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在哪里？
丹尼尔·C.丹尼特
（1978）
既然据《信息自由法案》[1]我赢了这场官司，我也就能自由地向人透露我这段人生奇遇了。我想不只是心灵哲学、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的业内研究者，连普通公众也会对此兴味盎然。
几年前，五角大楼的几位官员前来邀请我加入一个高度危险的秘密任务。国防部正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霍华德·休斯[2]合作，斥资数十亿研发一种“超音速地钻”（STUD），期望它能以极高速钻穿地核，并携带一枚特制的弹头“直捣赤营的导弹基地”。
在先前的一次测试中，他们成功将弹头带入了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约1英里的地下，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想让我替他们回收弹头。“为什么是我？”我大惑不解。嗯，这项任务牵涉对当前脑研究的开创性应用，而他们听说了我对脑的兴趣、我浮士德般的求知欲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呃，这还让我怎么拒绝？让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感到棘手以致登门造访的原因是，他们要我回收的装置带有极强的且属全新类型的放射性。据监测，装置本身因其特性及其与地底深处某些物质发生的复杂反应而产生的放射性，会使某些特定的脑组织发生严重的异常。尚未找到任何方法能保护脑组织免受这些致命射线的损害，虽然这些射线对身体其他部位的组织器官明显无害。因此决定是，被派去回收装置的人要将脑子留在后方。脑子会得到妥善安置，并通过精密的无线电通信执行它正常的控制功能。我岂不是要接受一个外科手术，让我的脑子被完整取出，并安置到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的生命支持系统中？被阻断的输入输出通路会通过一对微型无线电收发器而复原，其中一个被精准地安在脑上，另一个则连接空空的颅骨中的神经残端。不会有任何的信息丢失，一切连接都得以保存。刚开始我有点不太情愿：这真的行吗？休斯顿的脑外科医生们鼓励我说：“你就把这手术想成仅仅是延伸了你的神经。你的脑在颅内移动1英寸，丝毫不会改变或损伤你的心智。我们只不过是将无线电连到神经上，让神经具有无限的伸缩性而已。”
我参观了休斯顿的生命支持实验室，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液缸——如果我答应参与，那将是我脑子的新居。我会见了由出色的神经科医生、血液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组成的庞大后援团队，经过几天的探讨和示范后，我同意一试。我随即被安排了一连串血检、脑扫描、实验和面试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详尽地记下我的自述，不厌其烦地罗列我的种种信念、希冀、恐惧和口味。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我最喜欢的唱片，并突击给我来了一次精神分析。
手术日终于来临。当然我被麻醉了，对手术本身没有半点记忆。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睁开双眼环顾四周，还是不可避免地问出了那个陈词滥调的经典术后问题：“我在哪里？”护士低头微笑着说：“你在休斯顿。”我琢磨着这个回答在各种意义上都有很大几率确实是对的。她递给我一面镜子，果然，我的头颅上固定着许多钛端口，上面伸出微型的天线。
我说：“手术想必很成功。我想见见我的脑子。”他们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头还有点晕，走路踉跄——来到了生命支持实验室。后援团队一见到我就爆发出一阵欢呼。我回了礼，希望回得还算云淡风轻。仍在眩晕的我被搀到生命支持缸前，我于是隔着玻璃细细端详里面。那姜汁汽水般的液体中漂着的东西，无疑是个人类的脑子，虽然上面几乎布满了印刷电路芯片、塑料细管、电极和其他全套零部件。“那就是我的脑子？”我问道。“按一下液缸侧边的输出发射器开关，你自己来看看。”项目主管回应道。我把开关拨到“关”，顿时袭来一阵头晕恶心，一头栽到技术人员们的手里，其中一人好心地去把开关重新拨回了“开”。在恢复平衡和镇静的当口，我暗自思忖：“我在这里，正坐在折叠椅上，透过一块玻璃注视自己的脑子……不过等等，”我又心想，“难道我不是应该这样想吗：我在这里，正漂浮在冒泡的液体里，被我自己的眼睛注视着？”我努力地想这后一个想法，并满怀希望地想把它投射给缸中的脑子，但收效甚微。我又试了一次：“我，丹尼尔·丹尼特，是在这里，正漂浮在冒泡的液体里，被我自己的眼睛注视着。”还是不管用。我百思不得其解。作为一个抱持坚定物理主义信念的哲学家，我坚信自己思想的标记存在于脑中某个地方，但如今，当我想到“我在这里”时，这个想法是在这里冒出来的，在液缸之外，而我，丹尼尔·丹尼特，正站在这里注视自己的脑子。
我反复试想自己在容器中，但毫无效果。我尝试通过做心理练习达成这个任务。我让自己去想“太阳正在那里闪耀”，快速地连想5次，每次心中所指的都是不同的地方，依次是：实验室的向阳角落、目力所及的医院正面草坪、休斯顿、火星和木星。我发现借助正确的指称，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星图上的各种“那里”间跳转。我可以立时穿越到太空至远之处的“那里”，再把下个“那里”一下子精准聚焦到我胳膊上一块斑点的左上区。为什么一到“这里”就会出问题呢？“在休斯顿这里”很是行得通，“在实验室这里”甚至“在实验室的这一部分这里”也都还好，但“在液缸这里”总显得像是心理的胡言乱语。当我这样想时，我试着闭上双眼。这样好像有点帮助，但除了好像在瞬息之间奏效了一下之外，我还是做不到。我不敢确定。而发现自己不敢确定，也让我心烦意乱。当我想“这里”时，我怎么知道我想的“这里”是哪里？会不会我以为我指的是某个地方，事实上指的却是别处？我看很难如此，因为一个人和他的心理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羁绊，而人的心理生活可是躲过了物理主义者、行为主义者调调的脑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一波波穷追猛打；除非解开那些羁绊。或许当我说“这里”时究竟意指哪里，这是无从更正的。但就我现在的处境来看，我要么注定受纯粹心理习惯力量的支配，而系统性地采用了错误的索引性想法，要么是一个人在哪里，以及他那些为语义分析的目的而形成的思想发生在哪里，并不必然是他的脑、他灵魂的物理位置那里。我不堪其扰，准备让自己回到哲学家最喜欢的那个把戏。我开始给事物命名。
“约利克，”我对我的脑大声说，“你是我的脑子。正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我的其余身体，我叫它‘哈姆雷特’。”[3]这样，我们就都在这里了：我的脑子约利克，我的身体哈姆雷特，以及我——丹尼特。那么现在，我在哪里？以及当我想“我在哪里”时，这个想法究竟是标在了哪里？标在我那泡在缸中的脑子里，还是就在我双耳之间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地方，抑或哪儿都不是？它的时间坐标不曾令我困扰，难道它不是也得有空间坐标？我开始列出几个选项：
1.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一旦诉诸哲学家们的心头好——为人熟知的脑移植思想实验，这个原则就会轻易被驳斥掉。如果汤姆和迪克互换脑子，汤姆就有了迪克之前的身体。[4]然而你若是问他，他会称是汤姆，并能讲出有关汤姆最不为人知的隐私。如此就显而易见，我和我当前的身体有可能分道扬镳，但我和我的脑子却不大可能彼此分立。这个思想实验还明明白白地现出了一条首要原则：在一个脑移植手术中，大家都想做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其实，或许称其为身体移植手术才更贴切。因而，事实可能是——
2.约利克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但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吸引人。我怎么能既身在缸中无处可走，又显然身处缸外朝里头看，与此同时罪恶地盘算着回房吃顿丰盛午餐？我意识到这又让问题回到了原点，不过似乎还是触及了某个紧要所在。我搜肠刮肚以图支持这一直觉，最终灵光一现，想到一个法律细节方面的论证，没准还会引起洛克的兴趣。
试想，我飞去加州抢劫银行，结果被捕，那么我要在哪里受审？是劫案发生的加州，还是我的脑所在的得州？我究竟是一个加州罪犯但脑子在州外，还是一个得州罪犯遥控同伙在加州作案？我有可能因为审判权悬而不决的情况而逃脱刑责，也可能被视作州际犯罪而受联邦法院制裁。无论如何，设想我最终被判了刑。那么加州方面会不会满意于只把哈姆雷特投入监牢，哪怕知悉约利克还继续在得州的液体里悠然自得、快适生活？得州又会不会只羁押约利克，而任由哈姆雷特浪迹天涯？这后一个选项对我而言倒着实不错。若不实施死刑或其他非常规酷刑，得州方面就有义务维持约利克的生命支持系统，尽管可能会把约利克从休斯顿移交至莱文沃思[5]，并令我的声誉蒙羞。而我对此丝毫不会介怀，只会觉得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就是自由之身。如果得州当局有兴趣关押罪犯，而把约利克关起来，那我依然是逍遥自在的。如果这是真的，第三个选项便呼之欲出——
3.丹尼特认为自己在哪儿他就在哪儿。笼统地说，论断如下：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某个人会有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所在的地方（由视角的内容内在地决定）也是就这个人所在的地方。
这个主张并非没有疑点，但在我看来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看待位置，似乎将人置于了一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不可能出错的不败之地，而这又不太可能。难道我不是经常搞错自己在哪儿，至少也经常吃不准吗？有谁从不迷路？当然，地理上的迷路并不是迷失的唯一方式。迷失在丛林中的人至少还能通过确认自己身在何处聊以自慰——就在这里，周遭是自己熟悉的身体。身处这类情境的人或许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毕竟还能设想出更糟的情形，而我未必没有身陷其中。
视角当然是与个人的位置有关，但视角本身却是一个不够明晰的概念。显然，一个人视角既有别于其信念和思想的内容，也不受后者决定。例如，我们该怎么说那些被全景电影里的过山车镜头突破了心理防线而在座椅上惊叫不安的观众呢？他是忘了自己正安坐在影院里吗？就这个例子而言我倾向于说他的视角正在体验一种错觉性切换。其他时候，我不太倾向于称这些切换为错觉性的。在实验室和工厂操纵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进行危险作业的工人，所经历的视角切换比全景电影能引起的各种情形都更为逼真显著。通过用金属手指搬运的集装箱，他们能产生又滑又重的触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会被当下的体验引向错误的信念，然而感觉上他们确实就像身处他们所注视的隔离舱里面似的。在心理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得以来回切换视角，很像创作一个透明的奈克方块或一幅埃舍尔的画，就在你眼前改变视角方向。[6]但如果说做这么点心理体操，就是他们来回转移了他们自己，那就太夸张了。
尽管如此，工人的例子还是给了我希望。即便有违直觉，如果我确实就在缸中，我也理应能够训练自己适应这种视角，哪怕就像适应一个习惯。我应当沉浸在这样的自我形象中：悠然地漂浮在液缸里，并向外面那里那具熟悉的身体发号施令。但我反应过来，这样去想象究竟是难是易，似乎与脑事实上的位置并不相干。如果我曾在手术前勤加练习，或许现在已把这种感觉当作第二天性。不信你亲自来试试这个“视觉欺骗”。想象你写了一封极具煽动性的信，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结果政府决定将你的脑关押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危险大脑诊所”，缓刑3年。当然，你的身体仍享有打工挣钱的自由，继续它存钱纳税的职责。而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端坐在一个礼堂中，倾听丹尼尔·丹尼特讲述他的相似经历。试着想想。设想你自己在贝塞斯达，苦苦追寻自己的身体，它分明遥不可及，却又似乎近在咫尺。只有约束是这种远距离的（约束你还是约束政府？），你才能控制着自己的神经脉冲，先去彬彬有礼地鼓掌，再引着自己的老身板儿去上厕所，然后去酒吧间小酌一杯可口的晚间雪利酒。这种想象当然很难，但一俟达成，结果将令人欣慰。
奈克方块
视角1
视角2
话说回来，我还在休斯顿那里，可以说正沉浸在思绪之中。然而没过多久，我的沉思就被休斯顿的医生打断了，他们希望在我被派去执行那个高危任务之前先测试一下我这套新的义体神经系统。正如我先前提及的，一开始我不出所料地有点晕眩，但不久我就熟悉了我的新处境（其实说到底和旧处境别无二致）。然而我适应得不太理想，至今仍会被一些协调方面的小障碍折磨。光速虽快，仍有限度，随着我的脑和身体越离越远，原本交互精准的反馈系统开始因时滞而产生混乱。就像一个人如果听到自己的声音有延迟或回响，就几乎无法说话，每当我的脑和身体相隔超过数英里时，我的双眼也几乎无法追踪一个移动的物体。纵然在大部分其他事情上这种缺陷不易察觉，但如今再打棒球，即便是慢速曲球，我也再不能像以往那样自信满满地击中了。当然，有失就有得。美酒还是往昔的味道，温暖我的食道同时也侵蚀我的肝脏，但我现在却能随兴欲畅饮千杯不醉，我的几个密友或许已经有所察觉（尽管我时常佯作醉态以免这种反常状况引人注目）。出于类似的考虑，扭伤了手腕我还是会服用阿司匹林，但如果疼痛持久不退我就会要求休斯顿帮我体外注射可待因。因而每当生病时，光电话费就是一笔巨款。
还是回到我的历险上来吧。最后，医生和我都感到满意，于是我接下了这项地下任务，整装待发。我把脑子留在休斯顿，乘直升机前往塔尔萨。总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这是我不假思索的想法。在路上我又仔细琢磨了之前的焦虑，最后认定，在手术刚结束时，我的沉思过于沾染了恐慌基调。事情远非像我之前设想的那么奇怪，那么充满形而上学色彩。我在哪里？显然是分在两处：既在缸内，又在缸外。就像有人可以一只脚在康涅狄格州，另一只脚在罗得岛州一样，我也同时分在两处。“一人散落多处”，这种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今我也成了其中一例。我越是考虑这个答案，它就越发显得正确。不过说来也怪，它越是显得正确，它解决的问题就越是显得无甚重要。哲学问题不免遭受这等悲戚命运。当然，这个答案并未完全令我满意。仍有某个问题有待回答，虽然这问题不是“我七零八碎的各个部分都在哪里”或者“我的当下视角是什么”；至少看起来，还是要有这么个问题。毕竟不可否认，某种意义上，钻到塔尔萨地下寻找原子弹头的是我，而不仅仅是大部分的我。
我找到弹头的时候，就无比庆幸自己把脑子留在了后方，因为我随身携带的特制盖革计数器，指针已经爆表。我用普通无线电向休斯顿的控制中心汇报了我的位置和进度。他们根据我的现场观察，向我下达了拆除弹头的指令。于是我拿起火焰切割枪开始动手，这时突然就发生了可怕的事——我彻底聋了。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的无线电耳机坏了，但我敲敲头盔，还是什么都听不见。显然，是听觉收发器出了故障。我再也听不到休斯顿或是我自己的声音了。不过我还能讲话，于是我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话正说到一半，我发现别的地方也不对劲了：我的发声装置也陷入了瘫痪；接着我的右手一软——又坏了一个收发器。这回我真的麻烦大了。但更惨的还在后面。又几分钟，我的眼睛也瞎了。我咒骂运气，也咒骂那群害我送死的科学家。如今，我在塔尔萨地下1英里的放射性洞穴那里，又聋又哑又瞎。然后，和脑的最后一丝无线电连接也断了。突然间一个更为震惊的新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就在我即将被活埋在俄克拉荷马的一瞬间，我在休斯顿脱离了肉身。我并未即刻认识到自己的新处境。足足焦虑了几分钟后我才醒悟，我那可怜的身体埋在了几百英里外，还有呼吸和心跳，但已与死人无异，就像个心脏捐献者的身躯，头颅里还塞满了报废的电子装置。我之前觉得几无可能的视角转换现在看上去就顺理成章了。尽管我能在想象中回到塔尔萨地下洞穴的身体里，但要维持这种幻想颇费力气。因为设想自己仍在俄克拉荷马无疑就是幻觉：我已经失去了与那具身体的所有联系。
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应该对这些突发奇想怀有戒心，但拜之所赐，我竟意外发现了一个“灵魂的非物质性”的绝佳展示，而且还是建立在物理主义的原则和前提之上的。当塔尔萨和休斯顿之间最后一丝无线电信号消失时，我难道不是以光速从塔尔萨转移到了休斯顿？我难道不是没有增加任何质量就完成了这一过程？以此速度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确实就是我自己，或至少是我的灵魂或心灵——我之存在的无质量中心，我的意识的寓所。我的视角多少有点滞后，但我已经注意到视角对个人位置的作用是间接的。我想不到物理主义哲学家还能如何辩驳这个观点，除非采取这样极端且反直觉的路径：禁止谈论所有的“人”（person）。可如今“人之为人”这一概念牢牢确立在每个人的世界观中（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的），结果任何反驳都像某种笛卡尔式的否定“我不存在”（non sum）一样，出奇地牵强，全面地虚伪。
我对自己处境的无助和绝望越来越明显，还好哲学发现的喜悦助我捱过了那几分钟，也或许是几小时。恐慌乃至恶心一波波向我袭来，且由于缺少它们通常赖以发作的身体而愈加恐怖。胳膊上没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刺痛，没有咚咚的心跳，也没有预兆催生的唾涎。另一方面，我又分明一度感到了腹部的坠痛，这让我产生了短暂的虚假希望，好像那个让我落到这步田地的过程会逆转过来，让我逐渐重返肉身。然而，那种痛感的孤立和独特立刻让我明白这不过是我的“幻体”带来的第一阵折磨，就像其他任何截肢者都很可能会经受的那样。
我心乱如麻。一方面，我为自己的哲学发现兴奋不已，正绞尽脑汁（我为数不多尚且能做的熟悉事情之一）思考怎样才能将其发表到期刊上；另一方面，我痛苦、孤独，充满了恐惧与不安。所幸，这些没有持续太久，我的技术支持团队将我送入了一场镇静的无梦睡眠，醒来时，我听到了绚丽而清晰的乐声，是我最爱的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几段熟悉的开场段落。原来这就是他们要列下我最爱唱片的原因！但我很快意识到，音乐不是我自己用耳朵听到的，而是唱针的输出通过某种高级整流电路直接输入了我的听觉神经。勃拉姆斯注入了我的脑内，这是任何一个乐迷都会难以忘怀的体验。乐曲终了，果不其然传来了项目主管那令人宽慰的声音——他对着说话的那支麦克风现在就是我的义耳。他确认了我对故障的分析，并向我保证，他们已经采取行动好让我重获身体。他没有细说。又听了几首曲子后，我发现自己已是昏昏欲睡。我后来知道了，我这一睡就是大半年，等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感官已经完全复原。我去照镜子，却不禁吃惊于眼前这张陌生的脸：它蓄了更浓的胡须，无疑与我之前的面孔有种“家族相似性”，也带着和之前同样精明且坚毅的表情，但终究是一张全新的面孔。进一步的私密探索让我更无疑惑，这就是一副全新的身体。项目主管确认了我的结论。他并未主动提及我这副新身体的过去，我也决定（回想起来很明智）不去打听。许多哲学家并不熟悉我的遭遇，他们最近猜测，一个人获得新身体，丝毫不会改变他这个人。经过对新的声音、新的肌肉力量或乏力等等的一段适应期，一个人的人格很大程度上还是会保留下来。而整形手术中则常会出现更为戏剧性的人格改变，更不用提变性手术了，我觉得这种例子中没有谁的“人”能得幸免。无论如何，我很快就适应了新身体，适应到了我的意识甚至记忆再也发现不了任何新鲜之处的程度。镜中的形象不久也变得烂熟。顺便一说，这镜中的形象还是带着天线，因此知道自己的脑一直未从生命支持实验室的港湾里移出半步时，我毫不奇怪。
我决定去探望一下老伙计约利克。我和我的新身体，就叫它福丁布拉斯吧，阔步走进熟悉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们又一次报以掌声，当然，是为他们自己的功绩喝彩而不是为我。我又一次站在液缸前，端详着可怜的约利克，又一时兴起，故作姿态地拨上了输出发射器的开关，却没发生任何异样，可想而知我有多惊讶：没有晕厥，没有恶心，没发觉任何变化。一名技术人员赶快过来重新打开开关，但我依然没什么感觉。我强烈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解释，项目主管赶紧过来说，早在初次手术前，他们就给我的脑制造了一个计算机复制品，将我脑中完整的信息处理结构及计算速度复刻进了一个巨型的计算机程序中。手术后，他们没敢马上派我去俄克拉荷马执行任务，而是同步运行了这个计算机系统和约利克。来自哈姆雷特的输入信号同时送入约利克的收发器和计算机的输入阵列。约利克的输出也并不单单反馈给哈姆雷特——我的身体，也同时被记下并与计算机程序的同步输出核对。这程序叫“休伯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叫。[7]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二者的输出都保持了一致与同步。尽管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成功复制了脑的功能结构，但也算是鼓舞人心的经验性支持了。
在我脱离身体的日子里，休伯特的输入及活动始终与约利克保持一致。如今，为了展现这一点，他们首次将实时控制开关交给了休伯特，控制我的身体——当然说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福丁布拉斯。（据我所知，哈姆雷特再也没从那个地下墓穴里出来，因而这个时候可以认为他大部分已归为尘土了。那个废弃装置的大块残骸依然静置在我的坟头，侧面还醒目地标着大写字母STUD——下个世纪的考古学家面对此情此景，没准会为他们祖先的这种葬仪感到惊奇。）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向我展示了控制开关，它有两个档位，标着B的代表脑子（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脑子叫约利克），标H的代表休伯特。开关的确正指向H，他们向我解释说，如果我愿意，可以把它拨回B档。我拨动开关，心提到了我的嗓子眼（而脑子漂在它的缸里）。什么也没发生，只有咔嗒一声响。现在控制开关在B档，为了检验他们的话，我按下约利克输出发射器的开关，果不其然，我开始眩晕。一旦再打开输出开关，我就又恢复了神志。我反复把玩控制开关，把它来回拨动。除了咔嗒的响声，我察觉不到一丝区别。切换甚至可以发生在说话途中，前半句在约利克的控制下说出，后半句则在休伯特的控制下说完，不带任何停顿磕绊。我有了一个备用脑，日后若是约利克遭遇不测，这个人造装备可以很好地取而代之。或者反过来，我可以先用休伯特，让约利克替补。无论我选哪个都看不出任何区别，因为不论我的身体如何损耗劳累，都不会让任一个脑有些微影响——不管这脑子是真的引起了我身体的运动，抑或只是无谓地释放着缥缈的输出信号。
不久我就领悟到，这项全新进展真正令人不安的方面在于，有人可以将备用品——这里就是休伯特或约利克——与福丁布拉斯分离开来，而将其与别的身体挂钩，比如某位后来居上的罗森克兰茨或吉尔登斯特恩。此后（甚至此前？）很明显就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则是我的超级孪生兄弟。如果有两具身体，一个受休伯特控制，另一个受约利克控制，那么哪个才是世界承认的真丹尼特呢？且不论世人怎么认定吧，到底哪个才是我？会是以约利克为脑的那个吗，就因为约利克的因果优先性及其与丹尼特本来的身体哈姆雷特的密切联系？这似乎就有点拘泥于法律层面了，有那么一丝血缘关系及法定持有的任意性意味，难以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服人。设想在第二具身体登场前，我连年以来一直拿约利克当作替补，而凭休伯特的输出驱动身体，也就是福丁布拉斯。那么依据“久占即主”的原则[8]（这个法律直觉又和前一个相抵触），“休伯特——福丁布拉斯组合”就是真正的丹尼特，也是丹尼特所有财物的合法继承人。这当然是个有趣的问题，不过另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也紧迫得多。我最强烈的直觉是，若遇万一，只要有任何一对“身脑”组合保持完好，我就能一直存活下去；但对于我是否应该要求两对都存活，我却感情复杂。
我和技术人员及项目主管讨论了我的担忧，我解释说，两个丹尼特的前景令我痛恨，主要是出于社会性原因。我既不想在妻子跟前和另一个自己争宠，也不想和另一个丹尼特分享我微薄的教授薪金。更加令人嫌恶的是，你居然能够对另一个人了若指掌，另一个人对你也是。我们要怎么才能面对彼此？实验室的同事提醒我别忘了这件事好的一面。我难道不是有很多事想做却分身乏术吗？现在，一个丹尼特可以留下来继续做教授和居家男人，另一个则去纵横四海——当然也会想家，但得知另一个自己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后也会高兴。我可以同时既忠贞不渝又放荡不羁。我甚至还能给自己“戴绿帽”……我的想象已不堪重负，而同事们还全都非要强塞些更为惊悚的可能性进来，这些也就都不提了。但在俄克拉荷马（或者休斯顿？）遭受的磨难已让我不敢再去冒险，会对这种送上门来的良机敬而远之（当然首先我从来就不确信这样的机会是送上我的门来的）。
还有一种前景更是讨厌：那个备用品，不论是休伯特还是约利克，会完全脱离开福丁布拉斯的输入，被晾在一边。那么同刚才的例子一样，会出现两个丹尼特，或至少两个我的名字和财产的主张者，一个以福丁布拉斯为身体，另一个很不幸，连个身体也没有。利己心和利他心同时命令我行动起来，谨防这种事情发生。因此，我要求采取措施，在没有我的（我们的？不，就是我的）知情同意下，任何人不得擅自篡改接收器的连接或控制开关。鉴于我无意终生留守休斯顿看护设备，我们一致决定将实验室里的所有电子连接设备小心锁好。控制约利克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休伯特的电力供应的那些设备都会配以故障保护装置，而我将保管唯一的控制开关，开关配备无线电遥控，无论我去哪儿都随身携带。我把它别在腰间，稍等，你看，就在这儿。每过几个月我都会切换“频道”以核查情况。当然，只当有朋友在场时我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另一个频道万一掉线或占线，我需要有人真心替我着想，把开关拨回去，把我从虚空中救回来。因为虽然我有触觉视觉听觉，能感觉到发生在我身体上的一切，但开关拨动后要是发生那样的事，我就完全不能控制身体了。顺便提一句，开关上的两个档位故意没做标记，因而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休伯特切换到了约利克还是相反。（你们中一些人可能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谁，更不要提我在哪里了。但这种反思丝毫不会削减我作为丹尼特的本质，即在我自己的意义上我是谁。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也不过是你那些无足轻重的哲学真理又徒增一条罢了。）
总之，自打我拨动开关以来，还从没出过事。那咱们就再试一下……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拨那个开关了！你想象不到过去的两周有多可怕——但这下你知道了。现在轮到你来受煎熬了，这一刻我等了好久！你瞧，大约两周前——抱歉，女士们先生们，但我必须向我的……呃，我的兄弟，你们可以这么说，来解释一下，不过他刚刚把情况告诉了你们，所以你们会明白——大约两周前，我们的两个脑开子始有点脱离同步。我不知道我的脑子现在究竟是休伯特还是约利克，至少不比你知道得多，不过无论怎样，两个脑子已经各奔东西，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我们两个都收到同样的状态，而如果我的接收状态有毫厘之差，这个差别就会迅速放大。我仍然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这个错觉阴魂不散。对此我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向你呼救，你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被关在了囚笼之中，抑或说，被附了身——听到自己的声音说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双手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事。你会为我们抓痒，却不是按我的方式；你辗转反侧，我也无法入睡。我筋疲力竭，神经濒临崩溃，承受着你的疯癫行径却无可奈何，只凭着知道你终有一天会再次拨动开关而勉力支撑。
“现在轮到你了，不过你至少会因为知道我知道你的存在而过得舒坦些。现在我要像个准妈妈那样为两个人吃饭——至少感受色香味，总归会尽力让你好过些。别担心。等这个学术研讨会一结束，你和我就飞往休斯顿，看能不能给我们俩中的一个弄个新身子。你可以要一个女人的身体，想要什么肤色也都行。但咱们先想想这件事，我说：如果咱俩都想要现在这个身体，公平起见，我保证会让项目主管抛硬币来决定谁保留这个身体，谁选一副新的。这样能保证公平正义，对吧？无论如何，我会照顾好你的，我保证。这些人都可以给我做见证。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刚刚听到的这番话并不完全出自我的本意，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他说的每句话都百分百真实。至于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我——我们——就先坐下了。”
反思
你刚刚读到的故事不仅不是真的（谨防你有疑虑），也不可能成真。故事中描述的技术成就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其中有些或许我们永远也力不能及，但这对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故事里是否有些事原则上就不可能，不连贯。当哲学幻想变得太过离奇古怪时，比如出现了时间机器、多重宇宙或是无所不能的骗人魔鬼，我们如果还明智的话，就不应再指望从中获得任何见地。我们深信自己理解其中所涉的问题，然而这种深信或许并不可靠，而只是生动的幻想故事造出的幻觉。
这个故事中描述的手术和微型无线电远远超出了现在甚至可见未来的技术水平，但这无疑是“无害的”科幻。至于把休伯特这个约利克（丹尼特的脑）的计算机复制品引介出来，是否还不算越界，就不甚明朗了。（作为兜售幻想故事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边讲边为自己制定规则，违者就罚他讲毫无理论趣味的故事。）休伯特被设定为他和约利克二者之间不借助任何互通的纠错连接，却能无间同步数年。这不仅是科技创举，而已经近乎神迹了。为使计算机以接近人脑的速度处理数百万并行输入输出频段，它必须具备一个完全不同于现行计算机的基础结构。而即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类人脑计算机，它的那等规模和复杂度也会令独立的同步行为前景无望。没有这两个系统间的同步且一致的处理进程，这个故事的一大基本点便要忍痛抛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人双脑（其一备用）的前提仰赖于此。罗纳德·德·索萨评述过一个类似事例：
杰基尔博士化身海德先生，这是件怪异又神秘的事情。他们是两个人轮番占据同一个身体吗？但有比这更怪异的：扎格尔博士和博格尔博士也轮番占据同一具身体，但他们本来也彼此相像，犹如双生子！你糊涂了，那为什么要说他们变成了彼此呢？为什么不呢：如果杰基尔博士能变成和他如此相异的海德先生，那让扎格尔博士变成和他完全相像的博格尔博士岂不更加容易？
我们天生就会假设一个身体最多对应一个行动主体（agent）。要动摇它，我们需要对抗，需要绝不苟同。
——《理性的小人儿》[9]
既然《我在哪里？》最重要的几个论点都依赖于约利克和休伯特独立的同步进程这个预设，那么就有必要指出这个预设其实相当粗暴，就像假设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地球相似的行星，逐个原子地复制了你、你所有的朋友乃至周遭环境（即希拉里·普特南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见《延伸阅读》），或者就像假设宇宙只存在了5天之久（它看上去要久得多是因为上帝在5天前造它时，也顺便造了许多充满即时“记忆”内存的成年人、藏满古籍的图书馆和充满崭新化石的山脉，诸如此类）。
像休伯特那样的义脑仅限原则上可能，尽管一些不那么离奇的人工神经系统已经呼之欲出。为盲人制造的各种粗糙的人工电视眼也早已面世，其中有些直接向脑的视皮层部分输入信号，另一些则为免精细的手术，而通过外设感官，像是指尖上的触觉感受器或一系列安置在额头、腹部或背部的刺激点来传输信息。
下篇选文便探索了这种非手术心灵延伸的前景，它是这篇《我在哪里？》的续篇，作者是杜克大学的哲学家大卫·桑福德。
D. C. D.
[1]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是美国关于联邦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行政法规，颁布于1967年。
[2] 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美国商业大亨、电影制片人、慈善家、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3] 约利克和哈姆雷特都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物。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雷特的“存在还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独白，暗合本文中“身体”的处境；第五幕第一场中，死去多年的宫廷弄臣约利克被挖出头骨，引发了哈姆雷特和他人的交谈及自己的独白——头骨形象则暗合本文中的脑。后文的福丁布拉斯（王子）也是此剧人物，与哈姆雷特身世雷同但性情迥异；罗森克兰茨、吉尔登斯特恩则是该剧中的朝臣。
[4] Tom和Dick两个名字，都可暗指某些有关男性的粗俗因素。
[5] 莱文沃思市（Leavenworth），位于堪萨斯州东北部，美国数座著名监狱坐落于此，如“美国军人惩戒所”“美国监狱”等。
[6] 奈克方块（Necker cube）是19世纪瑞士晶体学家路易斯·奈克提出的一种错视图像（图见下页）：由初始的奈克方块可以读出两种视角。埃舍尔的画见本书选文11。
[7] Hubert的词源意是“澄明之心”。在莎士比亚《约翰王》中是英王约翰的忠臣，但违背了约翰王的旨意，没有残害亚瑟——前任英王狮心查理之子，正统储君，约翰的侄子。而最终亚瑟的死，成为约翰王倒台的一个原因。
[8] 普通法中这一原则叫“逆权侵占（管有）”（adverse possession），亦称“侵占者权”（squatter's rights），指房地产的非业主不经原业主同意持续占用物业超过一定时限后，可以成为合法的新业主而不必付任何代价。
[9] 杰基尔博士（Dr. Jekyll）和海德先生（Mr. Hyde）是斯蒂芬森《化身博士》中的角色：体面的前者服用某种药物后，变成凶暴的后者。扎格尔博士（Dr. Juggle）和博格尔博士（Dr.Boggle）则是索萨在本篇论文“Rational Homunculi”（1976）中的进一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