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个人

最高贵的人……就是最鲜明地展现了存在的对立性质的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1888

我们在山中的日子只剩三天了，而我的旅行箱里还剩下两本小书——《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它们都出版于尼采在都灵的那次精神崩溃之后数年。我知道我想在哪里阅读《瞧，这个人》了：一个人迹罕至之处，位于通往菲克斯的那条高高的山路上方的，可以俯视整个山谷的悬崖边缘。我只打包了很少的行李——一瓶水、一盏头灯和我的书，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我午饭过后回来。”离开前，我在卡罗尔耳边低声说道。

尼采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渴望回到这条山路，但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被关在房门紧锁的室内，处于母亲和妹妹警惕的注视之下。从最开始，尼采的母亲就努力想弥补他父亲的缺席所带来的影响，而我始终认为，这造成了一种虽并非她的本意，但却可以料想到的后果：一种近乎完全依赖的绝对依恋。她的儿子曾几次疏远过她，例如在她干涉他和其他女人的关系时，然而，当尼采的精神健康在1888年被认为衰退了之后，弗朗西斯卡终于得以尽情按她自己的心意，照顾她此时已然年迈的儿子了。现在她是那个带他出门散步的人了，并且她刻意安排了出门的时间，以确保尼采不会冲着她的邻居们大喊大叫。她还阻止他走那条他经常希望去走的致命的道路——那条路由许多在尼采年轻时曾启发过他的思想家所划定，并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又再次回到了这些人身边。其中之一，就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在尼采之前将近一个世纪，荷尔德林就已经直面过西方文明的衰落。荷尔德林写作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他使用一种尝试融合日耳曼和古希腊思想的风格，试图理解毁灭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与尼采很相似的是，他也认为毁灭为新的诞生创造了空间和机会。在题为《在解体中生成》的论文残篇中，荷尔德林写道：“然而，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状态中，可能性在各处成为真实……这是艺术中的一个可怕而又神圣的梦。”

与前苏格拉底哲人赫拉克利特一样，荷尔德林也是个“哭泣的哲学家”，他患有一种严重的、在当时被称作“疑病症”（hypochondria）的精神疾病，今天人们会将其诊断为抑郁症或是焦虑症。他的心理问题让工作谋生变得很困难，因此他主要靠母亲的接济生活。在可以自由行动的最后几年里，他每天都弹奏钢琴，“从早到晚”。直到最后，自由的时光结束了，1880年他被送进了奥腾里特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套上了约束衣，并且被迫佩戴奥腾里特面罩。这种面罩是个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嘴套，用来禁止病人讲话或尖叫。荷尔德林需要被强制喂食——我时常想象，地狱也不过如此。此后他便更加迅速地陷入了人们称之为疯狂的状态。

尼采热爱荷尔德林的作品，而且他也必然会对一个在创造的狂热状态中崩溃的人感到极大的同情。然而，他对荷尔德林的深深敬意，可以被追溯到两人共同怀有的、对一位世界观与他们两个最接近的古代哲学家的仰慕。这位哲学家不是赫拉克利特，而是恩培多克勒。恩培多克勒相信，世界的运行基于两个原初秩序法则：爱与恨。他的宇宙观构想了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循环：一切事物都因仇恨而分裂，又在爱中合为一体，分而和，和而分，如此往复，无休无止。恩培多克勒称，这就是一切造物的核心和灵魂所在。荷尔德林和尼采都完全能接受这种对现实的描绘。

在阿尔卑斯山区，任何地方都可能暗藏危险。你可以通过选择你的行走路线和方式，来提高或降低危险的程度。我走了通向菲克斯谷的那条较高的山路，它在海拔约7000英尺处穿山脉而过。不过，在行走了两个小时后，我暂时停下了脚步，望向头上的山顶处，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能到达海拔11200英尺的特莱莫吉亚峰。我并不格外想要到那里去，但我的确想要登上某座山的山顶。因此我采用了一种青少年时代常常使用的策略，直接沿着垂直方向爬向那条路。这段路也没多远，就几千英尺而已。在年轻时我曾这样做过，而这一次我也确信自己还能做到。

攀爬是一种很暧昧的活动，它处于步行和严格意义上的攀登之间的地带。你需要像野兽那样四肢着地，手臂前拉，双腿上推，全身协同用力。在阿尔卑斯山脉中，你可以走那些既定的可靠路线，它们由瑞士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标示了出来（这是由一群年逾八旬的老人组成的登山组织，所有其他运动员的功绩与他们相比都会黯然失色），你也可以自己爬出一条新路来。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有其他徒步者选择后者——其实亲眼见过的一个都没有，但我确信大多数攀爬者都在清晨出发，并且都会像我一样，先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前一百英尺再说。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会攀爬到一个你听不见他们声音的高度，继而彻底消失在你的视野里。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飞跑着离开步道：可能是因为害怕自己因跨过了某种未被标记出的界线而被抓住，或是被惩罚。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做。无论如何，在这个早上，我尽可能地加快步伐。

在阿尔卑斯山间攀爬，需要遵守两条规则（也可能还有其他规则，只是我尚未知晓）。第一条就是需要“找到一条线”——也就是说，找到一条你能活着爬过去的路线。你可以使用一张标注详细的地形图，但我始终觉得那像是在作弊。攀爬者需要找到的这条路线上松动的岩石应该尽可能少，并且不能有任何超过10英尺高的垂直岩壁。要当心所有可能打滑的表面——湿滑或结了冰的岩石，并且谨慎地判断靴子每一步的落点——或者，在我的例子中是旧运动鞋。而关于攀爬的第二条规则，则是千万不要被这个词无害的表象欺骗了。听上去，“攀爬”可能远没有“登山运动”显得危险。事实上的确如此，前提是你在攀爬过程中腰间得一直系着安全绳。如果一个登山运动员滑落山崖，我们会期待安全绳能救此人一命。但攀爬者的身上却没有绳索。你得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条件下一直抓住岩壁，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不让自己置身险地，不要遇到落入虚空的可能。

攀爬一开始是很轻松的：半山处长满苔藓的草甸为我提供了用以借力的抓手，而且山的坡度也不算陡峭。脚下打滑的话可能会擦伤膝盖，但也仅此而已。我一步步向上攀登，顺利地爬完了第一段坡，没遇上什么麻烦。当然，这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上方需要继续爬的路线。又爬上了两段坡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始发点在哪里了。我试图找到它，但这只是徒劳。或许这并不是我的错，失去关于自己身后那段近期历史的视野，可能正是业余攀爬者的宿命。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在距此很远的山下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只有天知道。我对自己的目的地也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到了上方某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就会停下。只有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目的地才会显露出来。我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菲克斯山谷上某条无名山脊的顶峰。在接近傍晚的某个时刻，我终于在某处岩石壁架上停下了脚步，它看上去和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悬崖很像。

这个地方已经够高了。我从几乎空无一物的背包里掏出《瞧，这个人》，并暗自发誓只读几页就转身下山，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只读几页就好：“谁若善于呼吸我的著作的气息，他就懂得那是一种高空的气息，一种强烈的气息。人们必须是对此特别适合的，不然的话，在其中着凉伤风的危险是不小的。”《瞧，这个人》是尼采的自传。这是他处在精神崩溃边缘时所做的叙述。或许正是这个故事给了他许可，让他可以越过那条清醒与疯狂之间的界限。这的确是我读过的所有故事里，最为个人化，也最为真实地不真实的一个了。其中充斥着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突兀的转折和断裂，许多读者认为这是他此时心智已经失常的表现。“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的书”，这些都是《瞧，这个人》主要章节的标题。我同意，如果尼采本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辞之浮夸，那他就彻底疯了。但这些却都是有自知的、假装出来的吹嘘。

反讽允许人同时说两件事情，实际上，它让人可以在同一句话中传达两个互斥的现实。它让人可以同时言说爱与恨，感激和忘恩负义，拯救和罪孽，高歌猛进和一败涂地。“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家”“我是完美的家长”“我有绝对的自知”，此类全然不可信的夸张语句，实际上就是在诚实地表明自己所述有多么远离实情。反讽是有两张面孔者的语言，它让你可以同时做颓废者与其反面。尼采承认：“这样一种双重的经验，这样一种向表面上分离的世界的接近，重复出现在我天性的每个方面：我有极其相似的两副面孔，除了第一副面孔，也有第二副面孔。或许还有第三副面孔呢。”

或许这些都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或者更具体地说，就像朱利安·杨所论证的那样，是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或者尼采是在引导读者的目光，让他们注意到很大一部分人现实背后的分裂本质，注意到一个人在其成年生活中经历到的那些分裂和断裂。去深切地感受“变老”所带来的、掺杂着智慧的哀伤，去理解一个人的青春并非早已逝去，而是藏匿在某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直面自我毁灭，而同时又渴望着创造——这就是与《瞧，这个人》搏斗的体验。为人父母也就意味着在现实中实践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这种割裂——全心全意爱孩子，但同时也在人格中保留一部分不受养育子女这一活动影响的东西。尼采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分裂的自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尼采的标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瞧，这个人”是本丢·彼拉多在钉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将他指给众人看时说的话。[1]这时耶稣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戴着荆冠，作为人们对他的最后一项侮辱，还披着国王的紫袍。瞧，这个人，他如此软弱和痛苦。瞧，这个人，他竟然冒称弥赛亚。在卡拉瓦乔于1605年绘制的关于这个场景的画作中，彼拉多身穿16世纪贵族—学者的服饰，站在耶稣身前，直视着画面外的观众。就好像他刚刚拉开帘幕，正在将未来的弥赛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般。他的姿势和那只扬起来指向耶稣的手都清晰地说道：“看，我早告诉过你们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耶稣就站在旁边，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他根本不是这幅画的重点——就只是一个身材中等、凌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荆冠的家伙，目光看向地面，像是在为自己身处的困境感到羞耻。他身后就是那个折磨他的人，一个奇异的两副面孔的人，正在给这个被定罪者披上袍子，既出于憎恨也出于怜悯。当然，耶稣才应该是那个最典型的分裂的存在——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但在《瞧，这个人》中，他完全是人性的，或许还太人性了一点。在《瞧，这个人》的结尾处，唯一还剩下的，就是空空的坟墓这个谜题。

开始下起了小雨。此时已近傍晚，虽然我不大情愿，但还是要尽快离开这里了。我向悬崖边缘望去，看到了一处高约200英尺的断崖，之后坡度渐趋平缓了些。《瞧，这个人》是关于“暴露”的，将自己拉出人群，显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身上那些通常被视为禁区的部分。攀岩者们提到“暴露”[2]，也有的时候总是带着那种独特的、混合着钦慕和恐惧的语气，而且他们也理当如此。将自己直接暴露在严酷的自然中，有一种致命的胜利意味。尼采引用了奥维德的一句话“Nitimur in vetitum”，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追求被禁忌者”。他在都灵的最后那段时间，刚刚完成《瞧，这个人》的写作时，著名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会的，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尼采和荷尔德林都如此被恩培多克勒吸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爱——恨宇宙观。传说恩培多克勒本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登山者。有一天，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这是一座位于西西里岛东岸处的活火山，比那座更著名的、埋葬了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还要大上一倍半。恩培多克勒爬到了埃特纳火山的山顶，纵身跃入了火山口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自杀而已；根据传说，他的死其实是永恒生命的开端：当他被火焰吞噬时就被赋予了不朽。如果你这样解读这个故事的话，会觉得在正确的时刻死去其实颇有好处。尼采年轻时读到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并立刻迷上了它。在《瞧，这个人》中他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个主题：“一个人要想不朽，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在他的一生中，他必须死好几次。”罗马诗人贺拉斯将恩培多克勒之死视作一个典型的创造行动，一个证明了规律的存在的例外——艺术家有这种为了独创性而毁灭自我的倾向，同时他们这样做也是被允许的。

我从被打湿了的书中抬起头来，向山下看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找到路”这项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攀爬者应该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可以轻松下山的路线。在干燥的环境里，这算不上什么巨大的困难。但现在小雨下个不停，岩石都又湿又滑。很多被困在山上的游客实际上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登山者，而是些攀爬者，他们不慎爬得太高，然后就因为惧怕坠崖不敢往下走了。运气好的时候，会有直升机过来救他们脱离困境，回到安全的区域。上一次造访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就目睹过这一场景：两名身穿红色雨披的徒步者爬到了科尔瓦奇峰上一万英尺高的地方，然后被困在了某条山脊上，无法向前一步。当直升机前去营救他们时，我都为他们感到窘迫。现在我打算在雨中试试运气，但这次我会很小心的。

我缓慢地向山下行进，黄昏也倏然而至。我突然想起了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一个我之前忽视了的情节。这首诗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埃特纳火山上。恩培多克勒已经到了山上，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他的亲人和好友们找到了他。妻子恳求他从岩石壁架上下来，再尝试一次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她的恳求让他更加确信了，下山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一个人需要被别人恳求着离开悬崖边缘的话，那么火焰或许的确有它的魅力。恩培多克勒跳进火山，不是为了获得不朽，而是为了证明他已经超脱了生命这场漫长的苦难。他被火焰彻底烧灼殆尽，几乎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或许只留下了一样东西。在远离埃特纳火山的某个地方，一只青铜制成的凉鞋从天而降。恩培多克勒的鞋子，是他这场或致命或神圣的试验留在世上的唯一遗物。

或许，《瞧，这个人》就是尼采版本的恩培多克勒之跃。他并不是失足滑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看起来很疯狂，可能也的确如此，但这疯狂也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

再或者，《瞧，这个人》只是尼采的凉鞋。

我回到林居时，的确已经过了午饭时间。晚饭时间也过了，群山已然被一片黑暗笼罩。卡罗尔会火冒三丈，也是情理之中。我迈进房间门的那一刻，她的情绪就从心急如焚的担忧瞬间转为暴怒。

“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她双唇紧绷着，从牙齿缝中挤出这几个字。

我们先安抚了贝卡。贝卡整个晚上都心神不宁，担心爸爸从山上掉下去摔死，或是丢下她不管了。卡罗尔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打开那台自我们入住以来就没开过的电视，并把音量调大。这说明情况不妙。

在这次旅程开始的时候，卡罗尔的脾气是很温和而愉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随着我自己进山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她也渐渐失去了耐心。现在她已经忍无可忍了。卡罗尔回到房间里，用那种只有康德主义者才会使用的方式，平静、不留情面、无可辩驳地训斥了我。不，她不接受我那些虚弱无力的自辩。她指责道，我一直执迷于那些不成熟的胡言乱语，是对我的存在主义向导本意的误解。我就是个自命不凡的混蛋。我背弃了我们之前共同做出的平分育儿职责的约定。一个人去山中徒步，将照料贝卡的任务全扔给她，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这么想一个人行动的话，或许她应该干脆带着贝卡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彻彻底底地一个人变老和发疯了。

毫无疑问，她是对的。最后我道了歉（我认为是真心实意地），许诺以后再也不会突然不辞而别，独自上路（我认为是真心实意地），然后就过去给贝卡洗澡，帮她做睡前准备了。一切本来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我去帮她刷牙的时候。贝卡通常是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我几乎认为她从来不会发火。平时她都会乖乖张开嘴，露出小小的白色牙齿来让我刷，但今天晚上不行——她给了一个短暂地玩忽职守的父亲所应得的惩罚。

在还没开口叫她张开嘴巴的时候，我就看见她的咀嚼肌紧绷了起来。然后她只是摇头。我又把请求重复了一遍，她这次倒是张了嘴，但只说了“不，谢谢”，就又坚决地闭上了双唇，喉咙里发出恶作剧式的笑声。我提高了声音，但这只是让她的嘴唇闭得更紧了。这是她和我开的一个玩笑——我知道这一点，但我却笑不出来。我没有给她讲过尼采的狮子的故事，那个会对权威说“不”的自由的灵魂，也没有讲过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写于1853年，作者在其中探讨的是一种尼采式的可能性：人通过自毁性质的拒绝服从行使其自由。但是，有些孩子生来就学过这一课，而她现在正在将这些策略用在我身上。

麦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是一个华尔街律师手下的抄写员，他缓慢地，有条理、有计划地逐步拒绝处理职务要求他完成的工作。但他并非总是如此，他一度是完美员工的化身（开朗、忠于职守、对上司言听计从）。然而，某天他第一千零一次被要求校对某则乏味的法律备忘录时，突然“啪”的一下折断了，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理由。他只是简短地回答道：“我宁愿不这样做。”（I would prefer not to.）自此之后，这句回答就在整篇小说中反复回响——当别人交代他工作的时候，他“宁愿不这样做”；当被勒令离开事务所的办公室时（因为，显而易见他被解雇了），他“宁愿不这样做”。我们当然想知道为什么他宁愿不做这些，但找不到原因。巴特比不需要讲出某个理由。这是个关于行使意志的故事。他不断地拒绝一切东西，最后甚至拒绝了食物和水。于是四天后，人们发现他因脱水和饥饿而死掉了。千真万确，像石头一样冰冷地死掉了。

贝卡的巴特比生涯开始于两年前的一句“不”——她郑重其事、毫无缘由地拒绝了我让她自己去穿鞋子的请求。在一切意义上，那个请求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打算去她非常喜欢的那个公园，而去公园就需要穿鞋。最后我设法给她穿上了鞋子，然而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在那天晚饭时分，以及之后的很多个晚上，那句简单干脆的“不”逐渐变成了一句吐字无比清晰、冷静得令人担心的“不，我不愿意”。不，她不愿意吃豆子，或是橙子，或是葡萄，或是酸奶，或是意大利面。不，她不愿意在桌子上吃它们，也不愿意在沙发上或她自己的小椅子上吃。她在任何地方都不愿意吃它们。我当时被她搞得茫然无措——即使到了现在，大体上也仍然如此。贝卡让我懂得，这个短篇小说之所以让人读来心烦意乱，就在于它反映了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的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由许多19世纪的作者，如麦尔维尔和尼采等人逐渐揭示出来的：尽管我们在生活中会遵循各种理性的习惯行事，但在这些日常惯例的背后，每个人的内心中都藏匿着那么一点无法解释的神秘之物，它有能力选择脱离这一切——尽管这可能违背我们更明智的判断。而我现在无比想要消灭的，正是贝卡身上的这种东西。

卡罗尔把头探进浴室，脸上几乎露出了笑意。“凡事皆有报应啊，孩子他爸。”

我记得自己曾经以为，所谓“可怕的两岁”只是孩子成长中必经的一个让父母格外伤脑筋的阶段，等到小家伙们牙出齐了就会过去。对于许多乐观的家长来说，这个阶段是孩子自主意识的萌芽期，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而非听任外界力量摆布）了。而家长只有妥善地培养孩子这种自主性，才能让孩子们最终成长为负责任的成年人，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运转良好的成员。但是，我与《瞧，这个人》，以及我家中的小小尼采主义者度过的这一天让我怀疑，这只是些一厢情愿的妄想。

自由许可了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主体而行动，但它同时也允许我们不这样做。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正是那种我们想要在子女身上培养的东西——自由的意志，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自己无比深挚而痛彻心扉地爱着的小孩。这种可能性是我们最恐怖的梦魇。出于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养育一个年幼的孩子十分困难。但至少对于我这个父亲来说，归根结底，其中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她如何违背我的具体意愿，甚至就算她将来永远不会听我的话，也没有多大关系。这痛苦只关于恐惧。我恐惧的是这个小小的生命完全可能执着地、欢欣鼓舞地无视那些显然符合她自己最大利益的东西，而同时我却与她血脉相连，密不可分。

贝卡仍然双唇紧闭着，笑个不停。我记得荷尔德林的面罩，也记得我自己父亲的育儿策略，因此我深知将强力施加于一个人的身体动作上，可能会造成持续终身的影响。我不会做这种事，至少今天不会。贝卡从浴室里跑开了，溜进了卧室。她赢了；如果她想让牙齿坏掉，也随她去好了。

恩培多克勒或尼采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培养出这种将他们引向山中的存在主义反叛精神，或者说存在主义勇气的？可能其源头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对“做符合自己的明显个人利益之事”的直接拒绝。这样的拒绝中，有着某种肯定生命的欢欣——即使是生活得最如鱼得水的人，也会在某些时刻感觉到它的吸引力。这就是自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由。我关上卧室的灯，心里暗自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成为哲学家。我确信，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希望。

---

[1]和合本《约翰福音》作“你们看这个人”。——译者注

[2]exposure在户外运动的语境中，常有“不带护具或防护服装，直接把身体暴露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中”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