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个中外帝国

契丹蒙古人使华北得“Cathay”（中国之古称，来源于契丹一词。--译者）之称，他们在长城两侧，包括华北、满洲、蒙古部分地区，维持一个帝国达200多年（907-1127年）。据维特福格尔研究所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仅是半游牧式的，因为除了靠羊、马、猪外，他们似乎也赖农作物特别是小米为生。的确，他们的崛起正是由于他们地跨草原和农耕地带之间，从而兼有游牧骑兵的武力和农垦区的经济力量。建立帝国的部族联盟由耶律家族领导，他们采用中国世袭君主制以及儒家的许多治国方式，从而延长了帝国寿命。结果出现一个两重性的国家，南部是中国式的，北部是夷狄式的，南半部由袭自唐代的文官制统治，北半部由骑射武士统治。这样，契丹皇帝在一个地区的文官系通过传统的考试制度网罗而来，而北方的骑射武士则于征集训练后，进人其精选的卫队“斡鲁朵”（ordo），由此产生出英文里的“horde”（原意为游牧民族的“骑兵劲旅“，可作”貌琳之士”或“劲旅”解。--译者）。最后在各个地区建立了12个“斡鲁朵”，共约60万骑兵，作为一支机动的后备突击力量。

除了这有趣的双重性政府外，契丹的辽政府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贡献。它的人口约仅4印万，是其南方宋帝国人口的1/10乃至1/20，但辽国骑兵攻击力甚强，终于迫使宋朝向其交纳岁币，以保边境安宁。当辽国为北满女真族所灭，建立金国（1127-1234年）后，那里仍然是同样的格局：华夷结合的金帝国兼有草原的骑兵和华北的谷物，得以实施军事袭击，迫使宋室南迁。（北宋，907-1127年，首都在黄河流域的开封；南宋，1127-1279年，首都在长江以南的杭州。）然而这些夷夏帝国的成就只限于军力而不在于文化，其历史意义主要是作为未来灾祸的前奏。

蒙古的征略及其在中国建立的元朝（1279-1368年），曾被后世中国学者视为中国人受异族专横统治的一段不幸插曲。事实上，元朝寿命不到百年。成吉思汗（约1167-1227年）所创立而由大忽必烈（1215-1294年）扩展到中国的蒙古政权，在蒙古人变成中国统治者之后，很快就衰败瓦解了。蒙古人未能在中国立足这一惨败事迹，与其后满洲人获得成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分析。

蒙古人经两代的战斗逐鹿之后，终于能在1279年以武力强占整个中国，而到1368年就被逐出。满洲人于19644年比较容易地称帝中原，并且保住了政权，使19世纪的中国文人甘愿以身家性命加以保卫。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蒙古人未能而满洲人却能巩固并利用儒家的思想体系，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妨碍蒙古人按中国方式统治中国的诸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可能是他们未能吸收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是纯游牧民族，不习惯于农耕和定居生活。他们过去是文盲，语言不同，日常饮食和衣着都是番式的，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法制都异于中国传统。这种困难又因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加剧：中国的蒙古人不过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大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海内之君”，这是他在1206年采用的称号）及其儿孙们的组织天才的产物。

令人惊奇的是，成吉思汗在其中年初期尚是蒙古一个小部落头领的附庸，并且当时他和其他部落人一样，还没有认识到其后为“蒙古”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他们共同的语言结合力。他把这些草原部落统一起来，激发他们走上早期历史上最大的领土征服历程。这一成就只有参照当时中亚的有利环境才能理解。

大约在1200年，该地区一片横跨东西的地带中有一些定居的农业社会，彼此通过贸易进行联系。中国则分裂为南方杭州的宋朝和北方北京的异族金朝。在中国西北部有个吐蕃建立的王国。往西的新疆有回绝突厥人，而他们西边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有一些土耳其穆斯林王国，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最后，在波斯地区有建都于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这些定居国家之间的贸易使它们都得到富足，但它们没有一个是好战的，也没有强大到足以主宰邻邦的程度。它们是对草原入侵者有诱惑力的战利品。

在中亚北部，另有一片横跨东西的地带，杂居着许多民族。这些是干早高原上的游牧部族，有混血程度不等的土耳其人、蒙古人、通古斯人，靠大片土地上的畜牧经济为生。他们具有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而又比较能够自给自足；他们的父系氏族组织使他们能够服从坚强的领导。

成吉思汗从低级贵族历经忧患而崭露头角，并通过下属对他个人的忠诚获得权势。他自称代表万古青天，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凡是投效他的部族，他都赐以自己部族的名称--蒙古。他把他们的习惯法编成法典，借用维吾尔文来书写，并宣称它是至高无上，普遍适用的。他按家族原则组织他的战士，分属于帝国的各氏族、部族和地区。他用这一切方法造成了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家。他所精选的私人卫队“斡尔朵”形成一支劲旅，并从中选拔将领。这样造成的战争机器依仗蒙古飞骑纵队，他们训练精良，擅长骑术，残酷无情。他们日常的生活是紧盯着前面可供劫掠的财物，而劫掠又刺激他们不断进行扩张。他们的连弩弓和足以穿甲的利箭，他们的奇袭和诡计多端的战术，使他们战无不胜，给亚洲带来苦难。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俄罗斯南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像在中国一样，建立了许多汗国。蒙古帝国的这种国际规模，使它可与引起文化和制度大混合的欧洲扩张相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一种社会的代表侵人其他几种社会，蹂嘴俄罗斯南部、波斯和中国等定居农业国的蒙古侵略者，接触到了种类繁多的语言、宗教和地方风俗，而每到一处，他们都面临某些共同的问题：怎样维持秩序，怎样通过官僚体制进行行政管理并取得税收，怎样保持蒙古人掌权，因此归根到底就是怎样保持他们自己的特点、统一和力量。这些目不识丁的武士竟能把上述吃力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倒确实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在俄罗斯南部统治了2加年，在波斯统治了100年。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也像在中国一样，似乎曾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在13世纪，这些辽阔领域间的联系由横越中亚草原和绿洲（帝国的战略核心）的著名骚道来保持。这就使欧洲第一次有可能直接与中国接触。对蒙古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控制能力没有他们的进击能力那么强。在中国，他们面临着怎样按中国方式统治而仍保持蒙古人的政治控制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必须有后备力量，必须能维护秩序使之带来繁荣，而且还必须使汉人在文官系统中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蒙古人在其征略之初，就懂得必须聘用有经验的文职行政人员，因为这些人知道怎样征税、理财以及网罗一批官员。他们在中国的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汉人，但他们也在行政机构中录用边区其他半游牧民族和许多外国人。马可o波罗（1275-1292年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其他从欧洲来的外国人、大量波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以及从中亚各国选拔的回纭行政人员。蒙古人恢复了网罗汉人的考试制度，但这项工作并未做好，未能使最优秀的汉族人才进人政府。

马可o波罗所描述的忽必烈统治下的豪华景象、他在北京修筑的首都、扩建的帝国驿道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像杭州和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里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显示了蒙古统治鼎盛时期生气勃勃的情景。但忽必烈以后蒙古人的领导地位旋即瓦解。14世纪初的历代君王都软弱无能，最后蒙古部族间发生内江。从西藏发展起来的佛教流派喇嘛教在蒙古各部族中传播它的迷信做法。喇嘛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激怒了儒家士大夫，他们斥责蒙古人为保持原始文化的民族。黄河泛滥成灾、财政困难以及最后是发行纸币过多，使政权丧失人心。南方数省叛乱蜂起，争夺帝位，其中一个成大事的能人赶走了蒙古人，于1368年建立了汉族的明朝。自建国之初，明朝便以防范蒙古势力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明太祖曾派大军深人草原讨伐蒙古人。他收复了满洲，促使朝鲜的新王朝归顺，并最后促成蒙古人的崩溃，使之分裂成为东西二国。第二个皇帝则4次亲自征伐蒙古。他先助西蒙击溃东蒙，后又帮助东蒙击溃西蒙。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不能消除蒙古人的威胁，因为他们不能消灭戈壁滩上的草原社会，也不能将其中国化。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施以夷制夷的故技，与蒙古各族保持宗藩关系的形式。这种做法终于导致明室的覆亡，因为他们未能制服东北边疆作为藩属而兴起的满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