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
《革命之子》一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与过去诀别的辛辣分析。所有这三部分都值得一读。
梁恒1954年出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统一中国，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且开始搞苏联式的工业化和重新组织农民。原来的私有土地都合并成高效率的大片农田，归村里的生产小队使用。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运动，动员6亿中国人抗涝抗旱，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的邪恶旧势力。这些群众运动可谓硕果累累。在朝鲜，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世界局势。
梁恒最先学会说的是爸爸、妈妈、奶奶和毛主席。3岁时，他被送人讨厌的日托幼儿园。有一次，他爬出幼儿园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结果，他受到处罚，因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亲是长沙（湖南日报》记者，母亲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虔诚的积极分子，并且梦想“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认为足够纯洁、忠诚，可以吸收他们人党”。但他们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在“双百”运动中，党鼓励他的母亲发表批评意见。她最后遵命给上司提了一点温和的批评意见。但1957年突然开始了反右运动，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须揪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贬默，被判有罪，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然后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没有上诉法庭，我那忠厚老实的母亲就这样去农村当了农民。”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恒陷人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都一心扑在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呆在一起。“父亲全身心地相信党，相信党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使孩子不背负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离了婚。梁的母亲感到极为羞愧，她的哥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恒恨母亲，因为她毁了他们一家。在小学里，他也受到骚扰和排斥。
梁的成长分为红卫兵、农民和工厂工人三个阶段。1966年他12岁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月，毛畅游长江；8月，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梁恒参加了批判老师的运动。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因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批判。一个工作组要梁恒谴责父亲；父亲也劝他这样做。在批斗大会上，这些“恶棍”都被揪出来示众，并遭到毒打。这些反对宫僚和知识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在人们的巨大热情、对道德胜利的狂喜和对毛崇拜的气氛下进行的。小梁恒戴上红卫兵袖章，和伙伴们一起长征240英里，到了井冈山，那是毛在1928年开始造反的地方。这些成群结队进行长征的年轻人，都狂热地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严重腹泻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还是冒着雨雪，攀上井冈山的顶峰。数以千计的人汇集到这一圣地，但最后不得不撤离，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伙伴坐上军用卡车撤走后，许多留在山上的人死于脑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间，梁恒到了北京和广州。他同数以10万计的年轻人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到祖国各地考察。在北京，他这个13岁的红卫兵，负责看守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这位钢琴家曾在莫斯科获过奖，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双手叉腰站着，严厉看管着他，……刘诗昆抬起头来……，我马上喝斥道：‘不许动！’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一会儿，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地说：‘请给我一点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该拿水给敌人喝，可就在几码远的地方便放着水壶，里面有水。如果被人发觉了怎么办？……我匆匆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时候，我厉声对他说：‘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我就什么都不给你了’。”
1967年5月1日，梁恒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可那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留在那里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过手的人……。这些被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当时成了人们的兴奋点，所有人都伸出双臂向他们涌去，希望毛主席神圣的一触能转移到自己身上……希望能同和我们的大救星握过手的人握手……最后，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来毛主席握过的手，而是顺次往下转移已达100次的一握。”
在长沙，红卫兵各派于1967年年中开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导致街头内战。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月，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制止派仗，没收红卫兵的枪支。到1968年初，梁恒的两个姐姐都已报名下乡帮助农民。同时，他父亲被送到军营参加一个军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梁那时只有14岁，却必须一人靠父亲的一小部分工资独立生活。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结成团伙。他们学会了打架、喝酒、偷窃，并与流氓阿飞为伍，勉强糊口度日。梁还学会了从不对思想问题表态。现在，他也知道该如何独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岁时，父亲平反“解放”，并到农村当了农民。父子俩放弃城市户口，经过两天的行程，一起来到一个偏僻乡村的生产队。梁在那里学种地。乡村的贫穷使他惊愕。他落户在一家姓郭的农民家，那家农民夫妇只有一条好裤子，谁上街谁穿；他们经常吃的是政府发给他们当猪饲料的谷糠。“每次老郭送猪到集上去卖以前，都让猪撑饱潜水，然后用布把猪的肛门堵上，以免失去宝贵的重量。”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只有不到1/3的人到过（4英里外的）县城。”
最后，由于梁是干部子弟，他上了中学，那时他已小学毕业3年。由于父亲的身份，他的粮食定量比别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儿子，因此受到农民出身学生的监视和骚扰。他们没有课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他伙同别的孩子夜里到地里偷红薯，然后就躺在泥地里吃生红薯。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贮藏室里找到许多书。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严厉审问，事关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是“五一六”极左组织的成员。此时，他对革命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绝望。由于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杀。但父亲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恒一直在村子里照顾他，直到1971年初父亲被批准回城。父亲回城后，便整天忙于替政府官员起草讲话稿。
这样，梁在17岁时有机会上了高中。他的个子很高（5英尺11英寸），因此成为篮球队的明星，一年后，当上了篮球队队长。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锻炼，食量极大，个子长到6英尺1英寸。他后来被送到体育训练学校，1972年秋天参加省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一位教练选他参加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资格。梁的父亲起初反对儿子进工厂，他觉得梁应该上大学。但他最后又同意梁恒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在当时看来是飞黄腾达的惟一途径。这样，梁恒就成了油页岩工厂的工人，并在湖南省到处参加篮球比赛。后来，有人推荐他去当一名职业运动员，但未能通过政治考核，因为他有一个伯父在台湾，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发现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时光都被开会、政治学习耗费了。由于缺少原料，工厂的生产一再延误。梁恒决心实行一项秘密读书计划。此时他49岁的父亲因患中风，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梁恒已经当了两年农民、四年工人。他给该疏通的人都送了礼，得到工厂的推荐去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人学考试，梁恒突击准备了两个月，顺利通过考试（他那个工厂只有他一人通过），进了湖南师范学院，学制四年，毕业后当教师。此事是在1978年2月，他23岁。当接到录取通知时，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除了没当过兵，他经历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尽管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两个姐姐在农村结了婚。尽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终于活了下来，而没有靠共产党收养。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给上司送礼，以便走后门。他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思想，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爱情故事的描写。这部分一开始便描述梁恒与年轻姑娘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广州人，他一直与她通信，还到广州去看过她。但是她父亲猜出梁恒的右派家庭出身，义正辞严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儿往来，这位姑娘被吓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车上碰到的。梁对姑娘家庭内部的问题感到同情；于是，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假冒高级干部对姑娘继父的儿子进行恐吓，因为后者强迫姑娘代替他的亲兄弟去农村插队。最后，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车员。这位女列车员当时正设法帮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妇女。梁恒欣赏这种有侠义之气的人，并很快和这位姑娘发生了性关系。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厅前厅长的女儿。当姑娘把梁恒带到她豪华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绍给家人时，她的父亲极为热情。但后来，这位父亲却严厉斥责女儿竟想同一个门第比她低的人结婚。他接着又对女儿大打出手，极力阻止这件婚事。他们之间的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湖南师范学院偶尔也举办舞会，但有人怀疑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适。男生们都互为舞伴，因为这样保险些。突然，1979年春，“我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松、如此熟练，与中国妇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总是把身子绷得紧紧的……观看这种自由洒脱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饱眼福！”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有人建议他去找这位美国教师帮助修改。“我请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听后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外国人，会有人产生种种怀疑，但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个人去。他听后坚持和我一块去，说这是为了我好。如果我以后遭到盘问，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一起到了美国教师的家。这位教师借给他一些书，还同意以后有空时和他一起讨论文学。他后来独自去拜访她时，发现她能大谈文学、教育、美学及其他问题。“一个只有25岁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学，使我感到惊讶……她从来不打听我的政治背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友情与日俱增……我开始懂得，她也极为孤独。尽管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她都很热情，……但没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让她了解我，我就能赢得她。于是，我毫无保留地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详细告诉了她。她听后极为感动，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说的全都记了下来……我感到她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深，对我也越来越尊重。同时，我心灵上的创伤也渐渐愈合。”
朱迪思・夏皮罗1953年生于纽约，她在布莱尔利学校念过书，197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普林斯顿学的是人类学，也学了点中文，后来又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继续学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便首次到了中国。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后，来到长沙任教。在学了八年中文之后，她对有机会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在与梁恒的第一次长谈后，她告诉梁，她在一夜之间从他这里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她以前在中国六个月了解的还要多。他们很快感到，两人在一起很投缘。
由于怕别人发现，他们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求结婚。尽管当时并不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学院当局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严肃地对梁恒说：“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他们说要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这突然导致了一场危机：梁恒赶紧和朱迪思一起去见他母亲和父亲，生怕学院当局动员他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学院当局对此事一直拖而不决，院长的态度是：学生是不许结婚的，如果梁恒要结婚，就必须退学。
最后，朱迪思直接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邓小平提出了和梁结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邓看了朱迪思写的上诉书。一位官员后来悄悄告诉我，邓在读上诉书时不断皱眉头，还说‘当然应该让他们结婚’，然后就在上面写了批示。”这一大胆举动，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最后，他们回到纽约。梁恒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朱迪思・夏皮罗在国务院任翻译，陪同去中国访问或中国来美访问的代表团。《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描写的是梁恒的经历，却由朱迪思・夏皮罗执笔。梁恒只是提供情况，书中的词句都是朱迪思的。写这么一本书需要双方密切和长期的合作，甚至比他们一起生个孩子所需要的合作还要密切、长久得多。我们应该祝贺这对幸福的夫妇。把大相径庭的中文或日文译成英文无疑需分两步走，首先必须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谛，但把它“译出来”需要用英语进行再创造。拿《革命之子》来说，所有的笔记和回忆录都是中文的，书中所有情节和谈话都得由两位作者用英文写或翻译出来。他们两人都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但也深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易犯的错误和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许多令人不快的现实。
这本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颇具现实感，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离中国很遥远，而且不是农民。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居然会始终不渝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个既定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而这些知识分子是历代王朝通过官方考试造就和选拔出来的。过去，学识是权力的工具，是进行思想灌输和维护正统思想的关键。然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毛轻视他们，把他们贬为“寄生虫”。即使这些观点过去有其正确的一面，现在却是完全过时了。毛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官员们肆无忌惮的独裁和共产党内的新官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反复向别人灌输的独裁主义思想作风。
《革命之子》从底层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一致，这向我们表明了毛反对的是什么。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随者。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他们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思想基础。梁恒的父亲在文学方面有广泛的兴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及指挥”。但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束缚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知识分子出身与政治上的完全被动结合在一起了，当积极分子无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时，他不但不谴责这些积极分子、保护他的妻子，反过来却批判她，并最后和她离了婚，助封为虐。他乐于对人对己采取党要求他采取的行动。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脱胎换骨，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他最后被遣送到农村生产队时，他发现他还是知识分子，是教书先生；农民还是农民，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天刚亮的时候便吹响哨子，召集农民一起学习毛的语录。他成为当地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的干部。
他对党的忠诚，从l969年才开始减退。那时，城里的党内狂热分子决心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农民个人不要再养猪、养鸡、养鸭，以免在农村保留罪恶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梁的生产队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从副业中获得的收人，并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一位大胆的农民对外头来的一名干部说，他的鸭子是为毛主席养的，他要把鸭子送到北京去，“谁敢杀我的鸭子，那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位干部狼狈而去，可梁的父亲还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劝那位农民把小鸭子都杀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真正捍卫党的政策；他对党的忠诚已经耗尽。
梁的父亲看来是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身，他极力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权威绝对服从。至于任何与党的命令相对抗的行为准则，他连想都不会想。但是，国家权力以前在村子里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而现在，国家权力通过党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鸭子。怎样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这些鸭子呢？梁和夏皮罗想要传递的公开信息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息的措辞十分温和：就在梁恒准备离开中国到国外学习时，他认识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在经历了浩劫后，我这一代人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盲从是危险的。”
此篇评论的是梁恒、朱迪思・夏皮罗合著《革命之子》（纽约，诺普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3年5月1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盲从》。
第五章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中国和美国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后，在美国引起一种喜忧综合症，但喜是主要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他在得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了牛仔帽。可回到中国后，他对越南发起突然袭击，在中越边境战中对越南进行了中国式的惩罚。
由于事态还在发展，因此我们只能说，对中国所抱有的既钦佩又恐惧的感情尚未消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值得我们支持。但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丑行。这些丑行与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更与过去激进的美国保守主义背道而驰。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记者曾到中国作调查性报道，但他们最后都从北京扫兴而归。这些记者试图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中美两国80年代与日俱增的接触，却增加了美国人过去对中国所怀的感情：中国在旅游方面的特殊吸引力，希望在中国做大买卖以及对中国朋友的品质和中国人的智慧所怀的敬佩之情。目前，我们陷人到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中国有许多弊端，但我们能同它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