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扩张面对于中国的扩张

欧洲的扩张使西方文明直接与中国接触，而对于这种扩张，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这三个标题来作一番概括的叙述。这些标题有助于提醒我们记住西方社会有哪些特点。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因为十字军帮助重振西欧与地中海东部之间的海路贸易，而这条贸易路线是在阿拉伯统治下被关闭了的。随着这种贸易的重振而来的，是商业技术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城市和城市各阶级的兴起，刺激了工业生产，积累了投资资本，并通过新的金融和财政技术来运用这种资本。随着中世纪后期这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逐步兴起了许多民族国家。

除非是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现象是必不可免的。它们发展的格局都不是古代人们所熟悉的。例如，较早期的社会是在城邦或世界帝国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它看来根源很多。这些根源是：日耳曼诸部族的自觉心和国王制度、超出城邦经济类型限度而发展起来的新企业的经济需要，以及把人们集合成更大政治集团的代议制的兴起（这在古代的直接集会中是办不到的）。

一旦民族国家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于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单独二个扩张过程的两个侧面而互相影响。当然，这里说的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过是为叙述方便起见借用的两个笼统的抽象术语罢了。在这两者相互影响时，它们刺激了学术、科学和发明。在中国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发展。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的扩张力量，特别是16世纪罗马天主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和其他教派的扩张力量，自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同佛教扩张时期中国的经验相比。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反对西班牙的异教徒摩尔人及其后在海外表现的十字军热情，却是儒家头脑里未曾有过的另一类宗教热情。如果我们把它同上述其他因素一起来理解，欧洲近世初期这股向四方传教的力量是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和过程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大不相同。

西方通过中国对外贸易这个媒介而与中国接触。16世纪的葡萄牙人，以及17世纪的荷兰及英国的冒险家和商人，开展了对华贸易，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地区；正如他们的同时代人揭开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样、：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东亚决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1637年英国在广州打开了对华贸易，那时离新英格兰的建立只晚很少几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然而直到19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未能扩展到广州之外，而新英格兰却早已分开成为一种新国家，并且那个国家本身也正准备协助扩大广州贸易了。

欧洲人在美洲扩展，而在中国却阻滞不前，这事实必须从欧、亚两方面来加以理解。这并不单纯由于欧洲扩张主义者的希望和竞争力量，更易于集中在机会很多的新世界。远东两大帝国中国和日本的幅员辽阔，财富很多，这些因素使它们从一开头就是十分强大的对手，不能用武力来压服；它们非常老练，又能自给自足，难以在交易上占它们的便宜。阿拉伯人的作用。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除了短暂的一些中断外，直到近代都以阿拉伯人为媒介。7世纪和8世纪间，阿拉伯人横越北非扩张到西班牙，使地中海成为“穆斯林湖”，但人们并不总能记得他们向东方也有类似的扩张。阿拉伯人受挫于法国的图尔之役（732年），可与阿拉伯军队在帕米尔以北的中亚地区打败唐朝中国军队的但逻斯城之战（751年）相比。12世纪及其后，伊斯兰教的传人新疆，以及印度穆斯林王朝的建立，都是不断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这使阿拉伯商人能一直到达中国，终于在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建立穆斯林苏丹王国。中世纪后期的印度洋同样也成为“穆斯林湖”，从东印度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及地区，离通过那里的香料贸易不过是大宗商品的一宗而已。中国是这阿拉伯贸易世界中的一个参加者。中国史书表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商人的早期“贡使”，在汉代来自东罗马，但只隐约提到中国往南或往西的商队。到5世纪，中国商船无疑已到达印度，甚或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到756年，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之多，足以使他们能够烧掠该城。12世纪宋朝在夷狄的侵略下被迫退到华南时，才越来越关注海上贸易，这种贸易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上面。宋朝把对外贸易限定在某些港口，并限定外商只能居住在通商城市的一定地区。由中国船或阿拉伯船运载的宋瓷，出现在整个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在蒙古统治时期，忽必烈汗自称有权统治全人类，派了12次使节到东南亚，谋取当地统治者称藩纳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没有给蒙古人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但说明中国已与当地有了建立已久的贸易往来。以这些商业活动为背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要在巧世纪初派远征船队驶入并穿越印度洋了，否则那项举动就显得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的。

明朝的探险远航。从1405到1433年，这些惊人的远航使中国船队比那些更出名的绕过非洲的葡萄牙航海家，几乎早一个世纪到达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海岸。那时，中国在造船、导航（罗盘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和一般航海技术上比欧洲先进，是清楚地证明了的事。但这项成就在中国的计划安排上意义不大，这也是很明显的。巧世纪中国与欧洲相比，也许没有比它们各自对海上探索态度的截然不同显得更为突出的了。明代远航的主持人是当时朝廷的总管太监穆斯林教徒郑和，他是代表朝廷而不是代表政府官员远航的。远航分别进行了七次。1405年第一次远航有2.8万人，分乘64艘船只。第四次1413-1415年间的远航西达波斯湾和亚丁。有七名中国人到达麦加。中国船只曾到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沿岸。从这些地方派出了所谓“贡使”朝贡中国，这时期孟加拉入朝11次，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派使去中国。马六甲国王还亲自入朝四次。明廷支持这些庞大的事业，其目的并不清楚。其实，太监们可利用贡使和远方君主所献的珍异，来向朝廷献媚求宠。大象和鸵鸟、奇异的产品和更奇异的传闻，都可用来博得皇帝的欢心。从阿拉伯运来的长颈鹿，曾被赞扬为中国神话里象征帝德的麒麟，作为一件值得向统治者阿谀称颂的盛事。

对这些远航，中国人传统的解释是为搜求一位已被废黝但仍要求复位的皇帝，但这似乎不像是全部真情。他们的动机也许是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兼有而之：他们的政治动机在于明廷希望把世界上从事航海贸易的国家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借以号称统驭万邦。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宗藩关系可代替天子直接进行统治。明廷在15世纪初曾对中亚各部族竭力行使宗主权。郑和的远航看来也同样是想对海路所达的统治者行使宗主权的一番努力。

把明廷穿越印度洋的远航与同时代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的远航进行比较，是大有可为且又很有意义的事。葡萄牙人探索非洲海岸，是早在1270年就开始的事。从1418年起，航海家亨利亲王几乎每年都派出船队进行探险。但他们直到1445年才到达西非的佛得角，而其时明廷已终止航海活动。在规模上，中国船队比葡萄牙的大得多，而在航海技能上，即使并不比葡萄牙人优越，也至少可以与他们媲美。然而，中国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连建立贸易据点的动力也没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从战略上讲，明廷不得不对付随时会死灰复燃的蒙古威胁，不得不抗击来自北方边疆的不断入侵。航海远征无助于对付蒙古人。明朝的远航以及他们在达o伽马之前50年就停止航海这件事，说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

早期海上接触。葡萄牙人与中国海上通商之后，自1514年起开始贸易和传教。这一过程以300年后形成的当代不平等条约体系达到最高峰。新的中一欧关系的主要焦点是贸易。葡萄牙人把中国丝绸运到日本，并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欧洲。他们的商业控制地区以分布各处并且设防的一系列贸易据点为基础，这些据点远及印度、马六甲、长崎和1557年后广州附近的澳门。造出较大的船只和火炮，利用罗盘和星盘仪导航，备有书面的航程指南，这些使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得享称雄达百年的历史。他们在17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压倒，后者的东印度公司组织得比较完善，财力也比较雄厚，而一系列类似的贸易据点则继续为欧洲人的深人远东提供方便。每个前哨基地都包含了企业统治的种子--要求国家主权，热心基督教传道，要求按西方法律手续办事，加之流动资金充足，军事技术优越--这一切都在东方海岸上扎下根来，一旦条件许可，就会立即发芽生长。

不久，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荷兰人从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向附近地区扩张，建立殖民地。但是，日本和中国处于17世纪新的中央集权政府管辖下，尚能暂时把欧洲人隔离在一些指定的口岸如长崎、澳门和广州，这些地方成为19世纪通商口岸的前身。

日本和中国与西方接触所产生的反应，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显著差异。日本的反应来得较快，势头较猛，虽然中国终于也按大致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2年到达日本后，不到40年，就有75名耶稣教士在那里工作，拥有15万左右的信徒。然而，过了100年，到1640年，日本断绝同西方的往来并禁止基督教。在中国，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各o沙勿于1549年进人日本，但在巧52年卒于中国沿海。在他之后200年间，约有463名精选干练的传教士继续想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的虔诚专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很少有人超过的。伟大的耶稣会先驱者利玛窦（1552-1610年）花了20年功夫，才一步一步从澳门的葡萄牙侨民社会走进了北京的宫廷。

耶稣会的成功。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的时机正合适，那时明末社会混乱，聪明人渴望获得新思想，哪怕外来的新思想也行。利玛窦立即看出怎样才能厕身士大夫俊杰的行列。他脱下原来穿的佛教僧服，换上士人的长袍。他不去教堂传道，专同三五成群的优秀人士交谈。他接受了汉代儒家早期的经典著作，·为宣传基督教义而引述孔孟学说，只对那更为系统化的宋儒理学提出质疑。他允许人们对祖先和皇帝敬礼叩头，认为这是合乎基督信条的俗礼。所有这种在文化上的迁就，加上他那仪表堂堂的仪态、他对汉语的精通以及所显示出来的西方技术－时钟、棱镜、世界地图、欧几里德几何--使他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他也像中国的儒士文人那样，在官员中间找到了靠山，随同他们生活和出游。他和同僚们建立了友谊，通过学术讨论和斯文的礼节，同明末的一些高官包括东林书院的道德改革派交了朋友。最后，利玛窦在北京获得皇家棒禄，并由皇帝赐地安葬。

利玛窦的后继者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做官，主持钦天监，修皇历。事实上他们是来自西方的第一批技术专家，被满族统治者作为有用的朝臣留下，他们能绘制皇朝舆图，或给圆明园修建模仿凡尔赛宫的喷泉。耶稣会教士用古文体裁出版了几百种书，使中国人能获得西方的很多科学知识，同时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智慧和伦理的体系，符合孔子的原有教导。

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活动了100多年，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欧洲，把欧洲的情况介绍给中国，但最后因祭礼之争而遭败落。这是一次长期的争议，对方为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教士，他们在菲律宾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后来到中国，指责耶稣会教士过于迁就，藐视了教会明文规定的律法。当教皇出面支持这种攻击时，伟大的康熙皇帝支持了他朝廷里的耶稣会教士。在这样两位谁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的大人物之间，妥协是不可能的。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认为它是从事颠覆活动的异端。教皇终于压制了耶稣会。

通过这种早期的接触，北京的中国优秀学者已经了解到了西方最佳的学术。但结果如何呢？17世纪中国最大文人顾炎武只能重复官修《明史》中的无稽之谈，说什么：“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1774年的钦定《四库全书》中说利玛窦谎话连篇：“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总之，明代郑和虽七下西洋，却始终没有接触到什么意大利、葡萄牙或欧罗巴。中国早期关于西方的知识没有起到什么影响，而且尽管贸易在继续进行，它却被限制在帝国南端的广州。

同时，早期俄国人在陆上越过西伯利亚同中国的接触，进展得比较慢，虽然到头来这种接触更为经久。17世纪中叶，有几股哥萨克人深入北满，但他们越过西伯利亚大片荒凉区域纠集到那里的力量，还不能同中国沿海的欧洲战舰相比拟。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后，清廷迫使俄国人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之外，达一个半世纪之久。1728年的一项商务条约容许俄国在北京驻一非外交性的宗教使团--几名教士和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它的商人则被严格地限制在恰克图，这是蒙古北疆位于西伯利亚一侧的远方商业中心，可说是在寒冷地带相当于帝国南方滨海的广州那样的地方。这样，俄国人的商务关系也像所有其他外国人的商力关系那样受到控制，但俄国人经陆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一开头就不同于欧洲人经海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俄国逐渐像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族一样，成为接壤的邻国，不过位置更远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