央警卫团负责提供全面保卫，但每一个领导人至少都挑选一些自己的私人警卫。尽管多数警卫来自人民解放军，但解放军并不保留对他们的业务控制。事实上，虽然所有的私人警卫名义上都属于一个警卫单位，但访谈显示，甚至这个警卫单位的负责人也无权指挥他们。 [10]
私人警卫为其首长提供范围很广的服务，包括首长在国内旅行前为其所做的预先安全保卫工作。例如，如果一位高层领导人打算去某省，该省的安全部队须与中央磋商，要做大量准备(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是这些安排的总负责人)。然而，这位领导人要等到他的一位私人警卫亲自到该省检查了准备工作并做出他认为合适的调整之后，才动身前往该省。
以上对高层权力精英的简单介绍凸显了1949年以来中国体制的几个重要方面：它一直是高度人治的，个人关系在职务变动和政治决策方面极其重要；最高权力一直高度地集中于数量很少的个人(大约25-35人)手中，他们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拥有可以行使的最终权力；核心领导人在决定谁将进入上层权力精英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体制的某些方面没有显示在组织图表中(如秘书的使用和工作的划分)，但实际上却对政治和体制的日常职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在中国政治体制及各级国家政治机构中都很明显。在各级机构中，由于第六章所描述的庞大而复杂的组织机构体系的存在，精英之间这种强烈的个人关系存在于一种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近年来，所有这些特征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导致等级减少、规则加强、机构之间责任的划分更明确、核心领导人的支配作用减弱。尽管它在转变中，但是，中国的体制远未完全摆脱其起源于革命的以及权力主义的残余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