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美国军国主义

杜高特・道格，有些士兵这样称呼麦克阿瑟。他异常勇敢，无数次出生入死，为部队树立了榜样。他实际上是一名最伟大的士兵，从1918年至1951年这1/3个世纪期间所进行的3次战争中他都在前线指挥作战。他比任何一位美国人指挥的军队都多，而伤亡却很小。他还是公众广为争论的人物。他一直很自负，但人们感到，他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可与其战功堪比的成就。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战后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都被载人史册。

然而，麦克阿瑟一生中的表现是如此之不同――“高尚与卑鄙，机智与粗暴，妄自尊大与羞怯谨慎……喜怒无常……滑稽荒谬……卓越崇高。”正如曼彻斯特所写，所发生的一切都可归结到他的个性：麦克阿瑟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形象？他是否知道他在干些什么？我们可以从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一书中，详尽地了解麦克阿瑟，透过各个细节，可以把将军非凡个性的典型表现结合起来看。

第一个影响他的是他的英雄父亲。1863年11月，当18000名盟军士兵冲击田纳西州查努加城的教区高地时，第24威斯康星师的阿瑟・麦克阿瑟上尉第一个率先将军旗插上高地的顶峰。在以后的12次战役中，他表现出彻底的无畏精神。19岁时，他成为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陆军上校。然而，在这之后，军队只同印第安人打过几仗，军队生活只剩下华盛顿的军事政治。1898年，阿瑟・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陆军准将，派往马尼拉。他俘获了阿奎那多，镇压了菲律宾的共和运动，他已经创立了麦克阿瑟形象――一个精明的职业军人和富有想象力的战区指挥官，对敌作战临危不惧，对部队关怀备至，对部下奖赏慷慨（包括对皮顿・马奇和约翰・潘兴）他爱说大话，能言善辩（阿瑟・麦克阿瑟写道：“民族的同一性”可以“劝导人们响应同族领袖的号召”)，不能容忍文官的干涉，渴望受人称赞，确信华盛顿对他有成见，而且喜欢删改记者的新闻稿件。

正如他的助手所说：“在找遇到他的儿子以前，阿瑟・麦克阿瑟是最为妄自尊大的人。”由于他没能和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精诚合作，因此在1901年被调回国、“他说话总是毫无顾忌，”他批评陆军部和白宫，而巨预言将同日本和德国发生战争。麦克阿瑟陆军中将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却没被任命为参谋长，他64岁时非常痛苦、失望地辞去军职。他的儿子道格拉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且在各个方面比他父亲走得更远。

第二个直接影响他的是他果敢的母亲。她是一位来自诺福克的南方美人，每天晚上都要教诲小道格拉斯说：“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伟人。”（或者“像罗伯特・李”）他“8岁以前，母亲一直让他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女童裙。但在西得克萨斯军校，他成了棒球的游击手和橄榄球的四分卫，而且学业出众，并代农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辞。为了参加竟赛考试进人西点军校，母亲为他找了一位特别辅导员。他得了99．3分在西点的四年间，母亲就住在普兰郊仄的克莱尼旅馆，他每天晚餐前都去看望母亲。

父母的基因赋予这个年轻人出众的天赋和个人魅力，他总想到蛮荒的西部边塞冲锋征战，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当军队领袖。在西点，像罗伯特・李和约翰・潘兴一样，他被提升为第一学员队队长。战争为道格拉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前线侦察时，他的战功便令人惊异。在法国，麦克阿瑟不仅率领部队跳出壕沟进攻，还在夜里爬过阵地观察敌情。美国人在圣・米黑尔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和副官偷偷爬过无人地带进人德国人的防线，从隐蔽的小山包上观察敌人的动静。他认为应当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但指挥部有自己的方案，机会失去了。麦克阿瑟在法国因晓勇善战被授予7枚银星奖章。

麦克阿瑟与规章相违的独特装束非常引人注目――一顶四角软帽，高领毛线衫，不带钢盔，不带防毒面具，手拎着马鞭，不拿武器。这一特征和他在前线的勇武，构成了他作为领袖的超凡魅力。他熟知作战计划和写作，从不忘记任何事，而且他在部队中总是训练下属发挥其特长。

不光彩的行为――拙劣地给上司写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信件――显现出另一个麦克阿瑟。例如，他母亲给潘兴将军写信，恳求把儿子提升为准将：“鉴于我故去的丈夫非常赞赏你，我给你写这封推心置腹的信……我认识陆军部长，和他家过往甚密，他很器重麦克阿瑟上校，与他相交甚厚……我被告知，我的儿子确实上了你的名单……他将得到提升。”

1918年，麦克阿瑟升任陆军准将。在1925年成为陆军少将之后，他想晋升参谋长。1930年，他给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写信说，赫尔利关于菲律宾的报告“极具政治家的口才，你的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份伟大而令人振奋的报告。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把更伟大的事业委托给你”。赫尔利当然同意他的看法。

1932年，麦克阿瑟作为胡佛政府的参谋长在公众中的形象极为糟糕。当时，他用坦克、催泪瓦斯和步兵野蛮地驱散了2．5万名手无寸铁的退役老兵，他们以“退休金进军”为名，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要求政府给予退休金（关于他们可怜而可笑的经历，见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美国的历史，1932一1972年》）。他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少校不断告诫他，这纯粹是政治事件，但麦克阿瑟却把这些饥肠辘辘的退役老兵当成了敌人。

曼彻斯特还举例说明，麦克阿瑟无视规章和不服从制度，特别是他热衷于发表政治声明。而且，他对军事当局和上级怀有敌意，在潘兴的指挥部，他同乔治・马歇尔等陆军上校们发生摩擦，潘兴似乎曾准备撤他的职并把他调回国。总之，他的与众不同的军人的个性使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孤独地生存着。他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任何团体中的一分子。比较来看，世界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似乎都缺乏自信。自我为中心只是偶然使麦克阿瑟具有活力，它却使麦克阿瑟最终像希腊国王那样毁于妄自尊大。自我为中心使他在战争中战功卓著，战绩蜚然，充当英雄，统治日本，但也使他脱离了报界、许多同事以及美国公众。

麦克阿瑟吸引了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在军事政治中谋到自己的职位，但在公众的争论中，日子却很不好过。他在1922年任西点军校校长时，同一位名叫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的富孀结了婚，实际上，参谋长潘兴也钟情于她。正因为此，麦克阿瑟被潘兴放逐到菲律宾（他在那里绘制了巴丹半岛的地形图）。1929年，路易丝和他离婚。与道格拉斯不同，她富有雅谑感。她后来告诉她在乔治敦的邻居（我的母亲）说：“当道格在楼上踱着步练习演讲时，我在楼下对他说：‘需要掌声的时候，冲一下马捅，’‘别那么粗俗，’他说。”在1948年选举期间，她告诉记者：“如果他是匹黑马，也是在最后一圈才冲出来。”

罗斯福当政时期，麦克阿瑟似乎成了休・朗格式的危险人物。退了休的潘兴给他打电话，请求为乔治・马歇尔再加星，他却委派马歇尔上校去担任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教官。在担任参谋长四年期间，麦克阿瑟试图建立一支基干部队。此后他去菲律宾领导美国军事使团，艾森豪威尔仍是他的助手。菲律宾成立联邦之后，麦克阿瑟成为菲律宾第一个陆军元帅并被从美国军队的现役名单中抹去。他母亲已经过世，他和另一位南方人琼・费尔克洛思结了婚，琼的祖父曾是教区高地的守卫者之一。她全力支持他，并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阿瑟・麦克阿瑟四世。

麦克阿瑟的美国恺撒主义有两个辉煌时期：1941―1945年，他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1945―1951年，他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他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时，控制人员流动，并试图控制新闻报道，计划军事行动，使部下最有效率地工作。总之，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支配若一切。因此，他完全把战略情报局排除战区之外。而且，他完全控制了陆军情报部在指挥部的代表，以致这位代表被召回华盛顿开会时，什么也说不出来。

麦克阿瑟的战区得到的物资最少，“西南太平汀浅区得到的战争物资不到整个美军物资的15％”。然而,他成功地实施了87次两栖登陆。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两年战斗中，他的伤亡总数是27684人．比较来看，在安齐奥，伤亡达72306人；在诺曼底，伤亡28366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已渗入到新闻报道和公众的头脑中。）

麦克阿瑟说：“运用新式武器需要新的和富于想象力的方法。”除了最初在布纳作战之外，他没有采用美国海军在瓜达卡纳尔和图拉吉所进行的那种损失惨重的强行登陆，而是运用“迂回战术”，在海空力量掩护下包围敌人。曼彻斯特指出，在拉包尔绕过深沟高垒中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麦克阿瑟的主意。战役开始以后，麦克阿瑟率领部队迂回到荷兰蒂亚，最后到了莱特湾。阿伦布鲁克、利德尔・哈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军事韬略“胜过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所有的英美将军，包括蒙哥马利”。

在曼彻斯特的书中，麦克阿瑟的形象比他通常被描绘的要好得多。在偷袭珍珠港那天，他的飞机在地面就被摧毁了，日本人的偷袭使他迷惑不解（显然，就像希特勒发动进攻时的斯大林）。但他撤到巴丹半岛是经过巧妙安排的，只是忽略了粮株供给，在科雷吉多尔，他站在院子里看日本人轰炸，决意与那里的士兵共存亡。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被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说服了，麦克阿瑟必须撤回保卫澳大利亚（不然，柯廷就得从北非撤回3个澳大利亚师，把埃及让给隆美尔）。麦克阿瑟把部队交给温赖特指挥，这是他的一个痛苦失败。他说“我会回来的”，并为他的飞机取名巴丹。当他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已经非常瘦弱的温赖特就站在他旁边。

日本转人战略防守之后，麦克阿瑟的主要竞争者是尼米兹及美国海军。海军成功地利用航空母舰直捣日本，使史迪威想把中国变成轰炸日本的基地的战争努力失去了意义。而且，随着轰炸技术的继续发展，麦克阿瑟也有成为战争配角的危险。是马歇尔拯救了这一切，他是一个谦虚谨慎和毫不自私自利的战争计划者。麦克阿瑟主张攻占吕宋，尼米兹提出攻占台湾，这个问题在他们于1944年7月在火奴鲁鲁和罗斯福会见时得到解决。曼彻斯特同意历史学家克莱顿・詹姆斯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他的总统梦己经破灭）做了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即麦克阿瑟为配合罗斯福在11月进行的第四次竞选而及时重返菲律宾。不管怎样，10月，麦克阿瑟重新回到了菲律宾。

麦克阿瑟在不带武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降落在厚木机场，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开始统治日本。厚木在横滨城外，是训练日本神风突击队队员的基地。当时，有谣传说，这些疯狂的死硬派正等着麦克阿瑟呢。丘吉尔称麦克阿瑟在厚木着陆是“这场战争中所有惊人的勇敢行动中”的最伟大之举。麦克阿瑟发现，在他进人的城市街道两旁，站立着3万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与他精心设计的所有冒险一样，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要永远胜过美国海军。那些海军将领正在横滨集结登陆。

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最高司令部的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日本专家休・巴顿等拟定的计划的指导，但麦克阿瑟的自行其是使其失去了意义。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是麦克阿瑟将寡头政治引人未经革命的菲律宾政权，他似乎成了一个有社会头脑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麦克阿瑟任职期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命于人，非个人能力所能达到――虽然像麦克阿瑟指挥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乍看起来，似乎是他一人所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确实，麦克阿瑟的魅力就在于这位美国军队中傲慢、视死如归的将军，适应了日本人在危难之际需要权威的心理。

到1868年，日本由幕府将军统治的传统已有近700年历史，这种传统允许军人征服者的后代以天皇的名义统治日本。麦克阿瑟本人及他扮演的角色是如何顺应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这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样，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计划，麦克阿瑟和他部下的关系，如何在美国农业专家伍尔夫・莱德金斯基的指导下实行上地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麦克阿瑟政体，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各不相同，比麦克阿瑟的生平更值得分析研究。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围歼了6月25日之后侵人南韩的北朝鲜部队。通往汉城的港口仁川是一片泥滩，只有在9月15日或9月27日出现32英尺高的潮汐时，才能通过现代化的舰船，而进攻时间只能选在拂晓或黄昏。每一位听到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的海陆军将军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最后辩解说，你们如此反对这项登陆计划，那么朝鲜人也不会料到我们的登陆。结果登陆成功，汉城收复，麦克阿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个天才，侵人北朝鲜的联合国军沉浸在欢乐之中。越过三八线不只是麦克阿瑟的主张，国防部长马歇尔为此开了绿灯，联合国大会也以47票对5票通过此案。

10月1日，杜鲁门总统飞抵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马歇尔和参谋长们没有同行，将军对此很感诧异。杜鲁门此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公众的支持；秘密速记员记录下这次“非正式”的会谈，后来，这份记录被杜鲁门利用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这位前炮兵上尉意见不一致。中国人出兵干涉之后，朝鲜战争陷人僵局，麦克阿瑟想扩大这场战争，并通过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未经批准的政治声明嘲笑那些政策制定者，他甚至破坏了杜鲁门为停战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并终因不服从命令于1951年4月10日被撤职。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到是否还要进行这场局部战争――是否把这种僵局也看成胜利，因此可以避免战争扩大和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体现出的那种天赋的军事才能，随着原子弹的诞生已经过时了。曼彻斯特先生把麦克阿瑟精彩的故事一直叙述到1964年他的葬礼，而对于他生涯的重要意义几乎没有说明，对他极为不服从命令的动机，也未加阐释。

禁止使用核武器已经持续了4O年，但武器和军队仍是全世界的主要投资，我们显然处在一个新时代。对将级军官来说，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树立个人英勇的榜样，已不再成为可能，甚至利用海、空军力量包围敌人，也像越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无效的（虽然我们不禁要想，或许麦克阿瑟能用2000架直升飞机于出点什么）。因此，一个钦佩麦克阿瑟卓越军事才能和爱国华丽言辞的读者只能断言，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为保卫自由发动正义战争的冲动，以及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荣耀，似乎已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麦克阿瑟用这些创造了历史。他死后不久，与他意见相左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还是在战争冲动下投入了在越南的另一场局部战争，而且我们所遭受的失败，比麦克阿瑟浪漫的自我为中心在朝鲜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我们能否把这位卓越的军事家永远置于脑后呢？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1》（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发表于1978年10月1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探究道格拉斯》。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美国公众对毛和中国革命的看法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美国人看待国外事物的价值观。作为一场解放中国人民的运动，中国革命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中国革命就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洪水猛兽。赞美和恐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所有来自中国的报道都被这种双重标准衡量着，这些报道在观察家和美国公众中造成了混乱和争论。

有人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反应显示出一种“自由主义的谬误”，这种谬误时常把美国在海外异域进行的扩张笼罩在迷雾之中。当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倒向“我们这边”而不是“那一边”时，我们希望它能符合我们的理想。我们倾向于把这个政府纳入美国这个大家庭，就像联邦中的又一个州。我们对腐败堕落、秘密警察的恐怖行动、审查制度的压迫和违反人权的行为痛心疾首。相反，我们观察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通常不能发表这样的评论，因为我们无从获得信息，也很少能阐释理想的落空。有人说，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严厉指责一个“友好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此相似的犯人所进行的折磨，但因我们缺乏了解，对共产主义政体下广泛存在的折磨与镇压却无话可说。这种争论表面上很吸引人，特别是对那些只关心强权政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它注定会有缺陷。我们认为，人的追求是政权建设和政权所有制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独裁政权也许是共产主义者领导起义和夺取政权之后的必然产物。如果人权是我们事业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为除了强权政治之外在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别的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邪恶的行为，不管在哪里发现它。

这种观点在公众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中得到了说明：1944年，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在延安第－次接触毛的领导层，从形式上看，他们似乎确实“民主”，并非常令人钦佩。他们决心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浸略者的铁蹄一下和地主阶级的压迫、精神病态、愚昧无知以及贫穷等社会弊端中解放出来。找们在昆明的盟友蒋介石和他行将崩溃的政府对美国人、对延安的自由理想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对国民党无能和中国共产党精干的看法，被内战证实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以后，就我们所了解，它似乎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使国家富强。

然而，到了1950年，我们在朝鲜同中国的“志愿军”发生了战争。冷战已教会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我们惧怕其潜在力量，因此紧紧抱住台湾的国民党盟友不放。这种极端的单向关系，从冷战时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中美关系缓和。1971年，我们的第一批记者随亨利・基辛格进人毛的中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迎来了令人振奋的新时期1976年毛去世以后，这股势头有所减弱。

显然，在1971年至1972年间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肤浅的观察中得出对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看法呢？我们的第一印象仅仅停留在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