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与维新派

孙逸仙。孙博士来自现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是革命领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学过西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在对外接触的前沿阵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那里，中国人最清楚地意识地外国的力量和成就。他在这种不受旧社会束缚的真空地带进行活动，决心献身于民族主义事业，随时准备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工作，是个适应环境的需要真心实意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他的真诚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机而动的精神很切合实际--即使在他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时也是如此。对于他的一生，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他很早就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并在其后一直努力不懈。特别是根据哈罗德o希夫林和韦慕庭的回忆，他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同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势力打交道：国外的广东移民，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商口岸的买办和新闻记者，清政府的维新派官员，反满秘密会社，海外侨商，日本扩张主义者，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军的军官。

孙生于澳门附近，那地区有很多广东人移居海外。他在1879年第一次接触西方，当时他才14岁，去檀香山找他哥哥。他进了圣公会办的住宿学校，学习英语、数学、英国史，甚至参加合唱队。他在17岁回故乡时是个激进派。部分地由于他捣毁了当地寺庙里的偶像，他被送到香港皇仁书院去读书。那里他在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中国在法国于1885年那次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惨败，激起了孙逸仙改良救国的思想。他似已同三合会建立了一些联系。从1887到1892年他学了医之后，开始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领到葡萄牙人的执照，不能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孙放弃了这个新职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已经协助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该会成员献血为盟，立誓严守秘密，孙接着就开始组织各地分会。因此，在1895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维新并加剧了帝国主义侵略时，孙已经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领导人了。

1895年他那一帮人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占领广州督署。密谋被发现，孙的一些同谋被处决。他自己逃亡，被悬赏缉拿。他化装易名，剪掉辫子，改着西服。他蓄了胡握，因此很容易冒充日本人。在日本时，他取名中山，这个名字以后用于称呼许多机构、街道甚至现代中国的一种服装式样。如马里厄斯o詹森那本引人人胜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此后十年间，孙多次从日本爱国扩张分子（包括黑龙会和自由党的政客）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助，包括款项、军火、忠告和保护。1896年孙在伦敦蒙了一次难之后，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使命。他被中国公使馆识破，被关禁该处12天，与外界隔绝。使馆准备把他押解回国处决，但经英国人干预获救。他在3O岁时就是名闻世界的反满革命运动的领袖了。此后两年间，他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学习，获得了更多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背景材料。从1900到1911年，他在远东和世界各地四处奔走，组织革命活动和募集经费。然而，孙逸仙不过是新派革命者中的一个，他的政治工作只是导致革命的长期进展中的一部分。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十年间，紧张的维新活动为它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始终是个保皇派。他在维新运动推进的过程中落后了，而梁启超却通过他在日本的著作和刊物，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个读古文中过举的学者，也是个笔锋犀利的作家，基本上是从事思想工作的维新派，而不是政治工作的革命派。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为运用正在输人的西方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人。但正如贺章（译音，HaoChang）所阐明的，梁同时在所谓“今文”派的现代维新传统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他宜于重新评价古代的经籍，并在行政工作中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才能。

梁在西方旅行之后，于1902年在日本横滨开始出版《新民丛报》，这是一种致力于“新民”事业的刊物。该刊物的头几期里有梁自己撰写的关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鸿、边沁、卢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他赞扬英国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只有在经过教育，自觉地接受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下，个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梁说，中国的新公民应当养成具有为公的精神，富于事业心，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抛弃乞求皇帝恩惠的思想；他应养成并保持一种不为习俗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应当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并要求自治。这是对儒家伦常古训的直接攻击。

我们也许可以用梁关于忠孝的说法，来看他是怎样重新解释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他说，既然国家已经成为涉及民众命运的共同体，忠的对象就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儒家的忠应变成现代的爱国主义，其转变的途径是更改人的感情，而不是利用强制手段。

梁以这种进化论的思路论证说，共和政体在中国还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还太低，不能让他们参加代议制政府。而且一场革命会带来独裁的重大危险，会招致外来侵略和瓜分中国。因此他提倡实行仁慈的立宪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新民教育以及各省和全国议会的建立将使中国逐渐取得进步。梁在日本组织的政治团体主张成立全国议会，有一个内阁政府对它负责，有新法典、独立的司法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分工，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取得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这种开明的、渐进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当时最合乎人道的、最精深的政治思想，它具有广泛的影响，足以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

在同革命派竞争之后，梁的开明渐进的主张失败了，因为它没有什么行动纲领，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一下子就摧毁旧秩序和拯救中国的热情爱国青年的要求。对于那批素来受过抽象原则教育而不是受过行动训练的学者来说，革命党人气势磅礴的行动计划很有吸引力。共和政体又是最新的政体，而一个满族皇帝不可能代表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样，中国由来已久的君主制必然要随着清朝一齐覆灭，尽管君主制甚至在它最后的10年中也还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活力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