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纲领

毛之后，谁接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303]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企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然而，比起1/4世纪以前的赫鲁晓夫，邓更有理由谨慎从事。无论中国人可能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多么偏激，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苏共还有尚未受到玷污的列宁的形象可资利用。对于中共，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想使毛得到保护，使毛的一些行动得到肯定。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想过分地谴责这个曾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人，也不愿过分谴责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谴责林彪和“四人帮”。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国当局对还活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进行了一次纽伦堡式的审判。

这次审判公开了许多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据估计，差不多有73万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近3.5万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数被告温顺地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并与法庭进行了合作。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江青则声嘶力竭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反复声称她只做了毛要她做的事。[304]

这个审判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使那些受害者看到迫害他们的人已蒙受耻辱和惩罚，甚至使某些人能够在公开场合谴责他们。但是，江青的证词说明毛是罪魁祸首，党将不得不寻找某些手段与这一事实达成妥协，以避开对他们进行追根究底的谴责，因为追根究底对幸存者也极为不利。最初曾有迹象表明，毛将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罪”，但后来并未成为事实。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受到了肯定。邓是不会让坐在轮椅里空想的历史学家损害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支持者的。[305]

因此，邓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的初次讲话中，就坚持认为最核心的第一条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306]

3个月后，当邓发现刚起草的决议草稿在这一问题上讲得不够充分时，他说：“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的调子“太沉闷”；“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307]在此后的意见中，他强调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毛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在此暗示人民解放军也可能通不过。[308]

成千的官员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之后，这一决议于1981年7月1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被通过——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立60周年。它直言不讳地将“文化大革命”归咎于毛：“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309]在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所有罪行和错误后，决议补上了邓坚持要加的东西。它指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终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在他的晚年混淆了是非，错误地认为他的“左”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310]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保护过一些干部，批斗过林彪、揭露过江青，并执行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扬。[311]决议最后指出，虽然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312]

在解释毛为什么犯错误时，决议取得了邓所想要的平衡。随着毛的威望的提高，他逐渐骄傲起来并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行动，结果党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了。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都有它们的影响。[313]对毛的评价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解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这一问题上，邓的决议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多少。

如果邓不想放弃他曾协助创建的这一制度，他本人将尽力从毛的领导中吸取反面教训。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代际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只有幸存者和受益者仍活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许多毛的受害者（他们也参加了长征）仍还活着。[314]他们重新上台，没有因毛的错误而受到玷污，反而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邓可以说他有权利接班，是合法的。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邓选他们为他的接班人）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获得邓那样的合法性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系问题。邓在党和军队里有一张由朋友、同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这些人对于邓成功地推行政策至关重要，胡耀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赵紫阳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但他们在权力和威望方面还不足以成为统治中国的人的盟友。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已经浮出水面的派系斗争的问题。在毛逝世后初期，这些重掌权力的受害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并摒弃那个时代的政策。在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原先的联盟在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分裂。以重新复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者陈云和彭真为例，邓并不总是同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邓能退休，他的同伙也都退休，让胡和赵去应付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问题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但由于邓的老战友们不愿离开政治舞台，邓只得继续留下以防他们利用老资格干扰他的传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才干问题。邓小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领袖，即使在老一辈革命者中，也是如此。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能证明自己是同样杰出的继承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谁将统治中国，共产党还是人民解放军？

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198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华的缺点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作为军委主席的权力，考虑他领导中共的权利则少之又少。然而，在一个党指挥枪的国家里，党选出的任何领袖本应自然地受到将领们的尊重。显然这并不符合华的情况。1976年华成为军委主席，据推测，这是因为当时那位当然的候选人叶剑英元帅坚持这样做，并站在华一边，授予他权威。当邓在1977年年中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新掌权时，这些将领们可能更不理睬华了。当邓1980年下半年出任军委主席时，他们的世界似乎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了。

邓也许已感到他除了担任毛的头衔中的这一头衔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这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分离的机构，只是何时需让将领们步调一致而已。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他现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315]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年5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316]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放军内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克服上述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反对由邓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氛侵犯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挨批，就是杀鸡敬猴，是给所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看的。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但这并没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韦在1976年也曾保护过邓）和海军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317]

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他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318]彭真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要发生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中共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319]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320]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中共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321]——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322]邓废除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323]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324]

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新保守派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325]但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手腕和关系网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并通过充当经济人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326]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意义重大，相形之下老年干部对这场改革的不信任就无足轻重了。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嫉妒。[327]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328]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329]虽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极权主义意识态说它能够解释世界和世界上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极权主义深深植根于官僚精英这一观念，因为官僚精英誓死捍卫，且又谙熟官僚精英统治。如今对官僚精英的推崇岌岌可危了。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330]把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有更大的空间来搞好本职工作，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

但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务工作者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明确的。[331]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332]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333]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作用），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334]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35]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到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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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第42页。

[2]同上书，第45、46页。

[3]“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第477页。这是1963—1964年中国共产党为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所发表的九评中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评。这些文献对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夜所关注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

[4]实际上，这在各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只有中国共产党曾把接班人写进党章。没有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在九大的讲话中对林彪的过分吹捧，证明了林彪的新的地位；周的讲话收在一个16页的（九大）大会讲话汇编中，被迈克尔·舍恩哈尔斯译成外文并加了注解。

　　一位党史学家称，在任命九大主席团时，毛提议由林当主席，他当副主席，这只受到了林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干扰。

　　这位党史学家还说，毛早在1956年初就有意提议林做他的接班人。似乎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投票时，毛只差一票就是一致通过了。据确认，毛没有投他自己的赞成票，也没有投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赞成票，而是投了林彪的票！见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载《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习讨论会（下）》〔以下简称《教学参考（下）》〕，第40、42页。作者非常感谢米切尔·舍恩哈尔斯让他使用这两条资料。

[5]参考第二章。鉴于中央领导班子里的每一位老同志在他革命生涯的某个时刻实际上都参加了武装斗争，因此计算中央委员会里的军队代表人数，常常是一个占多少比例的问题。《中国历史季刊》（第39期[1969年6—9月]，第145页）估计约有40％的军队代表；高英茂〔《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8页〕则估计约有38％；而根据多姆斯的估计，八大中央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40.3％，九大占50％，参考于尔根·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210页。

[6]参考表4。

[7]有关西汉取代秦朝的情况，请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卷，第110—127页；隋唐变迁，则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43—168页；元明变迁，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44—106页。

[8]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4章。

[9]同上书，第383—388、529—534页，以及第12卷第4章。

[10]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6章。

[11]同上书，第540页。

[12]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

[14]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4章。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

[16]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明显违反了毛确定的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大的攻势的原则。在彭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没有同中央军委协商就考虑该战役，包括过早地进攻，是错误的，但他同时引用了毛的一份电报，作为毛同意发动该战役的证据。当事情过去1/4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中，彭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猛烈的批判，似乎当初发动这场战役，违背了毛的意愿，或者至少违背了他更高明的判断，他的同意，可能仅仅意味着以此维持一个团结的门面。有关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0—183、227—232页；有关彭德怀的观点请参考他的《一个中国元帅的回忆录》，第434—437页。

[17]参见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第68—71页。

[18]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

[19]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长期战争夺取政权，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谨慎地授予所有大将以尊贵的爵位。见《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105页。

[20]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

[21]同上。

[22]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

[23]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5页。

[24]《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第37页。

[25]同上书，第34页。

[26]这里指那些蓝领工人的组织，红卫兵组织已经被解散。

[27]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59页。

[28]在21个省革命委员会中，有20个省革委会的头儿是军队干部。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第205页。

[29]郝梦笔、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10页。

[30]参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第215页。

[31]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08—611页。

[32]利普·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中国季刊》第55期（1973年7—9月），第429—430页。

[3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2—394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3页。

[34]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英文版），第432—433页。

[35]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书中随处有这方面的描述。从1966年8月19日至1970年11月17日，张一直是林彪的秘书之一。林似乎怕光、风、水和寒冷，怕出汗。他不爱洗澡，不吃水果。他坚持他的居室保持恒温摄氏21度，上下不超过半度。（叶群喜欢她的居室温度在摄氏18度！）但是，就林彪行使他的职责来说，他的条件最差的方面，是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阅读文件，因此他的秘书不得不在送到他的办公室的大量文件中，进行挑选和概括，使他能在30分钟内阅读完毕。同上书，第8—12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73—375、377页。

[36]《大动乱的年代》，第387—388页。

[37]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87页。这些话可能由林彪儿子所写，但明显反映了更成熟的人的知识和经验。

[38]有关毛泽东有恩于陈伯达的情况，参见怀利《毛主义的崛起》，随处可见有关描述。

[39]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第432页。

[40]参见仲侃《康生评传》，第15—16、146—147页。关于陈伯达对康生的妒忌，请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190—192页；关于陈在九大上的问题，请参阅该书第210—211页及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387页。根据该书的介绍，陈伯达发了脾气，并继续进行他的起草工作，但经过几次修改，最后毛采用了张一姚的草案。林彪似乎仅仅对毛介入并最后确定的报告有兴趣。

[41]1980—1981年冬天审判时，陈伯达说，仅仅是在他“意识到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后，才开始同情林彪”；《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6页。关于两个对立的集团的发展和他对林彪集团的信心，参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382—389页，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382—388页。

[42]参见毛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20页。

[43]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3—614页。

[44]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348页。

[45]同上书，第614页。

[46]参见1966年7月8日毛给江青的一封信，该信收在《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3年夏季号），第96—99页。那年年底，林彪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中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主题，吹捧主席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要求每个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要用99％的精力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著作；参见《问题和研究》第8卷第6期（1972年3月），第75—79页。

[47]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4页。

[48]《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1—562页。

[49]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0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2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8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4页。这些讲话的摘要，参见该著作，第614—615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8—399页。

[5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5—616页。

[51]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6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2页。

[52]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页。在毛干预以后，王迅速改变调子，转而批评陈伯达。

[53]（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2页。

[5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6页；毛的讲话全文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3—404页。

[55]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页。

[56]即从8月23日到8月25日中午；《“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页。

[57]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58]参见本书第5章。

[59]一位参加珍宝岛冲突的29岁的指挥员孙玉国，由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介绍到九大，受到了毛的激动人心的欢迎；参见毛在九大上的简短讲话，该讲话收在“九大主要讲话汇编”中，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

[60]例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报道的一名参加了这场冲突的中国军官的估计，“中国对1969年珍宝岛之战的看法”，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734页。亦见本书第3章。

[61]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4页。

[62]例见在昆明军区内部传阅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收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15—145页。

[63]《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32页。

[64]参见本书第三章。

[65]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1页；1972年7月28日《纽约时报》引用的布里奇海姆的“林彪的覆灭”第441—442页中的一段话。也可参见本书第五章。但林彪的秘书证实，他后期实际上对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29—333页。

[66]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16—32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72页。张的描述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中国领导人中有些人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时，是多么轻率。这道疏散命令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把那些对林彪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高级干部遣送出北京。好几位元帅被沿着京广线疏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开封，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杭州，朱德和原计委主任李富春去广东省从化县。这其中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庐山会议上曾联合反对林彪；除了李富春之外，所有人都是林彪运用军事手段夺权的潜在障碍。关于疏散过程，请参考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第三部分。叶剑英因为调查陈伯达的任务，不久返回北京。新华社有关中苏谈判的报道，引自基辛格的《白宫岁月》第186页，也可参考本书第三章。

[67]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7页。

[68]同上书，第193、684—703、714页。基辛格推测，当中美关系正在改善时，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机试图在中国海岸线100英里以外拦截美国侦察机的行动，可能反映了北京的内部权力斗争；同上书，第697页。鉴于林彪与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密切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69]中共中央第一个反陈文件于1970年11月16日发布，列举了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和阴谋家。1971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陈在整个生涯中的“罪行”材料汇编。2月21日和4月29日，中央发布两个通知，指出了批陈整风的具体实施方法。见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7—618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6—409页。有关叶剑英的调查情况，见《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第265、294、301—304页。

[70]“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38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71]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页。

[72]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9—620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38页。

[73]《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226页。

[7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8页。

[75]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8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76]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7—125页。有关林彪政变阴谋的材料从各种渠道汇集起来，但实际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描述，由胜利者写的或基于他们提供的证据写的。关于一位接班人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有许多理由说明证据一定得经过加工处理的。一旦某一天中共中央内部档案开放了，不能保证不出现另一种解释。为了解剖当时中国政治的实质，似乎仍有必要对流行的最可信的说法进行探究。任何经过修改的描述可能都强调了，中国的命运是由极少数铤而走险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庭的野心和阴谋决定的。

[77]同上书，第93页。

[78]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0—91页。

[79]同上书，第92页。

[80]同上书，第92—93页。

[81]同上书，第93—95页。

[82]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页。

[83]高英茂：《林彪事件》，第57—61页。

[84]同上书，第64页。

[85]《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6—97页。根据后来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所获得的大量材料，黄永胜于9月5日电话通知叶群。但既然黄永胜打电话时林豆豆不在北戴河，而审判时又出示了电话记录，所以9月6日似乎更可能是黄永胜打电话通知叶群的时间，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第3版。可是，大陆最近出版的一本史书称，林立果是由参加毛于9月5日深夜召集的会议的一位与会者直接告知的；见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页。

[86]《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7页。

[87]郝梦笔、段浩然：“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

[88]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9—380页。

[89]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9页。

[90]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1—383页。

[91]“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根据一条公认可疑的信息，林豆豆于1941年出生在苏联。当时正是林彪在苏联养伤三年的最后一年；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30页。

[92]“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可能正是以这个故事为依据，雅普·冯·吉内肯断定豆豆是林彪第一个夫人刘小萌所生，叶群和林彪直到1960年才结婚；《林彪沉浮录》，第263、272页。叶群嫁给林彪的时间有待确定；见克莱恩、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第1卷，第567页；但40年代中期在延安居住过的一个人确认，林彪和叶群是在那时结婚的。有关豆豆在林—叶家庭中的不愉快生活，请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56—292、429页。尽管张对叶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性的描述，但他断定，为叶群工作比为江青工作要稍好一些；同上书，第429页。

[93]《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

[94]同上。

[95]《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16日。

[9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页。

[97]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页。另一种说法是豆豆在大约晚上8时30分报告了警卫团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27—430页，记载了9月11日和12日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所目睹的有关事情。

[98]于南：“周总理处置‘9·13’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经过”，《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31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6页；《华侨日报》。《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认为是周给叶打电话。

[99]《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17日；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页。根据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32页的说法，飞机要起飞，还必须得到毛的批准。

[100]《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没能阻止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一些成员乘直升机逃跑；《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100页。

[101]参见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3页。

[102]《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谣——周只是在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时，才从毛那里获得林彪出逃的消息。一些学者提供的一个嗅觉欠佳的观点认为，毛似乎故意放林彪逃走的态度，表明中国空军夜间作战能力太有限，以至于无法迫降叛逃飞机。

[103]同上。

[104]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7日。一种解释是三叉戟飞机没有直接飞往蒙古，而是转了几个弯，以避开拦截。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一位前国家安全官员向一位学者透露的，当时周恩来成功地劝说飞行员返回中国领空，但这个飞行员随后被林立果枪杀，林立果接替了飞行员，但他不能很好地驾驶飞机，致使它坠毁。另一篇由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撰写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9月12日，林彪在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宴会后返回途中，8341部队根据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设置埋伏，用火箭射击汽车，搞掉了林彪。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6章。

[105]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萦思录》，第305—308、346页。有关林的高级军事盟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

[106]在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月28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年他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毛泽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107]《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人汪东兴。

[108]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53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页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参见谭前引文，第42页。

[109]《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110]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111]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表达了这种观点。

[112]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113]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日的《光明日报》。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114]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袭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第133—155页。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事件的个人看法。

[115]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8日。有关纪在毛的庇护下逐渐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年2月，第6—13页。

[116]有关在5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页。《不尽的思念》，第583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周的治疗。《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494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117]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页。也可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页。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和安德鲁·G.沃尔特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118]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长姬鹏飞等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任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页。

[119]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页。

[12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121]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挑选41岁的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122]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14—416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页载，1969年是1330万吨，1970年是1770万吨，1971年是2130万吨，1972年是2330万吨，1973年是2520万吨，在这几年（包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阎方鸣和王亚平：《7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1985），第55—60页；对于1967—1968年后“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章。

[123]《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416页。

[124]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页和第5章；还可参见他的“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界政治》第37卷第2期（1985年1月），第267—293页。

[125]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页和第6章。

[126]1969—1973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年是210.9万吨；1970年是239.9万吨；1971年是250.1万吨；1972年是240.4万吨；1973年是264.9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58页。

[127]1972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自画像》，第355—356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驳斥他在1932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参见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627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页。

[128]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

[129]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年3月12—21日。

[13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131]《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语言；同上书，第9—10页。

[132]同上书，第45页。

[133]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他的《评1958—1981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在王和张向他呈送报告草案之后，他曾修改过。

[134]《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48、50、52、55页。

[135]“林彪与孔孟之道”，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

[136]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323页。

[137]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8页。毛在他与一位神秘的来访的埃及领导人的谈话中，把孔子和秦始皇帝进行了比较；同上书，这里我不能引用有关资料。毛习惯于用郭沫若的诗作陪衬来赋诗填词；例如可参考《中国文学》1976年第4期，第43—44、48—50页。但在《沫若诗词选》中没有收集毛泽东答郭沫若的任何一首最近的诗。

[138]《彭德怀事件》，第36页。

[139]“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207—210页。周恩来就他长期以来一直主管的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在毛的提议下，1973年11月受到政治局的批评，当然使“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机会来了；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17页。

[140]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3页。清华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江青与这所大学的联系，表明她最初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指示的。

[141]《走进暴风雨》，第303页。有关江青和这两人之同的谈话记载，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79—489页。

[142]《走进暴风雨》，第323—326页。乐对这个批判组的了解很多，因为她的丈夫汤一介是梁效班子的12位学者之一。

[14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94页。

[144]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5页。

[145]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有关“读书班”目的的描述，参见《萦思录》，第295—296页；关于这些学习小组，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请我注意参阅《中共中央党校年鉴》（1984）第4页，该书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标。有关康生的作用，参见仲：《康生评传》，第310—311页。默尔·戈德曼认为周恩来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批林批孔运动，参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66—176页。梁效的一位主要成员曾声称，他从来没有写过或领导写过有意针对周恩来的文章。

[146]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9页；《大动乱的年代》，第489—494页。

[147]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5—327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6—497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4页。

[148]“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页；第59期（1974年7—9月），第627—630页。

[149]“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408页。

[150]同上书，第408页。

[151]《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9页。

[152]周坚持要在得到毛的批准之后，再去做手术；参见《不尽的思念》，第583页。关于他1975年3月写给毛，详细报告他的健康状况、请求允许他第三次做手术的信，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33—635页。

[153]《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504页；《怀念周恩来》，第585—586页。

[154]周因为情感原因也至少离开过医院一次。1975年9月，他在北京饭店最后一次拜访了他20年的理发师；《周恩来传略》，第184页。

[155]王洪文最引人注目的失败——1975年未能平息杭州武斗，恢复社会秩序，此类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参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页。

[156]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87页。

[157]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8页。

[158]特里尔：《白骨精》。

[159]同上书，第324—325页；威特克：《江青同志》，第476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7—638页。

[160]特里尔在《白骨精》中记述了这一情节。

[16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86页；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分析，参见该书第57页。关于邓小平的命令，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97页。

[162]有关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的描述，见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第196—203页。

[163]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7—63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30—537页。大陆近期的历史学家们不肯就张春桥如何被任命之事表态，也许他们是想避免把他们关于毛在此时恢复邓的工作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设想弄得一团糟。关于毛重召邓的目的，在中国目前仍很流行的一种替代解释是，他想用邓顶替周恩来。据此情形说明，毛担心周可能比他活得长；这位总理患了癌症，但据说主席也在1972年底患了严重的中风，这使他相信他可能先死。毛提名邓可能部分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四人帮”不那么难对付的一位对手；也可能考虑到他俩早些年的密切关系——邓在毛处境非常困难时仍对他忠心耿耿；关于毛、邓之间的关系，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40—145页。

[164]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9—640页。

[165]周在1964年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时，他并没有提到毛的支持。参阅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7页。

[166]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5—647页；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4—545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2页。政治路线斗争当然是党内争论的最严重的形式：林彪事件已被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清除刘少奇是第九次。

[167]关于邓小平从1975年1月到10月（从10月开始，邓不能行使有效的权力）这段时期的活动，可参阅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0—641页。

[168]《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13、27—42页。

[169]于尔根·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过渡时期》，第127页，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1—543页。这些铁路干线是：天津—浦口；北京—广州；陇海线（连云港—天水），连接沿海的江苏和西北的甘肃的主要东西干线；连接杭州与南昌的浙赣线。

[170]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页。

[171]关于对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的分析，参阅肯尼思·利伯撒尔《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第33—49页。

[172]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5页。

[173]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8页。

[174]齐辛：《“四人帮”案》，第246、247、257页。

[175]《邓小平文选》，第43—46页；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2页。

[176]齐辛：《“四人帮”案》，第287—295页。

[177]同上书，第227页。

[178]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6页。

[179]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2—553页。

[180]《中国历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78年秋季号），第55页。

[18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4页。

[182]《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3—574页。关于《水浒传》事件的详细论述，参阅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201—213页。

[183]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页。

[184]同上书，第644—645页。

[185]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86]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第395—397、400—401、411—413、417—418页追溯了毛在1976年夏接见连续来访的外宾时所表现出来的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187]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28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649页。有报道说毛远新到1975年12月就不与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迹象表明，直到毛逝世，他一直留在毛的身边。

[188]“反击右倾翻案风”，参阅郝梦笔、段浩然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

[189]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5—76页。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发展的详细分析，请参阅第7章。

[190]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剧；农村“赤脚医生”（或护理人员制度）；“五·七干校”（干部要花数月，有时数年时间在那里进行体力劳动）；大寨大队的集体主义竞赛。参阅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1]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

[192]“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3—312页。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请参阅周：《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第57—58页。

[193]邓的讲话刊载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66期（1976年6月），第420—424页。

[194]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恽赛充（音）：“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1966）：一位政治多面手的成长”，载《中国季刊》第69期（1977年3月），第29—34页。

[195]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这是出于礼仪上的原因：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华为总理以前，不能正式称华为总理。但当他在4月获得总理头衔时，那也不是某种宪法程序的结果。毛可能意识到，王洪文没有受到考验就被提拔担任高级职务，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毛要试用华一段时间以尽量减少损失——如果华被证明是同样无能的话。或者毛可能想以此暗示邓不是永远被开除而是暂时靠边站，从而避免老同志的反对。后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解释：毛在攻击邓时，为什么谨慎地说邓的罪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得到解决。参阅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0页。

[196]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9页。根据这一论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代替叶，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论述（例如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页）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动机来提，人们必须假定它是由叶对毛有关华的决定的愤怒引起的一种政治病。可以肯定，叶身体一直很好，他参加了1月15日举行的周的追悼会。

[197]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576页。

[198]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坚持要他们辞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

[199]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页。

[200]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页。

[201]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6—577页。

[202]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9页。

[20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页。

[204]同上书，第581—582页。

[205]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6—597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60—164页。

[20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98—599页。

[207]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15—136页。加赛德是一个会说汉语的英国外交官，他于1976年1月来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国有关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生动的描述或许是高皋和严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页；4月4日到过广场的大致人数也来源于此书的第611页。本文作者4月1—4日虽在北京，但文中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前两种资料。

[208]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17页。

[209]萧兰：《天安门诗抄》，第29—30页，选的这一段只是这本诗集中的一小段，当时广场上张贴着许多类似的诗文。可参见两卷本的《革命诗抄》，后来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文集》出版。

[210]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

[211]同上。

[212]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21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页。

[214]对毛和他的“封建式”崇拜的最明显的动摇不能不提到秦始皇，人们常将主席与他相提并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7页。

[215]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21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1页。

[217]同上书，第622页。

[218]“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1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页。

[219]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131页。

[220]广播讲话内容见高皋、严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9—630页。

[221]同上书，第633页；郝梦笔、段浩然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提到有388人被捕。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32页说约4000人在吴德讲话后仍留在广场，这也是估计数，并非警方记录。

[222]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34—635页。加赛德引用当代一些非共产党的报道，指出有100人被杀，《活跃起来！》，第132页。

[223]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2页。我尚未发现有任何中方的资料以证实邓的安全是怎样保护的。

[22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

[225]“你办事，我放心”，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226]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8页。

[227]房维中主编：《中华人国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7页。有关拥邓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41—659页；对“左”倾分子骚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662—676页。

[228]有关毛在春节前后病情恶化的报道，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229]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4—655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8—679页。9月上旬，江青再次来到大寨大队，这时突然接到北京来的急电，告知主席病情恶化，据说她并未马上动身，而是继续与卫兵和身边的医护人员玩扑克；高皋、严家其，前引书，第691页。

[230]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40—141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讨邓提到的“国外庇护地”的含义。（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231]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但“文革”前在林彪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232]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党史通讯》1986年10月。

[233]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文“暴风雨般的十月——‘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年2月10日、2月19日，被翻译转载在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第17页。

[234]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幅论述江青的特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白骨精》第317—323页。

[235]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页。

[236]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年4月30日，毛的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有人分析了这两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111—113页。

[237]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页。

[238]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年前，王就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仲侃《康生评传》，第316页。

[239]《康生评传》，第334—335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页。

[240]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页。亲眼目睹9月18日葬礼的叙述，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页。9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据该材料，毛在6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第112页。

[24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一些文件，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页。

[24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

[243]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24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

[245]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246]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页。

[247]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说，文章是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返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248]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21页的描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席，他俩于上午8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江青和毛远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249]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703—708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7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多姆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8页的叙述中认为曾有过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250]《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

[251]首次披露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

[252]《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S.施拉姆1984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第417页，注1。这时，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说那番不可思议的祝福词的时候。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毛泽东的样子。

[253]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页。

[25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671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7—408页。陈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页。

[255]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0—142页。

[256]《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1页。

[257]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被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

[258]“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源于汉朝；《邓小平文选》，第55—60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9—410页。

[25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2页。

[26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1—19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4页。有报道说，邓小平原计划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报告由胡乔木起草，但是，当邓小平被委派致闭幕词时，聂荣臻上交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没有作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供了这条材料。

[26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7—236页。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构成的更详细的分析，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页。

[262]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95—596页。

[263]见S.施拉姆采访胡福明的报告，载于施拉姆所著“经济挂帅？”一文中，《中国季刊》第99期，第417—419页。

[264]例如，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被修改为“实践检验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而最后刊登时又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详细调查过这篇文章产生的过程，1989年2月3日，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提交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

[265]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0—683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7页。据舍恩哈尔斯说，胡福明听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极反应后，变得如此忧虑以至不承认与这篇文章（在内部通报上报道过此消息）有关联，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罗瑞卿的干预，胡耀邦两名助手中的一位写的补充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是罗瑞卿1978年8月去世前最后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

[266]《邓小平文选》，第127—132页。《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因转载这篇文章受到该报前任主编吴冷西的斥责，而胡乔木因胡耀邦属下的行为而指责了胡耀邦。因而邓小平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进展，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给以大力宣传。见舍恩哈尔斯研讨会。

[267]S.施拉姆：“经济挂帅？”，第419页。

[268]《邓小平文选》，第132页。

[269]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6页。

[27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解放军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271]《邓小平文选》，第141页。

[272]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页。

[273]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683、686—687页。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会议开始时不在。

[274]《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页。

[275]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9页。

[276]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页。

[277]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邓小平文选》，第160页。

[278]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要，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页。

[279]《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60—161页。

[280]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页。

[281]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页。

[282]“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69页。

[283]“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页。

[284]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页。

[285]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12—298页；加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页；戴维·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德和弗雷泽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多次接触。

[286]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页。

[287]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页。此人于1979年5月被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288]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页。

[289]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页。

[290]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页。

[291]《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292]《邓小平文选》，第181页。

[293]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页。

[29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295]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296]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615页。

[297]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辞也稍有不同，这表明，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298]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5—709页。

[299]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300]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301]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302]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

[303]叶在给六中全会的信中，曾建议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顺序应是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这就颠倒了他与邓的排位。这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在叶所保护的华国锋下台后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但邓却让叶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头。

[304]《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02—103页。关于受害者的具体数字见第20—21页。对这次审判的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维·邦纳维亚《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关于审判过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江青的表现可参见第117—121、194—199、227—241、296—302、341—347、399—414页。

[305]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页。

[306]《邓小平文选》，第276、278页。

[307]同上书，第282、283页。

[308]邓在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士兵们读到邓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对毛的有关评论时，他们表示认可。即：人民军队密切关注着外界舆论对毛的评价。

[30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

[310]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中共在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的重复。事实上，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善与恶、黑与白的简单并列，不允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一名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模式对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3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42页。

[3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

[313]同上书，第48—49页。

[314]如果布哈林被允许活下来的话，到斯大林死时，他只有6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邓已74岁了。

[315]《邓小平文选》，第29、30、97—98页。

[316]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他因没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动机。

[317]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页。

[318]《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页。

[319]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67587页。

[32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页。

[321]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也有人提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提法意味着正式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中共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在中共没有统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选》，第290—291页。

[322]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1页。

[323]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83—109页。

[324]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前引书，第138—139页。

[325]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前引书，第57—73页。

[326]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327]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莎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载约翰·S.梅杰编《中国简况（1985）》，第39—41、45—46页。

[328]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页。

[329]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页。其他三项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33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书，第303页。

[331]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到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忠诚。

[332]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的头衔是什么。

[33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9页。

[33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德尔·爱德华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33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