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19世纪60年代，郑观应在70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80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36]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1900年至少有43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37]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70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38]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60和70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60年代初期曾经恰当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60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39]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40]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41]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茭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42]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见略同。[43]

随着19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需专注西北边界，在明代只需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19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44]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60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70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开千古未创之局”[45]。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70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80年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46]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穷则变，变则通”。从1860—1895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47]

“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天意的表现，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48]

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人如果生活在19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颢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19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49]

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信息呢？他们强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像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60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70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50]

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方法。[51]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呢？

寻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力。[52]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请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53]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50和60年代担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70和80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西方人。10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54]

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年）。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17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55]

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声称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外战争而痛惜不止。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56]

1872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年对过去700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对同法国作战的政策。[57]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原因。同样地，1866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把该城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他在信末举叶名琛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条约而被英国军队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协助郭嵩焘处理这次危机后，他在1866年写道：“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58]

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根据丁日昌的说法，这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坚决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几个法律权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坚决要求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通航，以及法国人要求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丁日昌明确宣布了他的原则：在外交事务上，条约上的条款应予履行，不在条约上的事项应予禁止。[59]

根据某些高级官员的说法，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对所有外国人以诚相待。60年代形成了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诚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60]这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这段时期改革派的指导原则。恭亲王和文祥以西方军队按照条约迅速从北京撤退为例子（见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断言西方人与中国历史中企图获得中国领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义使他们就范，以此驯服他们的野性，中国便能为自己谋利。[61]

曾国藩1862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在处理自己的外交事务方面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它无须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寻求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中国对待蛮夷的政策应该是忠、信、笃、敬。他进一步解释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62]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1876年郭嵩焘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63]后来，曾国藩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64]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类似观点。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60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某些官员如曾纪泽，在70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信的思想。[65]在某些方面，这种守信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尊重条约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中国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从很早的时候起，这种信念就已经成了中国人经世治国的一个因素。

“把握时机”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外，当时的开明之士还认识到中国必须把握“变局”的时机，以图在军事上强盛起来。这种观点导致在天津进行西式训练，建立神机营，利用西方武器反对太平军和建造兵工厂与轮船（见上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强的倡议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这种军事计划。事实上，他们谨慎地遵循某些原则。首先，由于他们一开始就设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教给中国人，中国必须偷偷地学习它们。1864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之间的通信在讨论弹药生产和造船业时，都极力强调学习外国人的军事秘密，但决不可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满。[66]

其次，这些高级官员坚决认为，中国在实行军事自强的计划时，应该始终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这种态度表现在1862年李鸿章对于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的疑心、1863年恭亲王和曾国藩坚持中国人控制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行动（见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30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担心中国不能继续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最后，改革派曾试图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60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67]

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自强”一词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怕这些夷狄。[68]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39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洋务”。“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1840年7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69]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19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改革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像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70]

李鸿章在1874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折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给学者王闿运的一封信中甚至讲得更加明确，即“内须变法”[71]。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韬在19世纪80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70年代和甚至80年代这20年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纸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72]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98部著作，另外45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他13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编》（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73]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1866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1900年，由66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74]这些日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划在60年代和70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70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但其“体”应为工业化。[75]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的现代化，郑观应在70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灌溉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年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76]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60和70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70年代中期起，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77]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