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40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60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60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像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142]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70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1]本章的作者们非常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但在引用时并没有全都特别注明。他们也感谢张灏教授和理查德·赖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2]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3]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4]《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页。
[5]《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页。
[6]《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页。
[7]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8]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页。
[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1页；第6册，第491、535页。
[10]郭廷以等编：《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2—134页。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页。
[12]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已遗佚，仅存书名。
[13]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506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页。
[14]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0—11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15]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抗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16]魂源：《海国图志》卷2，第2页。
[17]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第2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
[18]魏源：《海国图志》卷84，第1—6页；卷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海录》卷1，第75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页。《史料旬刊》卷38，第398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页；卷63，第38—39页。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7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第48—49页。
[1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页。
[20]《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页。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6页。
[21]蒲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22]《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第22页。
[23]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1—32页。
[24]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页。
[25]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第1期（1941年），第1—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1，第19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2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页；卷24，第36—37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27]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
[28]《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
[29]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0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道。
[30]黄恩彤：《抚夷纪略》，第2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5页。
[31]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第2页。《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页；卷5，第25—26页；卷9，第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第4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3，第21—22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第3页。汤彝：《柚村文》卷4，第13—14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9页。
[3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第6册，第240、459—462页。
[33]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页。
[3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页；卷75，第28页。
[35]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569页；第5册，第531页；第6册，第543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页。
[36]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37]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
[38]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17—1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第8页。
[39]夏燮：《中西纪事》卷17，第1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5，第6页。
[40]《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页。
[4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第1页。
[4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
[4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页。
[4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页。
[45]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第4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吴云：《两罍轩尺牍》卷8，第18—19页。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第5页。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第8页。
[4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第5页。
[4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第25页。
[48]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第16—17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1—2页。汤震：《危言》卷1，第13页。
[4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第12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第11—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2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
[50]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3、34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第20页。
[51]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4页。
[52]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第528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页。王韬：《韬园义录外编》卷3，第25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
[53]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3—134、234—235页。
[54]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714页。
[55]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0、139页；第2册，第624、851、863—864、898—900页。关于郭嵩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23页。
[5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卷11，第10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
[5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1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900页。
[58]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397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页。
[5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页。
[60]《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页。
[6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7—18页。
[6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17页。
[63]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16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卷8，第16页。
[6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第49页。
[65]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87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页。
[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6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67]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第711—713页。
[68]《易经》卷1，第5页。《宋史》卷414，第10页。关于19世纪60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6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29页。
[7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页。
[71]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72]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第10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第1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7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729—777页。
[74]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这158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7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7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59—60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第2—3页。孙文：《国父全集》第5册，第4—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页。
[77]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0—48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第1页。
[78]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34、277—283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页；卷79，第1—2页。
[7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页。
[80]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页，特别是第260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
[81]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页。
[8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83]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页。
[8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页。
[85]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5页。
[8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页。
[8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
[88]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页。
[8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3页。
[90]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页。
[91]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页。
[92]《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页。
[93]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页。
[9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第48、56页。
[9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页。
[96]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89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页。
[97]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518—519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页。
[98]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页。
[9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页。
[100]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页。
[101]《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页。
[102]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103]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页。
[10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三日的记载，文中回顾了他在1861年的这条建议。
[105]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106]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107]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洋务运动》第6册，第153—154页。
[108]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109]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110]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第51页。《海防档·天险》，第212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57页。
[111]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630页。
[112]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07、554、665、666、865页。
[11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54—56、76—78页。
[114]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第992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9、1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44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页。
[115]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第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11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第21页。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第9页。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8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页。陈炽：《庸书》卷8，第1—2页。
[117]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页。
[11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119]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页。
[12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45页。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12—120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7页。
[12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页。
[12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123]《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39、144、147页。
[124]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期第1—2册（1970年），第373—42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53页。
[125]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页。
[126]赫德：《中国问题论文集》，第68—69页。王家俭：《文祥对于世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3年），第219—239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4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2、75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页。
[127]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6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第21—23页。陈炽：《庸书》卷7，第4页。
[128]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3—684页。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129]《洋务运动》第1册，第11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1—3页；卷4，第9页。
[130]《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1—2页。
[13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
[132]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74、863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133]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页。
[134]《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4—15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页。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135]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17页。
[136]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页。
[137]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8—19页。
[138]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 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页。
[139]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页。
[140]同上书，第134页。
[14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3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142]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