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条约时代以前商业的增长
我们稍微再想一下，就能看出1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奥秘理解得多么肤浅。归根到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物质进步是他们经验中最激动的事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又没有看见管道和蒸汽机。帝国政府没有设法使用现代统计。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不说中国话，他们也不到内地旅行，住中国客栈，不跟当地商人在他们的会馆堂屋喝茶聊天。中国人缺少枪炮火器和其他现代物质设施，所以西方的"中国通"们，以他们对中国事物的有限见识，很自然地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傲慢感。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中国―拥挤、散漫、外表不洁净的中国―显然是"中世纪"的，因而是"落后"的。这些"中国通"―商人、传教士和领事们，是当时最早的一批观察者，因而也就产生了传诵一时的博雅高论。现代西方汉学家同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正在探索回顾中国古代的成就和弱点。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当代的学术权威不会像19世纪先行者那样，被后来居上的人所超越。
来自近代学术界的第一种矫正性的理论是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评价。霍布森、列宁和本世纪初的其他人依据新的经济科学对历史做出了唯物主义论的阐述。在专心致力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的剥削。更微妙的作用如现代化，技术转让，体制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精神，都不是同等重要的事。事实上，实际的记录现在看来是很复杂的。在某些情势下帝国主义确实是剥削的，但在另一些情势下它倒更像是一种发展的粗糙形式。有时候它甚至在物质上对你有好处。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创痛是心理的。对于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弊害。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要输人物。让我们留意一下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的奇异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演进的阶段：
l．侵略的欧洲列强记录了它们的"武功"：从英国的鸦片战争（1839－一1842年），英法联军的人侵(1856一1860年）,19世纪即年代中法对安南的战争，到1895年日本甲午之战的胜利和1895年反对义和拳的"人侵"。外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回忆录和政府档案。H.B．摩尔斯在1900年以后从英国的"蓝皮书"上摘录了关于中国的记录，并颇为恰当地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然而，这本书成了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一章甚至专讲太平天国起义，因为这场起义涉及到了英法关系。
2．近代中国历史学者以摩尔斯的著作开始，进一步编出一本与英国"蓝皮书"相似的中国著作。在鸦片战争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本世纪30年代，道光皇帝致林则徐总督的谕旨被披露出来，而在广州与林谈判的英国舰长C，义律从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收到的训令，却在如年前的184O年就发表过了。中国方面就是这样慢慢赶上去的。
3，对外交往研究强于内政研究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不止如此。2O世纪3O年代至60年代间，中国政府抛出了好几卷"中国近代史"，而外交方面仍抢在前面。显然中国的外事关系吸引了更多的官方注意力，而且拿得出容易发表的档案。但是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实际经验如何呢？是不是对外关系事实上压倒了国内关系呢？或者是外国人先有这样想法，中国的爱国者后来才想到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停下来先看看19世纪的中国和18世纪的欧洲。自然，一个人总要以土生土长的事物概念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否则我们就不能分析它。但是这样做，常使我们去找（或不去找）我们想寻求的东西。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直到最近，这种矛盾现象仍不大为人所注意。它可以被称为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无论在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l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早期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从明朝到清朝政府结构很少变动，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纳贡制度照旧进行，至少在清朝廷的礼仪上是如此。与300年前来华的耶稣教士所报道的比较起来，政府机构没有值得注意的扩充或发展。结果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变的中国"。
近代的研究工作弄清楚了，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用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拿1800年来说，中国人口数目上正好增长厂一倍，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和美洲人口增长多得多。贸易数字同样如此。除了帝国海关征收些微不足道的税款外，广裹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农业生产从效益上讲是很先进的：长江下游各省专事稻米生产，稍北各省则生产为市场商品用的棉花。许多地方的手工艺人生产的土特产品为全国所称道，诸如景德镇的瓷器，广州的铁炊具，苏杭的绸缎等。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搪和手工艺品运到满洲，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O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了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因此他感到吃惊。
生气勃勃的发展和死气沉沉的体制，这一对比形成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就是说，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中国和大西洋共同体在19世纪的这一重大对比，引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最普遍的一种是"我们受到了掠夺"，就是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新兴事物的妒忌和仇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了阻碍。这种理论，除了真正相信它的人以外，已不攻自破，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理论把中国的对外贸易放在它自己生产过程的最高位置。可以肯定，l842年以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制度限制了中国，使其不能实行保护关税，而外国人却在通商口岸的庇护下为所欲为。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帝国主义不平等事实的资料，确实提供了充分基础，说明爱国心所受的凌辱和人民的愤怒。但这并不能说明经济何题。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有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
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个稳固国家时能力．〕好像～个人体，自我矫正的机构能够维持体温、血压、呼吸、心跳、血糖等的平衡，使其在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也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够种菜用的了，人吃过的残羹测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了水灾，政府的粮仓保证了灾荒贩恤。保甲（互相担保）制度自动地保障了邻里安全，家族成员之间，各自履行相互周济的义务，"三纲五常"的教训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毋违，而科举考试给所有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任用官吏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造反者建立了新王朝，但仅仅是延续了旧的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它在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
让我们看一个乡村的生活图景吧。一个19世纪初的"普通"农民，如果根据后来资料估算，大概是五口之家，包括两个未婚子女。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有一座大院子和几个套院，住着两三个儿子的小家庭。在北方．农民住在茅草屋顶的泥土垒成的房子里，在多雨的南方，房屋为砖瓦结构。北方人大概都睡在一个宽大的铺席子的砖坑上，里面有冬天可以取暖的通气道。所有的窗户普遍用纸糊住，不用玻璃。大小便在屋旁或猪圈上面。水用扁担从村头井里挑回来。洗衣服不用肥皂，泡在并水里或在小溪、运河或池水里敲打。
这个"普通"农民大概一半是自耕农，一半兼做佃农。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家人在相隔不远的三四块田地里劳动，带着锄头和镰刀来来回回，主要为他们自己的生存干活。他们如果靠近城市或做买卖的路边，还可以种点卖钱的作物。他们天天和村里的邻居生活在一起，经常隔几天走上大约一小时路赶个集市，那里逢年过节有些庆祝活动，说书讲故事的，或者剧团表演，来热闹一下。
由于没有做过农民，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潜意识。我们知道他们的理智和迷信的平衡与我们很不相同，他们关心的事物范围很狭小。虽说农民的基本的感情无疑我们能理解，但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态度、社会动力和价值观等，我们就很难掌握和理解了。即使说"人性到处都一样"，它的社会表现，到底大有不同。农村的邻居住处固定又缺少汽车，比起城市和郊区的邻居对我们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集体的活动不但包括婚丧礼节和与之俱来的喜庆宴会，还有互相商议安排守护庄稼，防范盗贼，抵御土匪之类的事，事实上中国村民还要组织各种会所，订立合同，组织官定之外的各行各业的集体活动。这些安排平常都是在各户之间进行的，因为是集体接受的，就成了合法结构。凡有共同祖先的家庭即形成一族；家族通常拥有财产以维持坟墓和举行祭祖礼仪，或办学校教育本族后代。农户们也可以合办水利灌溉，以合同方式确定水的配给。他们也可以举办庙里的宗教祭祀，或者经营开煤窑和炼糖的生意。民众办了许多国家不去注意的事。
另外我们也知道，各个村庄之间私利的纷争也很厉害，邻村间械斗之事时有发生，有时为了争水，有时为了争地界或其他具体事物，也有时为了宗派信仰或者关于什么人物或历史的抽象问题。这个社团和那个社团，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也可能发生零星的争斗，这些争斗常起因于纯粹地方性问题，远非省一级，更不要说国家一级的问题。总之，据研究所知，暴力的械斗，似乎已成为农村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敌对的村民屠杀事件往往伴之以劫掠、强奸、野蛮的虐杀．以至于全面的毁灭。公众生活通常远远说不上和平安谧。
和人类的任何结构一样，中国社会在紧张中生存下来，而到19世纪，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已经岌岌可危。土地和人口的平衡已首先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
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以上，造成人口增长的自然作用过程至今仍不大被人了解。长期持续的国内和平起了作用。从东南亚引进早熟稻种和从美洲引进的新品种的玉米、花生和白薯也有关系。早熟的稻米可以实行双季耕种。美洲作物可以在沙壤生长，而稻米不行萝再者，东部数省的移民在西北和西南开辟了许多新的土地，将以前没有耕种过的山区辟为梯田。人日不断增长，粪肥也多了起来。种牛痘防止天花，可能也使疫病大减。其他因素还有待探索。
到1850年人口进一步增至4.3亿左右，这一个巨大的增长，背后有一个事实，就是在1700年左右人口已大约达到1.5亿这个庞大的基础，所以即使增长率不很大，在地面上也足显得够拥挤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孩子，并将其作为老龄保险的投资。生子接代是一种神圣义务，在家庭神完前和宗族祠堂里祭祖这是一种孝道。有钱的人投资于妻妾和子孙，而不像今天这样购买电器家具。人多意味着一家经济上人手多。所以在信仰和算计上，都要求人们生孩子，就像海里的鱼产仔一样不可制止的繁殖，因为这是男女性功能的最后隐蔽所，也是（不像今天）群体生活中最少受限制的方面。人口数目的增长自然是和商业经济的增长伴随而来的。一切经济指标都表示出来：沿海航行的船舶越来越多；富裕的宁波人家在上海商埠开办的银行越来越多；山西中部钱庄汇款的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包办了公款的来往；福建的茶叶和江浙的丝绸经广州出口的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的鸦片烟从国外进口以满足吸毒者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败坏人心的病症。
但是，贸易的增长，并没有打破政府垄断商业的批准模式和定额征赋税，而不鼓励发展投资的有限目标。让我们举些例子。
如果我们指出一种今天美国差不多人人需用的商品，可以汽油为例，在旧中国，那就是盐。凡是吃粮食和蔬菜而很少看见肉的人，吃盐是必需的。做个类比吧，如果今天达拉斯的美国石油大王碰上了18世纪的扬州盐商，可以认为彼此是对手，因为他们的阔绰生活方式是当时人人艳羡的。因为扬州商人在政府之下经营，而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他们的历史可以拿来比一比。
追根溯源，政府垄断盐是自古沿袭下来的。19世纪初，盐是在海岸从海水蒸发后生产出来，或从四川成百上千的深盐井（有的深达千尺）中用竹管子汲出盐水煮成的，也有的取之于内地盐矿或湖泊。盐的生产全由垄断的商人经营，那是富裕大户的世袭权利。这种权利叫做''盐引"，即盐的专卖权，那些垄断者有了"引",便可将盐分给中转商人，这些中转商人实际办理"引",运盐到指定地点，交给政府盐仓，它们再零售给当地居民。每一省的大盐商拥有自己的复杂的官僚网络，在主要的出产和分配地点征收执照费和销售税。北京的户部衙门从这种专卖（垄断）的全部收人中得到大约1/6。扮世纪90年代，田赋和关税估计各为3200万两白银，盐的收人估计为1300万两。
食盐专卖是在商人和官僚贪污中饱的同时积累商业资本的极好办法。苏北盐产区出身的学者型官吏魏源，曾经建议改革，由此可以想见这一制度的生命力。1832一1833年的改革方案是在大的"引"商垄断权之外，补充以国家出售较小批量盐票的办法，以使资本较少的小票商也可以做这个买卖。即使这样，公盐到销售市场时，经过一次一次的佣金、运费、储运开支，加上官府照例层层盘剥，盐价增长很多，这就使走私大大有利可图。大约全部盐产量半数都是由大批盐泉非法生产，转弯抹角私销出去。政府收入的大部分用到缉私方面。另一方面，盐袅们也无法从政府的食盐获利中拿走钱。于是官吏和盐袅同时并存。
盐商全盛时代组织有他们自己的行会，建筑自己的庙宇，在地方上如扬州、汉口一带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最富有的商人阶层不少也干着慈善事业；遇到水灾，或当国防和其他公益事业需要时他们也会捐款。19世纪初盐票制度的改革，给规模小的私人企业家开了个门户。官僚垄断（公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大部分都收缩了，以后盐业的一般趋向，逐渐像罗（Rowe）氏所说的"私有化"了。
假定你家的商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宁波茶叶公会，那么你的最好的茶叶来源将是福州口岸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区。当然中国南方很多地方出产茶叶。一家可以有一个私人茶场。但是武夷山茶区的土壤和气候，加上年轻妇女手指灵巧又有祖传技巧以及采摘、分类炒拌（红绿茶分别处理）的工艺，使得这种茶叶不仅可让全国各地嗜茶的主顾购买，而且经过广州远销给欧洲东印度公司。外地巡回的客商从当地茶农手中买去成块成"蛇"的茶，销往外地。到收茶季节，运茶的人用扁担挑着列成长队，休息时也不让茶篓贴着地面。一位生物学先驱者罗伯特o福琼在19世纪50年代为英属印度收集茶的品种，曾化装查访，亲眼见过这个场面。英国政府后来终于通过特许制度使印度茶叶在世界市场上挤掉了中国茶。
再比如你的宁波茶行已经在飞速繁华起来的上海商埠建立了营业基地。宁波是更古老的通都大邑，自中世纪起就是和日本交易的一个口岸。宁波像广州、福州、上海、天津一样，位于出海口上游许多里远，不大容易受海盗劫掠。随着贸易的发展，宁波的茶行，像宁波银行家一样，在上海国内商业界的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你运一船茶叶溯长江而上，经义刃英里而到达一个商业中心，譬如汉口，你大概就可以从长江下游的商业船泊中得到一个泊位。到汉口几天以后，你可以看到长江和从西北来的汉水间形成的半岛上有一个极繁忙的口岸。长江南岸是有城墙环绕的省城武昌，即今日武汉的一部分。在汉口你就可以找到代理商或拍客卖出你的茶叶。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的最后年月，经过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一年多达2000万英镑。然而你很难断定说，出口贸易是惟一得到发展的领域。假定一个小康的人一年消耗一磅茶叶，中国国内市场一定有2000多万以上的小康主顾。
18世纪以后中国国内贸易的一个秘密是水路运输。广东北上时水路，穿过一到两处要隘，再经过一段短程陆路运输，便可到达江西和湖南水系。即使在贫痔的北方，沿汉水航行数百英里也可抵达西安，而在华东方面，大运河既是南北粮运的航道，又是私商的孔道。如使用较有效率的水上运输，中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大大减少陆路长途搬运货物所需消耗的成本。
再研究一下汉口这个武汉三镇最商业化的部分，它是中国各地区商业往来的焦点：(l）经过湖南的湘江运来的香料和经由广州来到中国的其他热带特产，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因为气候太热不得不交给中国行商销出的一些毛呢料子；(2）汉口以西长江上游四川由各种船只运来的大米，经汉口或宜昌转运到长江下游，到19世纪末期四川的木材已让位给四川的鸦片烟土运往上海；(3）茶砖由汉水水运到西北，经陆路运载和俄罗斯贸易。汉水下游是产棉区；(4）当然汉口的主要贸易是运输湖南湖北的大米，帮助供应长江下游城市需要，同时还提供大米，经大运河嘈运到北京。从长江下游又经由扬州，把上海以北沿海出产的食盐集中运至汉口等地。大米和食盐是中国人民最不可缺少的食物。
通过汉口的大量交换活动，说明一个论点，就是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区的需要，当然这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商品。地方范围内基本组织的自给自足，还是可以说明大部分经济的特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说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一个国内市场什么时候崛起的同题，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来做出什么证明一样。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面都还有层层的拍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商业兴起的一个征象，是18世纪各地方的联合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组织一般被称为公会，它主要是便利商人们的活动。多数公会代表一个县或一个府，而不是全省。有些公会限于一定的行业，也有些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宁波的茶商公会就是如此。公会提供旅舍的便利、开会的会址、承认一个会员的会籍、组织罢业或登记申诉。公会的另一种职能是仲裁商务纠纷。商业公会当然还提供货栈库房。它们都是非官方机构，虽然政府官吏可能会承认它们的存在。
公会会所或许有几套房屋，外面围上一个院墙，跟一个衙门差不多。走进大门是开会或议事的大厅，两厢是办公和住宿用的。公会的文化职能．包括向本行业圣祖的宗教祭祀或祭拜本公会尊崇的什么历史人物。汉口的徽州商会祭祀它的圣祖朱熹，绍兴的商会则供奉王阳明。可见商人也尊祟这些士大夫阶级的偶像．公会或会馆有时不仅为过路的人提供住处，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人办学授课，以及办堂会唱戏。公、商会也可代替当地政府制定商业规章。有些情况下，整个商会会出面行动，如制定规章或实行罢业。事实上公、商会除了工业生产以外差不多什么都办。英国的扶轮会(Rotary）或美国的基瓦尼斯会（Kiwanis）如果在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活动起来，一定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公会或商会的财政来源靠会费。它们也在地产方面投资，也可以发债券凑钱。从店铺或其他产业收的租金可能相当可观。汉口的山西、陕西公会有一座精致的庙院、一个旅馆，还建造了市内一条街道，从而收取相当数量的租金。太平天国起义后，所有建筑设施都改建过了。
公、商会对公众的服务是多方面的。慈善事业是重要项目―供给穷人食物，改进供水办法，维护公众交通要道，修筑桥梁，协助消防，包括开通火巷以便消防队员提水灭火。在需要时它们献款帮助地方国防事业，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所以公、商会组织把市政服务当作它们的一种责任，它们至今还是私营商业公团具有实力的另一征象。
地方组织和行业组织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和内部极不相同的结构。在19世纪期间，行业公、商会的创立是这种组织系统的主要发展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性与行业性公、商会和同一地区中的其他公、商业联合起来，成立了较大的组织。例如在汉口这种公、商会大量出现的地区已成为酝酿已久的国内发展的重点地区。
自然，整个公、商会机构总是在争取官方的承认和庇护。实际上它们的福利少不得靠公家的来往关系。许多商人取得士绅地位就是靠"捐买"资格，而不是经过考试。一个城市的主要公、商会组织因世代相袭或者业务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公、商会联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必要时举行罢市，作用极大。所有这些使商会几近于一种市政府，特别是有共同需求的时候，例如太平天国起义（1850一1864年）时就是这样。
从这样的背景不难看出，劫世纪初期纷纷结合起来的中国商会，作为新生事物，是比原已成长起来的商绅市政组织，更前进了一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断言，虽说19世纪卯年代来自西方的冲击，而使社会日趋动荡不安，但在那以前，国内己有一个私营商业社会组织自然地成长起来。这个趋势中包括了国家对于从商业方面来的财政收人日加依赖，同时对于商业的限制也就日渐松弛。后面放松限制这一条，使省级官吏从不断扩大的地方商业努力中增加了收人。
19世纪的商业组织已经超出家庭商号范围之外，真正的合伙制乃至接近股份制的公司，也已纷纷成立。这种商务不得不对中国杂乱的金融制度特别注意，因为每一个地区和每个行业都有它们自己的记帐单位，白银斤两重量不同，记帐也大不相同。经济学家喜欢统计数字，可是在1800年找不到这些。我们能够找出国内市场发展趋势的实证，但我们缺乏总的统计数字，来称量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究竟相差多少。
英美商人在通商口岸（自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扑灭后蓬勃出现）把他们的势力作为世界市场的臂膀而夸耀，说贸易的发展应归功于它，那是不足为异的。这种看法和外国人通常把眼光只局限于他自己对中国绘画的小图是同样的谬误。但是，事实上19世纪末期通商口岸商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商业生活的复兴。
举例说吧，近世纪来对俄罗斯的茶砖贸易是早在宋朝就有的"茶马互市"的一种继续。茶叶在东印度公司经海上运来以前，早就是出口给蛮族的主要物产。作为一种属某些地区的特产并为大家都需要的商品，茶叶有一个时期为政府所垄断。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官吏的自然本能，就是用一种牌照管理制度，确定一些专卖商人替他们去收税。中国的茶叶专卖商人和新的自由贸易时代的外商当然是格格不人，并且成为外国领事馆同中国当地官员之间很多交涉的题材。茶叶的"样品"同实际收到的批量订货，可能大不一致，因此质量的控制是一个主要任务，而这事是由茶叶公会自已掌握。他们的职能就是维持这个行业的标准，保证正常的手续，与西方大亨们"立地致富"的作风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不插手干预，不保证茶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结果就让日本和印度在2O世纪把中国茶叶从世界市场上挤出去了。但是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一失误，看来好像是中国经济生活非集中化的结果，换言之，是商业控制在私营公、商会之手的结果。无论怎样，在公、商会下面商人组织的成熟发展，并没有产生向工业生产投资的企业家。恰恰相反，它大概成了欧洲式资本主义的逆反倾向。
工业投资的一个要素，是信贷的方便。中国在这方面虽有所发展，但很有限度。便利于中国国内商业的信贷结构，开始于最低级的当铺和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和高利贷者有时是同一个人，他只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小量借款。在外国人来到以前，最上层信贷的转让以及地区间公款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家族。山西银行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
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只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这种连锁关系，譬如在浙江的宁波或绍兴的同乡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来。他们的银行往来又可从上海伸展到长汀上游或沿海城市，这种城市间的银行网络随着商业的成长而扩张。在公开竞争中，当北京没有发行法定通货以前，许多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换言之，地方银行靠发行它们的钞票向商家甚至政府官吏提供信贷。当然他们知道，必须保留一部分现金作准备金，但是他们发行给一个顾客的钞票额，可以大大超过他在银行里的存款。银行钞票的票面价值总是标志出银两或铜币数目的，持钞者可以到银行如数兑换。当然这一套制度常引起人们在信贷上投机，并可能造成债权人乃至投机者破产。但是在这些现代设施出现以前的时代，即使有警惕性的政府也没有把居民编号登记下来，一个诈骗的银行家只要把店门一关就溜之大吉了。对于这种银行制度的政府监督和对投机诈骗的处罚，通常就看政府官吏对待公民们的控诉如何尽责了。一种主要的管制办法是按中国传统担保的方式，就是有实力的人为某一个开银行的做保人，像担保别的商人一样。同时银行公会为了共同自卫也通过会员关系设法阻止诈骗。银行公会与此同时还插手监督信贷，包括制订当地不同银两单位的差价事项。这些办法无非是为了调整信贷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最初十几年间，中国商业就是采用汇兑、银行存款转帐、存款人之间周转、过期贷款以及各种信贷转让等新式办法通融运行的。银行业是那些"古老的中国风俗"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很快发展的事业之一。
但是，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似乎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生产力，而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才是发展过程的关键。从日常消费中抽取出资本，用之于改进生产力，本来是可以从基础建设着手的，例如电讯交通、公路乃至于铁路的建设，或者可以直接用于需要大批基础投资的重工业。这就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中有人试了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而不用于生产投资。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19世纪初期的欧洲比较，立刻会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不错，两个地区在18世纪中人口和商业都有很快的增长。但是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风起云涌，接着又是整军经武，力图革新，而中华帝国在1795至l804年间则主要陷于白莲教起义中，那一个纯粹传统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起义，除了导致帝国的衰落外，别无任何新事物。同时代的欧洲又积累了产业革命的构成因素，机器大大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有人努力寻找中国是否有一种和欧洲的"原生型工业化"相比拟的进程。但是这种调查摸索得不到事实来证实中国有相同的进程。例如一个商人仅仅把茅草屋里生产的商品"摆出来卖"的办法，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新发展比起来，差得太远，无论如何，那不能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向更高一阶段发展。相反，中国始终停留在现代化以前靠体力推动技术的高度劳力集中的循环反复之中。经过一定时间过程，可以想见，商业化能够导致工业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不过，承认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首要的事实是：经济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于私营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过去显得落后而且浮浅了。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