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满清统治者从北京看世界
从1644年到1912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或者说清朝，是长城以内已经定居的农民和官僚同亚洲内陆大草原上有时扩张、有时征服旁人的游牧部落间长期关系发展的高峰。中国从汉朝以来的对外政治以及同游牧的匈奴人的争夺，都是集中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游牧部落对中国北方的人侵，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中国就是这样在边境纷争中诞生，并且在千方百计对付这种纷争中发展了它的才能的。满族的崛起和他们接管中国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处于大明帝国边缘的地理位置和种族构成的事实。满族从一个大约150万人的部落联盟开始，发挥了那样一些精明的战略和政策特征，正好使他们取得成功。
首先，他们看到了蒙古人的伟大征服事业。地处满洲以西广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在1200年左右，在他们的神奇领袖成吉思汗指挥下，袜马厉兵，巩固了他们的打击力量。令人惊异的是，蒙古人不但席卷中亚细亚、波斯和南俄罗斯，甚至进军到欧洲乃至多瑙河，过了很久以后才进人中国，征服了南宋王朝。他们到1279年才成功地迂回了宋朝国防，沿着长江而征服中国西南部。直到那时，忽必烈大帝才建立起一个生存不到100年的王朝。蒙古人在思想上和风俗上同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是真正广阔草原上的游牧人，不适应"o种官僚、商业的定居生活。他们的满族后继者在制度、战略和治理中国的知识方面都比蒙古人优越。
L600年年初，满人在他们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靡下完成一项重大事业，就是建立以八旗为全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武装国家。所有体格好的满族战士都是八旗成员，而他们的土地并不集中在一块，他们的长官都由皇帝委派。这样，这些部落就组成非部落式的军事单位，可以加以控制而不至分散。这种"旗"的制度显然是效仿蒙古的先例，就像满族文字效仿蒙古文一样。事实上满族在崛起后、侵人中国以前，他们的最初同盟者是他们西边的蒙古人。
此外，满族人不是完全的游牧人，他们住在紧挨着中国的南部满洲的狩猎、捕鱼和农业混合的区域。努尔哈赤是出身于明朝廷的臣民，随着中国势力的衰落，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边境建立了一个国家，处于中国控制以外，但在他们的政府中包容了中国的行政官员。最后他们能在1644年取得华北政权，部分原因是明朝末期懦弱无力，让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守将即辽东总兵吴三桂邀请他们作为盟军来剿灭反明的造反者。在后来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们还依靠这些早期的汉奸，其中有三个人还带兵打仗，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建立了大块藩区加以统治。事实上满清对中国的征服，直到康熙幼帝在1673-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才告完成。
第三，由此可见，满族从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满人和汉人一道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蒙古人因为不信任中国人，曾经利用一些非汉族外国人如马可o波罗等，让他们在政府中出任官职，享有特权。满清皇帝们则自康熙以下全力以赴地利用考试制度从汉族人才中选拔官吏，来充实地道的儒家思想的政府。所以满清的证服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和对地主的颠覆。相反，只要他们投降，就听之任之，把他们留在原处不动。它建立了一个明朝政府纂础上的满汉政府。从1736年到1795年在位的年的伟大皇帝乾隆，像他1662年到1722年在位的祖父康熙一样，变成了不但是中国美术、绘画、诗歌、文学的卓越保护者，也是皇家编修法律和文献的出色主篆者。
清政府之所以必须采取农业官僚体制，是由于它的主宰是外来的满族征服者，他们第一位优先考虑的是用尽方法保持政权。皇帝的一切重大活动，不是为了每四年改选一次，而是为了杀戮造反者或者安抚一切可以发现的异己分子。皇室的财政收人是非常不现代化的，因为对商业贸易几乎不征税，而轻微的田赋是在财政有盈有亏的省份之间分摊出来的，那主要是为了维持军队和官吏的经费。这个征服者建立的的王朝就是靠它所征服的国家过活而已。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除了维持防洪水利、粮食仓糜和挖铜矿造钱币以外，一切似乎都是皇室至尊不屑顾及的物质事项，并且也是官府衙吏多半技术上无能处理的。他们靠贪污中饱足以自肥，何必多管闲事。
不过有一件值得注意而中国历史学者一向不大述及的事，就是满清维持政权的手段一部分是靠秘密方法。康熙和乾隆之间在位的雍正皇帝就是用"亲阅"奏折的翻度实行的。他直接从某些省的官吏那里收集密折，然后通过他的省一级的密使直接批复。这种来往奏批数量很大，到1731年皇帝不得不指派六位大员协助他处理。至于皇产和专卖的人项，则始终不让汉官知晓，皇帝的一切钦定文本都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有些机要的密议事项只能用皇帝本人的语气记载下来。虽然汉人和满人同在中央担任高官，而在各省，则由满人任第一把手如督抚等要职，常以汉人为巡抚或省的总兵之类辅佐之。清朝统治者还有一种羁廉的绳索，就是通过汉军旗人，这些人主要是早期从南满来的、直接附庸于朝廷而为皇室在外省行政中的可靠仆从。清廷还依靠那些称为"包衣"的中国奴才，他们像奴隶一样地隶属于满族征服者，他们在官场中的升摧就全靠主子的提拔。但在这一切宫廷的礼节背后还有一整套监察制度。
为了确保财务方面的安全，满清王朝有其秘密财库，而这是在北京忙于盐和田赋以及其他收人事务的户部掌管以外的。那些另外的款项是归内务府管的，它经管皇室地产、罚金和没收的财产，外地的进贡和特别税收以及来自东北的毛皮和人参专卖的进项。内务府还经管杭州和苏州的丝绸织造、景德镇的陶瓷窑业以及广州外贸的关税收人，总之是一大批汉族税务官员看不见的财源。例如，内务府里有一个秘密帐户，专管官吏们侵吞娜用公款犯罪而分给统治者以求赎免的贿金。北京的军队和官吏是靠长江各省经运河运输的大米过活的。这样，特殊的军队、特殊的款项和一种特殊的粮食供奉，都用来帮助满族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但是从它周围的庞大社会图景看来，古老的清政权就收缩成由税收人员、地方官吏和军队组成的人数很少的层，他们执行一种中央集权和政府监督的建筑师式的职能，却处于人民生活的外缘。
甚至于今天的人民共和国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由少数精选出来的中央掌权者为首的官僚机构治理着一个大海般的社会。各层的人群扩大了，头顶和脚跟之间因现代化的交通而大为密切了，但是很少的人统治着很多人的老框架，还是看得出来的。
很少的满族征服者怎样牢牢掌握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当然他们像英国对付印度一样，靠笼络土著的统治阶级。但是当他们保持当地上层人士（绪绅阶级）安于其位时，他们一面要坐在他们头上，一面要在中国人的海洋上划着清朝这只船，不使其颠覆。他们居然巧妙地攀住政权，以致和中国人的保守主义相契合，拖慢了一个现代化秩序的崛起。中国从来就能把它的征服者加以包容消化，这是事实，不过在清朝一代却拖了268年。
把毛泽东的水晶棺材放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中央位置，不是一种偶然。这是继续l368年至1912年明清两代把天子位置放在中央的做法。从毛的纪念堂往北走，经过革命烈士纪念碑，你就走进那画着格子可以站立犯万人的大广场，过了这里便是红色的天安门。毛主席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正统地检阅他的那些进行阶级斗争的游行队伍。今天你还能更往北走到有高高红墙的午门。清朝皇帝曾在那里俯视进贡的使臣们磕头行礼和对造反者行刑斩首。这个城楼有五个长长的空门洞，中间的门只为皇帝出人，东侧是文官，西侧是武官用的，最外边两门是为小官员走的。一进人紫禁城后，隔着很大院子，就可看到高大的黄琉璃瓦的太和殿正门，那里有高低三层白色大理石的台阶，上边有三座亲政殿，殿的中轴线上有三个皇帝的宝座。
靠近午门和南边的宫墙，东西两边都有皇宫大门，分别是为文武官员进出奏事。这些门不像正门那样巍峨庄严，但它们上面用金属大钉子钉住的大木门却使平常人望而却步。这些大门白天大多是开着的，有20来个满族军人守卫。
1813年10月8日中午，100多名敢死队员般的村民群集东华门和西华门外的几个茶馆酒肆。他们都是秘密的八卦教的信徒，信奉的是人类始祖西天圣母（据说是一个从未降到人寰的娘娘），笃信他们教主的告诫，说一次滔天大祸即将来临，这位永恒的圣母将派一个能知未来的佛母下凡拯救以他们为主的信徒。他们都学会了背诵秘密的"八字真言"，而且讨论了很久他们现在举办的大事（起义）。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思想，说有儿个坚强的英雄即将夺取皇宫，到时人民都会一拥而起。说话之间，他们一个个都用白布束紧了腰，包起头来，从他们用来沿街叫卖、装着白薯柿子的筐子里抽出刀来，闯进门去。东门的警卫立刻关上大门，只有五个人冲进大门，另外70几人从西门进来。这些造反的人没有冲向午门里面的大院，而是向北飞奔冲到"大内"―皇帝的寝宫。这些没有见过世面、迷信、无知的村民，一进人那金顶、大红门、大块平地的宫殿便迷迷瞪瞪，立刻被禁卫砍杀捆绑，一个不留。不过在这之前，年轻的王储晃宁在书房听见吵闹，见状惊起，拿起猎枪，抓住两个莽汉，用日袋套住了他们。宫中卫士很快就扑灭了这场悲惨的事变，不过事情闹得很大，变民夺取了华北几个村庄和一个县府。清政府在三个月里杀死了七万（就是说，很大数目的）人民，不少是用刀剐分尸的残酷办法，杀一傲百。
王储曼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从此以后，一直对中国群众怕得要死。这绝非偶然。他在1850年死的时候，中国南方的太平军起义正方兴未艾，这一次起义却是由另一种秘密教派，即民间发起的、变了种的基督教派所领导的。皇帝尽管在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受到个人崇拜，中国农村的普通百姓却听从与社会秩序不大有关的另外一些信仰，异想天开地关注自己的归宿和来世。
19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共有农民3亿左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牢牢地守在自己家里，不跟为数灰联，万到1亿的城里人、手艺人、商人、地主、学者和官吏们打交道。1800年以来的现代中国已经进行了两次革命，先后集中在小城镇和乡村。其中一次我们比较熟悉，因为统治阶级记载得很充分，是想用各种现代技艺把中国建成一个和外国相同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另外一次则是我们甚至现代中国革命者也不大熟知的、在中国农村社会群众之中进行的社会革命。这次革命的最后催化剂是毛泽东，他是狂风巨浪中的舵手，发动了令人想起1813年和19世纪中期那场农民抗争的运动。农村生活重建的结局现在还看不到，是因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对农民各种愿望的满足，现代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很明显，现代中国的双重革命，最具体和有意识地开始于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班人。新的道理和变革模式逐渐地渗人到人民中间。同时，掌权的人即中央官吏和地方络绅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建构历史的―他们仅仅把历史记录下来。事实上他们所记载的也只集中于皇帝本人、他的谕旨、他的礼节行为而已。但是，权力中心已开始崩馈。
从道光皇帝（1821一1850年）的肖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着狭长的脸、愁眉不展的小个子。一个同时代的传教士开玩笑说他"个子矮小，形容枯搞，寡言鲜语，样子安详"―整个是个不爱说话、只顾他的帝国怎么过得下去的人而已。人们如果设想一下当年有个人人尊敬、以为可以翻云筱雨、行为规范、思想正派的国家和社会领袖毛泽东坐在那里，那就立刻看出道光的形象多么不成体统。即使在150后，在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地球对面，你也立刻会感到道光不是毛泽东。也许更现实和合乎历史时间的比拟是说他不像Ao杰克逊总统，或者说他不像维多利亚女王。好好琢磨一下，这一对比也许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搞个革命费时这么久。如果是道光和他的思想在白宫或白金汉宫，毫无疑问，英国或美国早就立刻革命了，而道光则统治中国30年之久，从1821年到1850年。
人们或许认为对道光皇帝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个满族人，不是个汉人。中国的人种学―一定意义的原生民族主义―也许认为在上层人物中间产生成熟的现代爱国主义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可以丝毫不错地说．满族统治的年月早就屈指可数了，然而如我们上面所指出，他们充当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一种偶然。有一种不大流行的看法，认为1800年的"中华帝国"并不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创造物。我们姑且不管这种看法到底如何，事实上它是一个中国的"蛮子"帝国，从政治上说，包括了中国和亚细亚内陆的一部或全部。作为一个证明，可以看看首都北京。北京坐落于中国北部边境，95％的中国人住在它以南。但是北京虽在中国的边缘，用军事战略的话说，它却处于中国、蒙古和到中亚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东亚帝国的首都。
外界人士被这一事实弄得莫名其妙：长城以内的农业长久以来供养了一亿左右稠密的人口，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供养着大约4亿人，而整个亚洲内陆最多不过1500万或2000多万人。这个不平衡的图景，从军事政治方面看来，的确令人迷惑不解。亚洲内陆还长期供养马匹和骑射手在中国打胜仗。不仅如此，它还供养许多战士和权力统治者，使他们能保持一些小的少数民族部落对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严密戒备，整伤不乱，紧紧控制住他们的权力。一句话，一个满族人能在北京安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时常让亚洲内陆的外族侵人者表演政府掌权者的角色。满族皇帝们也为这一任务而细心磨砺自己。他们的任务既是中国的，又是满洲的。中国的方面要做到叫1仪刃万左右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接受他们为地地道道的儒家皇帝；在满洲方面，他们要能控制和领导两三百万同族人。他们完成这种双重文化的业绩如此之辉煌，以至于汉人都承认他们是中国的皇帝。欧洲人也这么承认。即使今天一些政治科学家―一般地说来他们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原本就很天真―也还是如此。可是外族人统治中国的传统和体制，应该是人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革命被推迟这么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是一个小题目，今天的中国汉族爱国者也不应该把历史扫进垃圾箱而不正视它的内涵。
后来做了道光皇帝的星宁亲王在皇宫的书斋里和他的兄弟们一样长时间默读经书，受着严格的管教。他在1820年当皇帝时，是天子一人，没有人和他争位。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帝王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当他要从紫禁城到北京城西北边的夏宫―就是现时成于上万游客挤着去看的颐和园―的时候，皇帝的蜜舆由16个或32个轿夫走着碎步抬去。沿途卫士们隔不远一个脸朝外站岗。所有店铺和住家的门窗都像夜间一样关闭着，尘埃的街道上铺洒着黄沙。妾舆的帘幕放了下来，像现在要人们乘坐的大型轿车一般。
大多数满清皇帝喜欢到长城外边的热河避暑，过一阵野营的清闲生活。在这以外，皇帝还有许多繁文缉节的沉重负担。当年康熙曾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问题就在于皇帝不像他的官吏那样按部就班，而须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对官员的选拔对清政府至关紧要，就和今天美国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更为困难的是他还必须惩戒或提拔高级官员，而这些人常常在欺骗和蒙蔽民众。皇帝为了要他的官员辅臣随时警惕，常要出其不意、冷酷无情做出决断。在这一点上，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随心所欲、一意孤行、为了实现他的一个内心的幻觉可以牺牲几个老臣那样的人。说到这里，道光登上皇帝的龙床以后倒不是那样刚惶自用。
他有几项重大的职责，首先是保持这个王朝永续不绝。这是必须由他亲自执行的。目的是生产足够数目的皇子，以便选得出一个有才能的后继者。因此后宫里就要有很多按家世、姿色、人品、气质、性格等不同标准人选的满族年轻女子作妃殡宫峨。民间广泛流传的野史记载，夸张地描述这个"夭下一人"的性生活的常规说：每天晚餐时，内臣捧呈给他一个盘子，内有几布弓滨妃的姓名牌子，由皇帝选出一个和他当晚过夜的人，这个选中的宫女经过仔细盟洗和喷洒香料之后，就赤身裸体裹在一张毯子里，由一个太监背到皇帝的龙床脚下，放在地上，由她自己爬到床上去。民间传说还说，太监在窗外恭候，不久后就喊一声："时辰到了！"这是内庭的规矩，目的在于保养皇帝的龙体。
伟大的康熙在位60年间（1662一1722年）生了20个儿子和9个女儿。（显然有些女娃娃像当时日本那样"剔除"不算了，男孩子并不是生来"命大"，而是留着有用。）乾隆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嘉庆有5儿9女，道光生了9子10女。
道光皇宫里的太监是古已有之的，这是保证后宫中的殡妃不至发生问题的办法。太监们多半来自华北，割去了辜丸和阳具，然后用塞子堵住尿道伤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后尿出来了，这个太监就有用了，不然他就会很快死去。
明朝曾在北京豢养过7万个太监，他们构成一个保安体系，后来作为恐吓学者和官吏的机构而终结。满族比较严格些，宫女较少，太监只有约3000人。不过道光在位时有太监做师傅，有佣人和玩伴。太监的好处是他们处于家庭系统之外，是完全隶属他们主子的。但是他们既然弄得身残体废，缺乏社会地位，就在宫中一味腐蚀弄权。满族人革除了在宫廷外面使用太监的明朝故习而代之以汉籍奴仆以及满汉的八旗子弟。
道光还遵循了满族不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的风习，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前，一向由妇女承担营帐的事务，后来就让她们保持天足。放低这一种性别习惯的标准，虽然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怨言，却是他们维持在中国统治权所付的一个代价。道光到38岁时才登基，据我们对他私生活所了解的一切（其实聊胜于无）情况，按当时的风俗习惯说，他是忠实于皇后的，而且在家庭事务方面（除文化上的差别外），可以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媲美。
皇帝的另一任务，是不断为政府提供官吏。在这一方面，道光是受惠于中国2000年掌管政权的经验的。这一个传统比西方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长久，也许除了教皇之外。而教皇也缺乏天子那种处理各种事务如修运河，在蒙古指挥作战，摧拔文官，掌握军队等广泛经验。当罗马帝国还在使用私人向农民征税和办理公用事业的时候，汉朝已发明了一套官僚制度。精明的人才一代一代地继续完善着中国的制度。在欧洲人使用纸和印刷书籍以前很久，唐朝就设置了科举制度，从而使一批一批儒家笃学之士进人官场。这一发明和代议制一样伟大，而且早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一公元前221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
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1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2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
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世纪30年代共约100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
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3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科举分为三个层次―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万人中约有100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
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万或1.2万，但录取的定额，即考取的名额，可能只限于50人或90人。政府确定名额就可以控制整个考试，也可防止几个富有和文化较高的省压倒全国其他的省。譬如江苏省以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出的人才特别多，但是它的应考生不得超过定额。满族人多的北京可以削减江浙富裕的士绅的势力，正像美国国会选举活动中常常设法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势力过分膨胀一样。
科举考试究竟干的是什么呢？人们对"八股"文体，说了很多坏话，好像它是一种紧箍咒似的。"八股"文是明朝在1487年制定的，规定一篇论文要由8个对称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不超过700字。它有些像美国中西部不久前实行的一种即席的辩论方式，参加辩论的人对于规定的题目只许肯定或者否定。这是一种口才训练的方式。
不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泌验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政策的判断力。正如1738年曾引用过《论语》中的话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也惠，其使民也义。"1870年在武昌会试（大约8500个应试者中）录取61个人，每人写了五份卷子：(l）解释经书中一段原句的精义；(2）廿四史结构纲要；(3）各种军屯的形式；(4）选拔官吏方法的变革屯（5）关于历代地理的详情。同这些比起来，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试题或牛津大学的名誉示范题，看来都似乎微不足道了。
中国文字含蓄微妙，使用的人无不感到伤透脑筋。因为要正确理解经典汉语，必须博闻强记，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书的义蕴。这要发挥想象，阐发精微，远远不像欧洲学生分解一篇拉丁文那么容易。有人认为在中世纪欧洲，由于纸张和印刷书籍缺乏，限制了当时书院的读书人和早期的大学学者们长篇大论地就重大间题辩论，以至于侧重逻辑分析而不引经据典。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妨说，中国文字的精简、对于读书人来说，在精确表述一件事时不能不具有第一流的头脑。他们要像穿过铺满地雷的地段似的选择模棱两可的字眼和晦涩的譬喻。问问凡是试图翻译中国古诗的外国人，你就知道了。
在会试和廷试时，试卷在评定中乃至评定以后，作者的姓名更是极端保密，不准泄露的。生员一辈子可能参加多次科举考试，许多人终生只记住他们的号码。他们聚精会神地关注考试，就像年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似的。有些人经过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考试才能通过一级。有名的儒家正统卫道者、镇压反叛的曾国藩的父亲经过第17次考试才和他的儿子同时中进士。江苏的张容在1894年廷试终于获得最高荣誉，中了状元；他说他为考试准备了35年而且在考场实际挨过160天。这还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从我粗略描述的迷宫式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的人大约已35岁，经过了至少25年的严格教育，苦读经书，终于掌握了孔孟儒家道德规范。一旦授官之后，他们就懂得那些必要的语言和伴随他们每一行动的礼仪。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了许多同僚，而且和他们的老师、考官、同榜生员以及同乡官员发生很多个人关系，还不说成帮结伙来贺喜吃酒的亲朋旧友。总而言之，严格公正、不准询私的科举考试产生了精选的人才，但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特点却给腐败提供了场所。
科举考试制度对于那些有钱教育儿子的家庭和有条件鼓励自己孩子上进的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有所偏袒。到19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已被种种腐败陋习搞得千疮百孔，考生雇用"枪手"，老师冒充家仆，考官收受贿赂，不一而足。总之，什么制度，只要人们在一块工作就可能被他们搞垮。打破这个制度的一种手法，就是在有条纹的背心里藏"夹带","夹带"纸条上用绳头小楷抄录"四书"文句。
使普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为了科举选拔官吏的读经考试制度，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如果村民们请了一位老师在一个私塾里授课，他就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未来应试的考生来对待，而很少想到教给他们任何实际知识如算术，帮助他们从事一般职业。反复朗读，死背课文，使他们没有时间去理解或探索他们死记的东西。精明而刻薄的传教士Ao史密斯先生把这叫做"智识的杀婴法"。总而言之，当时没有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
由此可见，道光处于理想高尚而行为很卑劣的矛盾状态中，他的儒家政府在目标和格调上是极讲道德的。政府被认为代表天子，仁爱为怀，给人民以和平和秩序，因而享有统治人民的天命。统治者只要能够镇压叛乱，就能保有天命。它是一种自由的政治市场。这种学说中包含了一点欧洲有过的、国王享有神赋权利的思想，也含有人民主权的胚芽思想。（有个经典的警句说："天所见正如人民所见。")
和代议制政府不同之处是：掌权的人只对上级统治者负责，而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因此，统治者的成功全在于策励和驾驭他的官吏。而为此目的，什么荣誉或表彰都不如他们敛财致富更为有效。有一句四个字的古谚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升官发财"。这就是科举考试之所以长期成为一切雄心勃勃的人出息的主要渠道的原因。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政府的本领既然在于驾驭官僚们，道光也就运用了他的先辈们创造的各种巧妙手法。他接见照例三年晋京陛见一次的州府大员。他也从经常巡访各省的御史口中听取汇报，核查各种街谈巷议。他还听取各省督抚和总督（通常管辖两个以上的省）的汇报，让他们互为保证。道光放弃他的祖父南巡的习惯，因为那些巡游经过之处常留下劣迹。但他充分利用各省官吏封好由人带到皇宫呈给皇帝亲自批阅的"密折"制度。他看了后用朱笔手批后再用同法发还呈奏人，这样就可避开一切不相干的人。这种和一二等官员通信联络的办法，可以不经声张而收集到他们上一级官长的弊害。高官显宦的弊害一经核实则撤职查办，加以罪责，甚至镣铐银档，绑出宫外的，也不乏其人。
现代哲学家认为儒教是一种道德束缚，因为它要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时时刻刻做正确的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清朝官吏因较多的实际原因而更加紧张不过。他们的皇帝老子总在监视着他们。
道光每天黎明就开始办公，他从最亲信的大臣中遴选了六七个人陪伴他一起办公。这个决策机关，从1731年起特用了一个印符，叫做''军机处"。凡属重要事务，它都要考虑，好比我们所知道的枢密院。这是一个专门在皇宫里议事的非正式的内阁，实际高于六部（吏、礼、户、兵、工、刑）即宫外内阁之上。六部之制，始于唐朝，千余年来，相沿无改。每一个部在一省里有一个下属机构，设在省府衙门里。这六个部比美国陆军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之间更加不相通融，而所管的事务更加繁多，但它们具有同样的自动分工结构。西方政府同其比起来，简直好像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支架。实际上六部不能各自改变它们的繁重的日常业务，所以皇帝和军机处有时通过它们，或绕过它们，与各省督抚当局直接处理重大事务，至于一般日常业务则交由各部自己办理。
道光的谕旨，就是通常回复密折的批文，在陆地上全是由释运骑马传递。这个历史悠久的传递制度自唐朝开始，元朝加以完备。它总共建有约2000个骤站，从北京通往东北、西北、西方、南方和东南方，主要线路上每隔10至36英里有一个葬站。身强体壮的信使全身上下被紧紧缚在马上，以防摇摆跌伤，每天骑上200至250英里，接力传递。
像鸦片战争快结束时那样，将皇帝的邮件三天之内从北京送到？沁英里以外的南京，使美国19世纪70年代以小马传递快信的方式相形见细。美国那时从圣o若瑟夫经密苏里到萨克拉门托共1838英里，骑马的邮递员常常用10天经过157个释站才能送到。
中国的官吏和运送银钱或公物的人们有的可以用政府的运愉机构，用骡马驮运，南方可用木船，西北可用骆驼。官员们从北京往广州或四川成都，长途跋涉，常需一个月或六个星期，途中有官舍可以下榻。成百成千的文件就是经由这两种不同的网络，天天在路上递送，还有无数的事务人员忙于代笔、缮写、分类、传递、存放。如果除中国18个行省之外，亚洲内陆有事，则更加文犊纷繁，皇帝和大臣们自然不会有很多休息时间。
满族统治者在操纵中国国内18个省的官场方面手腕高明，他们为控制这个帝国的其他地区用不同的办法也毫不逊色。例如，当喇嘛教的改革派黄教在1400年后将其扩大到蒙古族时，原本受拉萨的达赖嗽嘛统治的西藏却变成蒙古世界的一部分。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蒙古，就像教主一样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人，而且在18世纪三次派兵到拉萨去维护清朝的势力。同时，满族人还沿袭明朝让蒙古人互相分离而和平相处的高明办法。他们任命或批准任命所有蒙古的长官和亲王。各个部落组织成盟，分疆而治，界限严明，置各部落间的关系于严密监督之下，同时满族人在保护喇嘛教的过程中又维持了对蒙族部落政治的平衡。这就使成吉思汗不可能再度出现，也无人为统一蒙古进行征伐。
北京的统治者把满洲作为他们北方的狩猎地并保持着满族部落的风俗习惯。满族统治者很早就对蒙古和西藏进行统治。他们还要做的事，是完成对于东突厥斯坦的征服，那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天山以北伊犁走廊的草原，和天山以南古代丝绸之路一带通往喀什、印度以至阿富汗去的沙澳水草地。伊犁地区原是西蒙古人的老家，1696年满族曾经将他们打败，而在18世纪50年代又不得不进驻和加以征服。满族人关注这条通过中亚细亚到西方的通道，继承了中国汉唐两个强大和扩张的朝代，它们沿着古代商旅路线向西伸张势力，直到罗马，后来到了欧洲。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于北京的满族统治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是在蒙古和更前期朝代的征讨扩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心保持他们的侧翼安全及统治不受干扰。清朝于18世纪50年代打败西部蒙古人之后，就紧紧扼守住喀什一带那些世界最高山岭环绕的塔里木盆地贸易城市了。
他们在这里碰上了对付伊斯兰教的问题。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向西方经过北非进人西班牙时，同时也向东方延伸到亚洲。伊斯兰教徒在文化上同满族人的差异，比什么民族都大。伊斯兰教徒信教之诚笃，使他们遭受到各种宗派主义的严重打击，遭受到神圣战争中不仅反对非教徒也反对任何异教的打击。清朝对付喀什地区的办法是君临于他们所有统治的酋长教长之上，要他们一律臣服，把他们归并到行政首脑阶层中，承认他们的原职，并且授予他们特殊身份和特权。清朝还承认由清真寺执行的伊斯兰法律。清廷在全帝国内分别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灵活政略，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统治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强大君主制。从以600年到1200年间，唐宋两代皇帝在位期间常让宰相当政，从元代起则是皇帝亲持国柄。当然，除了外族统治外，其他因素也有作用，例如政府问题多了，就需要中央来做决定。
不过满清的外族统治却产生了保守主义。满族接过明政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旧制，只不过在他们的统治体系的关键处，插进一些满族成员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中，满族只是看到他们需要在哪方面抓紧时，才加以改革。作为外族人，他们到底不大能和中国普通百姓融和无间，只不过同他们统治阶层中的合作分子有较多的接近而已。
此外，在亚洲内陆方面，他们为了击败或控制那里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在战略上是全力以赴的。这就使他们忙于帝国的大陆方面事务，极少顾及海上及其对外贸易。原本是部落战士和管理人员的满族人，摇身一变成了农业中国的官僚统治者，他们同长江一带和东南沿海口岸生气勃勃的商贾格格不入。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他们是看不上的。他们对于企业家极少同情，不让他们自己的人做生意，谁去国外就惩办谁。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北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同外国人的边境贸易。经管这方面的事，是通过中国的纳贡制度。外国统治者分称为番邦，以区别于国内的进贡者。内贡是中国行省每年献给朝廷定额的贡物，也包括当时周边的附属国如朝鲜和安南（今越南）在内。纳贡制度是中国以其无与争衡的商业资财的优越地位和吸引力为基础的防守性外交武器。近在咫尺的外邦统治者因恐中国军队侵入其领土，于是经常向北京纳贡，甚至亲自人觑，在往来文煤中习用汉字词语并采用中国的日历。他们派来的使节也磕头行礼，呈献礼品，皇帝则予回赠。结果是贡献和贸易几乎完全混在一起。明朝时代精明的中亚伊斯兰商人运货时用冒充运输他们主子的贡物将货物送到北京。在曼谷的华人米商，假充退罗国王的贡物把自己的货物用船运到北京。这时纳贡制已成为欧洲式外交平等互惠关系的一种绊脚石。1793年英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拒不磕头，但呈送了大批贵重礼品，1816年他的后任阿默斯特公爵也是照样。
1800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这一点就能捆住中国，不让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统治齐步前进，因为儒教社会是以皇帝为金字塔尖顶的寡头专制。事实上皇帝是残存到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古代统治者的最后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点权力的人。"理"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气"这一儒教原则，使得皇帝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孔子的根本设想是：所有人的（关于妇女以后再说）本性是好的，且有内在的意识。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动的，特别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确的事。第二个设想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引导人们接受和遵从他的权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统治者非常关心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很不喜欢有人批评，特别是书面的批评，因为那是比较难以消除的。皇帝不愿意有一个人批评他，而愿意每个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来帮助提高他的形象；对上天，他是人间的至圣；对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无上的行政官，正义的主宰，是总司令，是文艺的护持者甚至实践者。最后，他是这样的"天下一人",―其一举一动都使全人类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须是怎样一个人啊！
而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一1715年）年方5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l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年。康熙皇帝8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印岁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任制，每个都5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也许是过分了些。
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四库全书》，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坤，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坤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
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年的(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69-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
要了解1821年以后道光治下的情况，我们必须照例先简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观察家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毕竟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我们以为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若不考察一下我们先人为主的看法便很难着手论述。所以让我们先看看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某些说明性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