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10年的起伏多变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国民党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成立于1912年并接着受到袁世凯的排斥，在其后的10年大部分时间气势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年才开始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并于初期力图取得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后，1927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赶进华南的丛山峻岭。它的最终胜利是在22年之后取得的。它在野时进行了长期的夺权准备。

初期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社会出身上不如在籍贯上有那么显著的差别。孙博士的追随者是城里人，他们往往出身于商人家庭，因而出身于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别是广州。共产党里有较多的人来自农业地区，特别是来自长江流域中部。后来，共产党补充了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而国民党却没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年代上的。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代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国过去有若干方面便于共产主义的进人。儒家的传统使现代学生感到他是优秀学子的一员，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因此有权而且义不容辞地应该起来领导公众事务。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种独裁主义的传统自然迫使反对派只能暗中组织运动。过去的叛乱通常都曾从空想的或救世的学说（通常来源于佛教，但在太平天国方面则带有伪基督教的性质）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旧家庭制度给每个人撑腰，而造反者则从结义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持。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常常讲一些为救援被压迫者而仗义行劫的传说。

中国现代生活的经验加深了这种传统趋向。由于农民的经济困难日益显著（即使事实上没有不断恶化）,人们自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进行补救。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艰巨，必须首先由当权者负起责任--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孙逸仙已经模模糊糊地指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正如唐o普赖斯所指出的，1911年以前俄国的榜样曾经鼓励中国人民对革命发生兴趣，而不是具体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中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一开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信条。对于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除非参加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任何一个爱国志士的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是无孔不入的外国势力即“帝国主义”，而列宁主义最后也给帝国主义作了一番解释。当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认定地主和军阀这一对十恶不赦的孪生兄弟是“封建主义”时，许多人就觉得这种历史观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他们相信和信仰。它宣称是“科学的”和绝对“现代”的。它可使中国洗雪近代所受的耻辱，越过普遍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党将为忠实的信徒作好准备。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者用莫里斯o迈斯纳的话来说，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战争有助于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振声势之前，有一些原因使这个运动受到遏制，几乎被镇压下去。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南京为它的新政府罗致了埋没的人才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左倾青年。但运动迟迟没有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简称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所指示并获得中共赞同的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正统方针。罗伊o霍夫海因茨评论说，早期中共“没有及时地重视农村工作”。如果我们追溯党的路线在早期的变化--按“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盟友和孤立敌人，同时又保持基本目标不变这种巧妙的手段--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国际的困难。1920年，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廷康（GregroyVoitinsky）敦促陈独秀召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混合小组组成共产党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他们很早就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但正如韦慕庭（C·M·Wilbur）所指出的，他们的党员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满10阅人，直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潮，党员人数才增加到10倍。国民党人数较多这一点，加剧了共产党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怎样根据理论原则来抓住政治机会，从而避免陷入纯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由于共产党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以及有理论根据的见机行事的态度，党的路线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共开头便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以及其他反动阶级（军阀、封建地主等）。他们在1922年6月（党正式成立后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吁成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军阀，而在这统一战线中，中共将代表工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个党能够确实成为一个阶级的喉舌）和贫农，而“民主政党”（国民党）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观点违反了列宁早期的决定，即中共必须通过现有的革命运动来进行工作，而不应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冒败亡的风险。于是共产国际不久就宣布：国民党确实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并声称中共不应作为“党外联盟”（即从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外）而应作为“党内联盟”来搞统一战线，这就是说，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成为国民党员，但同时仍旧是中共机构的一员。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肯定这一巧妙的想法时，响应了共产国际的声明，宣称国民党“应当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当国民党于1924年1月接受了这种双重党员身份后，双方就开始竞赛，看哪个党更善于利用另一党。当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取得了关键性的职位。

共产国际遵循这种看法（为斯大林所提倡，受托洛茨基指责），于1926年12月命令中共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因为当时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革命运动过渡到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阶段。因此中共作为一个“党内联盟”继续谋取政权，即使它这种隶属于武汉政府的地位妨碍它利用当时农民的骚动。共产国际的“党内联盟”策略最后失败了，这首先表现为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的分裂(1927年2一4月），继则表现为武汉政府的驱逐共产党人（1927年7月）。

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这时中共调整了它的方针(1927年8月）。它谴责陈独秀（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党）和“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自己也参与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经常犹豫不决，他们提倡那些错误的、不革命的理论……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不符简直等于出卖革命。”中共同时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革命正在进人“较高”阶段，必须以城乡的秘密策动和武装暴动为其特征。然而，它在口头上仍说有必要“在国民党内部取得领导权”，这话除了支持斯大林以反对托洛茨基外，毫无意义可言。

1927年9月，中共遵照这条新的路线，在湖南举行了秋收起义（由毛泽东领导），并占领了华南港口汕头达一星期之久。12月，它在广州发动了历时四天的起义（“广州公社”）。这些以及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1928年6月和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80名以上的代表出席。这是由共产国际精心布置的一次会议，会上试图制订出一条新的路线。它一方面谴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差，同样也谴责陈的后继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偏差，造成了起义的失败。新路线认为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而鉴于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中共必须为武装起义预作准备。土地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1928年，斯大林竭力主张在城乡一起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和斗争，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以统一战线接管国民党的工作现在改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作为部分地以农村苏维埃为基础的国中之国。这时年青的中共领导人散处在莫斯科、上海、江西和其他小根据地，它的组织已分散。要想取得一致意见是困难的。如理查德o桑顿所指出的，莫斯科任命的新总书记李立三有他自己的奢望，他在1928一1930年间继续执行早已导致惨败的极端主义的武装起义路线。他命令中共机构尽力组织城市工人，以便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是想利用工会会员以达到党的目标，而不是代表他们为解除经济上的痛苦进行斗争。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黄色”（反共）工会运动的竞争，李立三和他当时的盟友周恩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高潮并未到来，在城市里更谈不上。在1924年，有2/3的党员被划为无产阶级，另有1/5被划为知识分子。1930年周恩来报告说，在12万党员中只有大约2000人是产业工人。此时周反对李并又去莫斯科，那里的共产国际开始对李的计划表示担优。另一方面，毛泽东起初对李的热情表示同情；正如斯图尔特o施拉姆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之间的对抗。1930年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华南华北的军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这一动乱的局势下，出现了李立三企图以暴动夺取大城市的高潮。7月间共军攻占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成了头条新闻，但没有几天就被赶走。接着李立三下台，并去莫斯科“学习”（直到1946年才在华北重新露面）。周恩来在承认他犯了“怯懦的机会主义”错误后仍留在中央委员会。这时在该委员会里主宰一切的，是新近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一伙28名“留学生”，他们清洗并重组了党的机构，但发现他们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活动困难，于是就想去接收农村里的苏维埃根据地。

中共头10年的成败得失，反映了外来思想意识及其制度输人中国并适应于中国之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共领导是一种新事物，他们是一批职业革命家，经过长期的训练，决心按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倾注全力进行组织工作并夺取政权。他们的党不同于借用了类似的列宁主义结构的国民党，所以该党的决定性特点在于他们认定党要作为一个思想意识的实体来发挥作用。从思想上说，领导根据推论的“辩证”理由确定的路线是可进可退的，在处于逆境时可因事制宜灵活执行，它总是牺牲个人，认为在整个事业中个人是可以牺牲的。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拟定时往往要提防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敌人，所以其中经常含有两种可以抉择的互相矛盾的办法，这种使中国方面怀有野心的政策执行者可以曲解路线，以便在不可避免的争权决斗中击败他们的对手。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经历了头10年的岁月之后，尽管统一战线政策失败了，却在1931年产生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党。第二个10年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潜在力量相适应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