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著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一1824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艘价值达50万美元的船货，并怂恿驻华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当俄国人鉴于阿拉斯加战时不易防守，承平时期又无利可获，而于印年代决定出售时，国务卿西沃德很难说服国会批准收买。众议院拖了9个月，在俄国公使花了几千美元贿赂之后，才通过了拨款法案。在这种对东亚问题言行不符时冷时热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出文化差异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关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公众态度，使人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这些印象在我们历来的思想中都同时存在过，但始终调和不起来。

用猎奇眼光看待中国的人，通常强调文化上的种种怪现象：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文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标志。喜欢听人咬狗之类故事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国人吃耗子”这样的珍闻中得到满足。猎奇者又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月形门、卖给旅游者的精巧手工艺品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最后送上餐桌。丧服白色，新娘穿红衣。姓在名前。罗盘针指向南。左边是上座等等。美国人的俏皮话如“孔子曰”、“鬼机灵的中国人”和“莫测高深的傅满洲博士”等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些猎奇传闻，是所谓中国人毫不计较所受的苦痛以及东方式的非刑拷打传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有更多的内容可谈。这可追溯到18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认为可以当作欧洲模仿的模样。在这种对中国怀有好感的看法里，包含着我们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因为这种智慧曾经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的兴趣。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的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认为基于共同的特点、社会准则和相互尊重，可以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曾把爱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于1943年周游全美的蒋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士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这两种人物都被怀有明显偏爱的美国公众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品德。当美国仍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的时候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这无疑是因为内心有愧；但我们周期性的中国热中还有美国民从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别是我们对后人的同情心。1894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我们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我们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30年代的美国舆论支持装备不足的英勇中国爱国者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种情绪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战争初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上。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少数势力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压境的蒋介石大军进行苦战时，我们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倾向于共产党人。我们对弱者命运的关心，随着交战双方谁的事业看业比较正义以及谁比较弱，使我们把同情心从交战者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间，既然美国奥论对日本、蒋介石或中共的看法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呢？

对中国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为19世纪的美国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新的热心倡导者，发现中国腐败，确实陷于贫困、肮脏、疾病、贪污、盗窃、混乱，并且它自己显然不想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有志改革的美国人总是愿意提出种种建议的，但看到中国问题成堆，不免英雄气短，同时又对中国人的无动于衰而感到气愤。在美国，关于中国人嗜毒、缥妓、缠足、娶小老婆以及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罪恶情景的描述，使心理不健康的人为之兴奋不已，而异教徒的偶像祟拜和堕落行径又使虔诚之士震惊失色。被带去帮助开发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华工，到1880年占该州人口的1/l2，而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加州及其他西部各州的反华暴乱中，有好几十名华工被杀。但是，1882年及其后若干年的排华法也受到东海岸情绪的支持。这些法案表明了美国人的许多恐惧：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不能被同化的，他们较低的生活水平直接威胁着公共卫生，他们的出现会助长奴隶制的蔓延，另外新的工会又害怕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排华法案使种族主义成为我们的国策。大城市的唐人街变成了全是男子的化外集居区。仅有的那种被允许进人美国的中国上层阶级来访者，常常受到侮辱和刁难。

在中国，那些响应号召成为传教士的美国农家子弟在受到中国上层知识界的敌视和一般民众的淡漠对待后，发现他们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受到严峻的考验。明恩溥牧师在其所著《中国人特色》(1890年）一书中表达了传教士宽厚的但有时带点苦闷的沮丧情绪，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农民的耳朵里听不进进步的思想和福音。明恩溥牧师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在美国和日本都受人钦佩。他那些披上社会科学外衣的徒子徒孙可以在卢西恩o派伊所著《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从心理文化方面研究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一书中找到。同时，这种失望情绪也集中体现在通商口岸商人们的“上海心理”上，那些商人对中国人品格的鄙视在20世纪20年代甘露德所著《中国有什么毛病》一书中有概括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失望情绪具体表现为美国军人厌恶中国人又穷又脏，并因战时生活的苦闷和满腹怨气，使这种失望情绪更有所滋长。1950年中共制造了细菌战的指控，还有他们在朝鲜给予美国俘虏的那种待遇，似乎都可以作为例子，用来说明现代极权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会干出怎么样坏透的事情。我们早先曾对那个有着健壮农民和可爱学生的国家怀有一种以恩人自居的热情，但冷战使这种情绪逐渐消失了。

探讨美国方式的学者只是刚开始研究我们对中国的恨爱互有的矛盾的印象。这些印象形形色色，叫人分辨不清，但有一件事实显得很突出：在1949年以前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总居于弱者的一方，处境困难，铐受我们的关注和慈善性的赠与。美国总是处在优越者的一方，没有处在那样的困境，能够给予帮助。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那时喜欢这种关系，正因为它是不平等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的访华之行，开辟了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其后逐渐减弱，变成混杂的感情。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承认中国与我国的不易减少的差别，然而又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