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宇宙之谜及其解决方案
克里斯托弗·切尔尼亚克
（1978）
最近，总统就所谓的“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此，为了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我们准备了这份报告。从最近要关闭大学这种不负责任的要求中明显可以看出，举国上下已几近恐慌，我们希望这份报告有助于驱散这种糟糕的情绪。我们的报告准备得很仓促，我们的工作又被惨烈地侵扰过，这个之后会说到。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谜鲜为人知的早期历史。最早的已知案例来自C. 迪扎德（Dizzard），一位MIU自体切割研究组的研究人员。[1]迪扎德此前曾供职于几家小公司，专门开发商用人工智能软件。迪扎德目前的项目涉及计算机在定理证明中的使用，以20世纪70年代对四色定理的证明为模型。人们对迪扎德研究状况的了解仅仅来自一份一年前的进度报告，而这些报告通常至多也就是“仅供外部使用”。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迪扎德的工作领域。我们缄口不言的原因不久就会明朗。
迪扎德上一次说话还是在复活节周末前一天早上，在等待主计算机系统的一个例程（routine）故障修复的时候。那天快午夜时，同事们看见迪扎德在他办公室的终端机前：深夜工作的习惯在计算机用户中很常见，而迪扎德以睡办公室闻名。第二天下午，一位同事注意到迪扎德坐在他的终端机前。他对迪扎德说话，可迪扎德没有回应，这倒也不是什么反常的事。假期后的第二天早上，另一位同事发现迪扎德睁着眼睛坐在他的终端机前，机器开着。迪扎德看似醒着，却对询问没有反应。那天晚些时候，那位同事开始担心迪扎德毫无反应的状况，以为他是在做白日梦或是失了神，于是试着唤醒他。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迪扎德被送往了医院的急诊室。
迪扎德表现出了完全断食断水一周的症状（且有加重，因为平日里的自动贩卖机饮食习惯造成了轻微的营养不良），并因脱水而病危。据推断，迪扎德已经好几天没动过了，而动不了的原因是昏迷或出神。原本的猜测是中风或肿瘤导致了迪扎德瘫痪，然而脑电图指示的只是深度昏迷。（根据迪扎德的健康档案，他10年前有过短暂疗养，这在某些行业并不鲜见。）两天后，迪扎德死了，明显是由于断食断水。尸检在近亲的反对下推迟了，他们是新杰米玛亲族教派[2]某远支的成员。对迪扎德大脑的组织学检查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损伤，此类调查研究仍在国家疾控中心继续着。
迪扎德项目的未来也决定了：自体切割研究组的负责人委派了迪扎德的一名研究生来掌管。迪扎德办公室的地板上铺满了论文和书，铺了几乎一英尺高；这位学生一个月里马不停蹄，才把这些材料整理得大致有形。过后不久，这位学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汇报说，她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迪扎德最后的项目，发现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一周后，她被发现在迪扎德办公室的终端机前，明显失神了。
最初的反应是困惑，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在开一个拙劣的玩笑。她直视前方，呼吸正常。她对发问和摇晃都毫无反应，对超大音量也反应不出受到惊吓。在被人不小心从椅子上撞下来后，她被送进了医院。做检查的神经科医生并不知道迪扎德的病例。他报告称病人明显身体状况良好，只松果腺有一处此前未经诊断的异常。在这位学生的朋友询问过自体切割项目的成员后，她的父母告诉了主管医生迪扎德的病例。神经科医生发现要比较两个病例还有困难，但他表示，在未见脑损伤而陷入深度昏迷这方面，二者有相似处：这位学生的病症也未表现出明显可辨的征候。
进一步会诊后，神经科医生提出，引发这种疾病的可能是一种慢作用的类昏睡病病原体，它借迪扎德的遗物感染了学生。这病也许是一种迄今未知的疾病，就像军团病[3]一样。两周后，迪扎德及这位学生的办公室被隔离。两个月后，没有新的病例，生化培养的警示也皆是虚惊，于是隔离解除。
后来门卫把迪扎德的一些记录扔了出去，一位研究人员和迪扎德的另外两个学生发现后，决定复查一下他的项目文档。到第三天，两名学生注意到那位研究员陷入了无反应的类出神状态，甚至对掐拧都没有反应。两名学生在唤醒研究员失败后，叫来了救护车。这位新病人表现出与之前的病例相同的症状。五天后，城市公共健康委员会对楼内与迪扎德的项目有关的全部区域实行了强制隔离。
第二天早晨，自体切割研究组全体成员拒绝进入研究大楼。那天晚些时候，研究组所在楼层的其余人员，之后是楼内其余500名工作人员，也都发现了自体切割项目的问题，于是离开了大楼。次日，当地报纸刊发报道，题为《计算机瘟疫》。在一次采访中，皮肤病方面的一位领军性专家提出，一种类似计算机虱的病毒或细菌已经演化而成，依靠新近开发出的计算机相关材料——很可能是硅——而新陈代谢。其他人猜测，自体切割项目的那些大型计算机或许在释放某种特殊的射线。采访还引用了自体切割研究组负责人的话：这种疾病事关公共健康，而非关乎认知科学家。
镇长则指控说，一项涉及DNA重组的秘密军事计划正在楼内开展，导致了疫情爆发。有人诚恳地否认镇长的宣称，却遭遇了不信任，这也情有可原。市议会要求立即隔离整栋十层楼及周边区域。大学行政部门则认为，这会阻碍进步，但迫于当地国会代表团的压力，这项举措在一周后生效。由于大楼的维护与安保人员都再不能接近这片区域，因此需要动用特警阻止青少年来搞小破坏。疾控中心的一个团队开始进行毒理学检验，无论何时进入隔离区，都要穿生化服保护。一个月下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得病。这时有人表示，由于3位受害者身上并未发现器质性病变，且两位幸存者表现出某种与深度冥想状态有关的生理迹象，这些病例可能是集体歇斯底里的一次爆发。
与此同时，自体切割研究组搬进了一个二战时期的“临时”木建。尽管在计算机方面损失的上千万美元可谓惨重，研究组也认识到，不可或缺的是信息，而不是承载它的物理制品。他们设计了一项计划：身着生化服的工作人员将“热”磁带插入隔离区的读取器中，信息通过电话连线从隔离区传到自体切割项目的新址，重新录制。尽管磁带转录使项目得以存续，但只有那些最重要的材料能如此重建，而迪扎德的项目不具此类优先权。然而，我们忧虑，已经发生了一场事故。
一个程序员团队正在回放新磁带，在监视器上检查，并临时地索引和归档内容。一位新来的程序员遇到了不熟悉的材料，便询问一位路过的项目主管，要不要删去。这位程序员后来说，主管输入了指令，将文档显示在屏幕上；程序员和主管一行行地在屏幕上浏览，主管说，这份材料看起来并不重要。审慎起见，我们就不援引他更多的评论了。接着，主管的话戛然而止。程序员抬头一看，发现主管正注视前方，对问话也没有反应。程序员推开椅子跑开，椅子把主管撞翻在地。主管也住进了医院，症状与前几个病例相同。
目前，流行病学团队及其他许多人都提出，导致这4起疾病的并非一种病毒或毒素之类的物理因素，而是一段抽象的信息，它可以储存在磁带里，通过电话线传送，在屏幕上显示等等。设想中的这一信息就是目前为人所知的“谜”，而这一疾病则是“谜之昏迷”。所有证据都符合这个一度显得古怪的假设：任何接触到这一信息的人类都会陷入明显不可逆的昏迷。有人也认识到，“这信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极其微妙。
在第四个病例的涉事程序员接受完采访后，这种微妙性明朗了起来。程序员的幸存表明，这个谜必须被理解，才能引发昏迷。他说，主管中招时，他至少已经在监视器上读了几行字。但他对迪扎德的项目一无所知，也回忆不起多少显示的内容了。有人提议让程序员接受催眠以改善回忆，但该提议遭到了搁置。这名程序员也同意，他最好不要再去记起读到过的更多东西，当然了，去不记起某些东西也很困难。实际上，人们最终建议这位程序员放弃他的职业，并尽可能少地再学计算机科学。于是就出现了这个伦理问题：即便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志愿者，是否应当获准查看这个谜。
这场与计算机辅助定理证明项目有关的谜之昏迷的疫情爆发，可以这样解释：某人如果在自己头脑中发现了这个谜，那么他来不及向任何人传达这一信息，就会陷入昏迷。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谜早先是否曾由手工计算发现，但随即被遗忘了。文献检索或可有一些有限的价值，因此有人对自现代逻辑兴起以来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的工作进行了传记式的调查。保护研究人员不暴露于谜的预防措施妨碍了这项调查。目前已发现至少10起可疑案例，最早的在近百年前。
心理语言学家们开启了一个项目，以确定谜之昏迷的易感性是否人类物种特有。“维特根斯坦”，一只受过手语训练的黑猩猩，能解大学一年级的逻辑难题，是查看自体切割项目磁带的最佳对象。出于伦理上的考量，维特根斯坦项目的研究者们拒绝合作，诱拐了黑猩猩并把他藏了起来。FBI最终找到了他。人们全天24小时给他播放自体切割磁带，但没有任何效果。狗和鸽子也是类似的结果。此外也从未有任何计算机被谜损坏。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自体切割磁带必须全部播放——尚未发现安全的策略确定出谜包含在哪部分磁带中。在维特根斯坦——自体切割项目进行期间，某些自体切割磁带意外地被公用区域的计算机设备打印了出来，一位无关项目的工作人员似乎因此遭到了谜之昏迷的袭击，于是那一个月的打印件都必须召回并销毁。
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谜之昏迷是什么的问题上。由于它与任何已知疾病都不相似，尚不明确它究竟是一种昏迷，还是某种“东西”而应当避开。调查人员只是假定它是一种虚拟的脑白质切除术，一种对突触内信息的大堵塞，完全停止脑的高级功能。然而它又不像那种关联到冥想开悟状态的昏迷，因为它似乎过深，与意识不再有一贯性。另外，谜之昏迷的已知病例无一表现出好转。神经外科手术、药品和电刺激即便说有效果也只是负面效果，这些尝试已被叫停。暂时的结论是，这种昏迷是不可逆的，尽管已有一项寻找口令（word）解开谜“咒”的项目获得资助，方法是将受害者暴露在计算机生成的符号串下。
“这个谜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显然得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个谜有时被描述为“人类图灵机的哥德尔语句”[4]，造成心灵堵塞；人们还引用了有关不可说及不可思的传统学说。类似的观念在民间传说中很常见，例如这种宗教主题：“言”（the Word）能修补破碎的精神。可这个谜或对认知科学大有裨益：它或许会给出人类心灵结构的基本信息，或许是解码“思想语言”的罗塞塔石碑——这种思想语言全人类通用，无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如果心灵的计算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就会有某种程序，某种大型口令，可以写入机器，将机器转化为某种思考者；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种糟糕的口令，就像那个谜一样，能取消掉第一种口令？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不会自毁的“谜学”领域的可行性。
就在这个当口，出现了一件与谜有关的事，更加令人不安。一位巴黎的拓扑学家也陷入了在某些方面类似迪扎德的昏迷。这一病例并未牵涉计算机。这位数学家的文件被法国人没收了，不过我们相信，尽管这位数学家并不熟悉迪扎德的工作，但她与迪扎德一样，对人工智能的同一些领域感兴趣。大约同一时间，莫斯科机器计算研究所的4位成员不再出现在国际会议上，并且似乎不再本人回复通信。FBI官员声称，苏联已经通过日常的间谍活动获取了自体切割磁带。国防部开始探究“谜战”这一概念。
两起案例紧随其后，一位理论语言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他们都在加州，但明显是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的工作领域跟迪扎德都不一样，但都熟悉迪扎德发展出的形式方法，这一方法10年前由迪扎德发表在了一篇知名的文本中。然后一起更为不祥的病例出现在了一位生化学家身上，他/她研究的是DNA与RNA相互作用的信息论模型（也有可能是虚惊一场，因为这位生化学家昏迷后，像小鸡一样咯咯叫个不停）。
谜之昏迷不再能被安心地假定为单是迪扎德所从事专业的职业风险，它似乎潜藏在多种形式之下。这个谜及其影响似乎不仅仅是无关乎语言的。这个谜及其同源表达，或许无关乎话题，实际上无处不在。很难有把握地划出智识隔离区的边界。
另外，我们逐渐发现，这个谜的观念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就像20世纪早期发现了各种自指悖论（具有“这句话是假的”这种模式）那样。或许这是从当今“计算机科学是新的博雅教育”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一旦智识背景演进了，谜的普遍发现看来就不可避免。去年冬天，这一局面第一次变得清晰，在一堂自动机理论的大型新导论课上，大多数本科生都在授课过程中陷入了昏迷（某些没昏迷的几小时后也挺不住了。一般而言，他们最后的话都是“啊哈”）。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相继发生，公众的抗议导致了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和这份报告。
尽管当前对编程语言的恐慌气氛和“关闭大学”的诉求是不合理的，但谜之昏迷也不能仅视作技术失控的又一例证。例如，在最近发生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声炉”案件中，一栋立面是抛物线形的建筑聚集了附近喷气式飞机起飞时的噪声，杀死了碰巧在错误的时间走过抛物线焦点的少数几人。但即使谜之昏迷对个体来说是个令人向往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似乎不是这样），它目前的大流行也已成为一场公共健康的空前危机：相当数量的人口无法自保。我们能预期到的只是，随着谜之观念的传播，我们研究界，这一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份额会受到严重损害，难以增长。
我们报告的主要目标是至少降低进一步的昏迷爆发。公众要求参与研究政策的制定，这突显了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我们怎么才能在不传播谜的同时告诫大家提防它甚至去讨论它呢？警告越具体，危险就越大。读者或许会误入这样的局面，他看到“如果p那么q”，也看到了p，于是就不由自主地得到了结论q，而q正是那个谜。识别出危险区域就像是小孩子的玩笑：“从现在开始十秒钟，如果你不去想粉色老鼠，我就给你一块钱。”
像政策问题一样，遗留下来的还有伦理问题：继续在一系列为疾病框定[5]但又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研究所得的益处，与谜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威胁相比，孰轻孰重？尤其是，这份报告的各位作者一直无法决定，任何报告本身可能的益处，与其给读者带来的危害相比，孰轻孰重。事实上，在准备我们终稿的过程中，其中一位已惨遭不测。
反思
这个怪故事的讲述是基于这样一个颇为诡异但引人好奇的想法：一个“心灵监禁”命题，它能使任何心灵陷入某种悖论式的出神状态，甚或某种开悟后的终极禅定状态中。这让人想起巨蟒剧团的一出滑稽短剧，关于一个笑话。这个笑话非常好笑，任何人听到它都会真的笑死，于是它成了英国军方的终极秘密武器，每个人至多获准知道其中一个字。（谁知道了两个字就会乐不可支，需要入院治疗！）
当然了，这种东西在生活和文学中都源远流长。曾有过大量的谜语狂，也有过舞蹈狂等等。亚瑟·C. 克拉克写过一则短篇故事，关于一段旋律，它太过抓耳，任何听到它的人，心灵都会被它掌控。在神话中，塞壬女妖及其他魅惑人心的女性能完全迷住男性并支配他们。但这种神话中掌控心灵的力量，本质是什么？
切尔尼亚克对这个谜的描述是“人类图灵机的哥德尔语句”，看起来可能晦涩难解。他后来将其比作“这句话是假的”这一自指悖论，部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你要确定它究竟是对是错时，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闭环，因为真蕴含着假，反之亦然。这一闭环本质是其吸引力的重要部分。看一下这个主题的几个变体，会有助于揭示在这种悖论性的、或许是困锁心灵的效果之下，有怎样的共同核心机制。
一个变体是：“这这句话包含三个个错误。”读到它，人的第一反应是：“不不，它包含的是两个错误。谁写了这句话，那就是不会数数。”这时，有些读者会挠头走开，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写下这样一句毫无意义的错话。但也有读者会将这个句子表面上的错误和它传达的信息联系起来。他们心想：“噢，它还是犯了第三个错误的：就是在计数它自己的错误方面。”过了一两秒钟，这些读者会恍然大悟：如果这么看待这句话，那它似乎数对了自己的错误，这么一来就不是错的了，从而只包含了两个错误，并且……“但是……等一下。嘿！呃……”心灵前思后想了几分钟，享受着一番诡异感觉：一个句子因层次之间的矛盾而自我瓦解；但不久之后，它就厌倦了这种混乱，跳出循环怪圈，陷入沉思，或许是想这个想法的目的或趣味，或许是想这个悖论的成因或解法，或许完全去想别的话题了。
一个更为狡猾的变体是：“这句话包含一个错误。”这当然是错的，因为它并不包含错误。这是说，它并不包含拼写错误（“一阶错误”）。不消说，还有一种“二阶错误”：计数一阶错误方面的错误。所以，这个句子没有一阶错误，但有一个二阶错误。要是它说了它有几个一阶错误，或者有几个二阶错误，这是一回事；可它并没有做这样的细致区分。这些层次被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这个句子想做它自己的客观观察者，却不可救药地陷入了一团逻辑乱麻。
C. H.怀特利基于这个基础悖论发明了一个古怪且更为心理主义的版本，明确引入了“思考自身的系统”。他的句子是对哲学家J. R.卢卡斯的讥讽，后者毕生目标之一就是证明哥德尔的工作实际上是对有史以来的机械论最为釜底抽薪的根除——顺带一提，哥德尔自己可能也相信过机械论。怀特利的句子是这样的：
卢卡斯无法逻辑一贯地主张（assert）这句话。
这是真的吗？卢卡斯可以主张这句话吗？如果他可以，那么这个行为就会颠覆他的逻辑一贯性（没人可以说着“我不能这样说”还保持着一贯）。所以，卢卡斯无法逻辑一贯地主张它——这就是这句话的断言，因此这句话是真的。即便卢卡斯能够看出它是真的，他也不能主张它。这一定让可怜的卢卡斯灰心丧气！当然了，我们都没有他的问题！而更糟的是，想想看：
卢卡斯无法逻辑一贯地相信这句话。
出于同样的理由，这句话是真的——而现在卢卡斯甚至不能相信它，更别说主张它了，除非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信念系统。
说实在的，没有人会严肃地主张（我们希望！），人（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接近一个内在逻辑一贯的系统。但如果这类语句以数学的样貌形式化（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就可以把卢卡斯替换为一个定义良好的“信念系统”L，如果它想保持一贯，系统就会产生严重问题。对L形式化的怀特利语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是真陈述，但系统本身永远不会相信！任何其他信念系统都对这个特定的语句免疫；但另一方面，其他系统同样也有一个形式化的怀特利语句。每个“信念系统”都有为其量身定做的怀特利语句——它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些悖论全都是对一种观察的形式化结果，这种观察与人性一样古老：一个对象与其自身有着极为特别和独一无二的关系，这种关系限制了它，使它不能像对所有其他对象那样对自身采取行动：铅笔不能在自己身上写字，苍蝇拍打不到自己手柄上的苍蝇（这个观察是由德国哲学家兼科学家格奥尔格·利希滕贝格提出），蛇吃不了自己，等等等等。人看不到自己的脸，除非借助呈现图像的外物，而一个图像永远不会和事物本身完全相同。我们接近于能客观地观看和理解我们自己，但我们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一个带着独一无二视角的强力系统之中，这力量同时也担保着有限性。而这种脆弱性，这种想把自己吊起来的钩子，可能也是那根深蒂固的“自我”之感的来源。
马尔科姆·福勒（Malcolm Fowler）的自钉锤是衔尾蛇的一个新版本。（出自《恶性循环与无限》[Vicious Circles and Infinity: An Anthology of Paradoxes]）
《短路》（“Short Circuit”），用来阐明逻辑悖论的短路。负极连上正极，完成了一个惰性环路。（出自《恶性循环与无限》）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切尔尼亚克的故事上来吧。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指涉的语言悖论引人入胜，但对人类心灵而言并不危险。相反，切尔尼亚克的谜则要不祥得多。它像一株捕蝇草那般引诱你，然后猛地合起来，将你困在一个思想的漩涡中，把你在涡流中、在“心灵的黑洞”中越吸越深，使你无法逃回现实。但外部的人，又有谁会知道，受困的心灵进入的，是怎样迷人的别种现实呢？
认为这击溃心灵之谜的想法是基于自我指涉，这一提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去讨论从无生命物质中创造出一个自我（灵魂）的过程中，闭环般的自我指涉或层次之间的反馈所起的作用。关于这样一个循环，最生动的例子当属一台电视机的屏幕上投射的是自己的图像。这造成了一连串一个屏幕显示另一个更小屏幕的层叠效果。如果你有一台电视摄像机的话，这很容易实现。
用自我吞噬的电视系统可以达到的各种效果（侯世达摄）
效果（见左图）相当迷人，有时还很惊人。这是嵌套效应最直接的展示，这种效应中，人常有看向长廊深处的错觉。为了强化效果，如果你绕着光学轴顺时针旋转摄像头，里面的第一块屏幕就会逆时针旋转，然后更深一层的屏幕会双倍旋转，以此类推。最终的图案是一个漂亮的螺旋。运用各种移轴和变焦，还可以创造出多种效果。由于屏幕的颗粒感、水平和垂直的比例不一致导致的变形、闭路时滞等等因素，还会有并发的复杂效果。
自我指涉机制的所有这些参数，为每个图案都灌注了出人意料的丰富性。关于这类电视屏幕上的“自我图像”图案，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可以变得非常复杂，使其原样完全淹没在视频反馈之中。屏幕上的内容显得仅像是一幅优美复杂的图样，这在配图中的某些部分显而易见。
假设我们为两个相同的这种系统设定相同的参数，那么它们的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完全相同的图样。假设我们对其中一个系统做一些微小的改动，比如稍稍移动一下镜头，这个微小的扰动会被捕捉到，并一个屏幕接着一个屏幕地波及若干层次，可见的“自我图像”的总体效果会相当剧烈。不过两个系统各自的层次间反馈，其类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除了这个我们故意做出的微小改动，所有的参数依旧相同。而且若撤销这个小扰动，我们可以容易地返回初始状态，所以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很“接近”我们的起点。那么，说我们有两个极其不同的系统，和说我们有两个几乎等同的系统，哪个更正确？
让我们将这用作思考人类灵魂的一个比喻。这样假定行得通吗：脑的高级层级（符号层次）及低级层次（神经生理层次）某种程度上结成了一个精美的因果闭环，而人类意识的“魔法”正产生自这一闭环过程？“私有的我”（private I）只不过是一场“自我指涉台风”的风眼？
澄清一下，我们丝毫没有暗示，在摄像机的镜头指向接收信号的屏幕的那一刻，这整个电视系统立即就变得有意识了！电视系统并不满足之前为表征系统设定的标准。图像的意义可以被我们人类观察者感知并用词语描述，这是电视系统本身做不到的。电视系统不会将屏幕上数千个点分成它能辨认出的不同“概念片段”，代表人、狗、桌子等等。这些点在它们所表征的世界中也没有自主权，只不过是在摄像机前被动地反射着光的图案。而如果光熄灭了，这些点也会消失。
在我们指的那类闭环中，一个真正的表征系统会根据其全部概念来感知自身的状态。例如我们并非根据哪些神经元与另外哪些神经元相连，或是哪些神经元在发放，来感知我们自己的脑状态；而是通过我们用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脑是一堆神经元，而认为它是一个信念、感受、观念的仓库。在这个层次上，我们通过说诸如“她不愿意去派对这件事让我有点儿紧张，也有点儿困惑”这样的话，来实现我们对脑的读出。一旦表达出来，这类自我观察又会作为某种有待思考的东西重新进入系统。当然，重新进入也要经由惯常的感知过程来进行，即上百万神经元的发放。这里的闭环过程要比电视闭环复杂得多，层次也错综得多，尽管后者看起来美丽又繁复。
提一句重要的题外话，人工智能工作的许多新进展都围绕着这样的尝试：赋予一个程序一套概念，刻画其自身的内部结构；也赋予它一些反应方式，应对检测到自身内部特定变化的情况。目前，程序的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监控的能力还相当原始，但这个想法是作为实现深层灵活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出现的，而深层灵活性正是真正智能的同义词。
目前，人工心灵的设计存在两大瓶颈：一是为“感知”建模，一是为“学习”建模。我们已经说过，感知就像无数低层次的回应在概念层次上汇聚为一个被联合认同的总体解释，因此，这是个跨层次的问题。学习也是跨层次问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问：“我的符号如何为我的神经元编程？”那你学习打字时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手指活动是如何慢慢转化为突触结构中的系统性变化的？一个一度有意识的活动如何变为完全无意识的遗忘？“思想”这一层次，在重复的强力下，就是“向下延展”，并为某些底层硬件重新编了程。学习一首乐曲或一门外语也是一样。
事实上，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永久地改变着突触结构：我们不断地将当下的处境“存档”在我们记忆的某些“标签”下，以便在未来的合适时机能调取它（而我们无意识的心灵做这件事时必须十分机敏，因为很难预料在哪类未来情境中我们能通过回忆当下时刻而受益）。
这样看来，自我是一个持续进行着自我存档的“世界线”（追踪一个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而得到的四维路径）。人类不仅是一个内部存储着自身世界线的物理对象，而且，存储的世界线反过来用于决定该对象未来的世界线。这种横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尺度和声让你能将你的自我，感知为一个有某种内在逻辑的统一体，尽管它的本质不停变化，面向繁多。如果将自我比作一条在时空中蜿蜒的河流，那么指出这一点就尤为重要：决定河流走势的不仅是地貌特征，还有河流的愿望。
不仅我们有意识的心灵活动在神经层次制造着永久的副作用，反之亦然，我们有意识的思想似乎也从我们心灵的地下洞穴中喷涌而出：图像涌入我们的心灵之眼，我们却不知它们从何而来！而当我们公开表达它们时，却希望人们将我们的思想归功于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潜意识结构。将有创造力的自我二分为一个有意识的部分和一个无意识的部分，是为理解心灵所做的努力中最令人烦扰的一面。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最好的想法源自神秘的地下涌泉，那我们究竟是谁？这个有创造力的精神究竟栖身何处？这精神是否出于我们创造的意志行为，抑或我们只不过是由生物硬件构成的自动机，从生到死都是在用一堆废话骗自己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的确是在所有这些事上骗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是在骗谁，或者说骗什么？
有一个循环埋伏在这儿，须得大量地研究。切尔尼亚克的故事轻松愉快，但却直击要害，指出了哥德尔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反驳机械论的论证，而是对原始循环的一种展示：这个循环似乎就深藏在意识的密谋中。
D. R. H.
[1] Dizzard或为dizzy（眩晕）和hazard（危害）的糅合。MIU模仿MIT，结合作者背景，可能意为“马里兰智能大学”。“自体切割研究组”（autotomy group）形似“自治团体”/“自主权研究组”（autonomy group）。
[2] neo-Jemimakins cult，或仿自美国历史上的“众生皆友会”（Public Universal Friends）及“杰米玛亲族”。详见《人名表》“威尔金森，杰米玛”条目。小教派（cult）常有各种仪轨和禁忌。
[3] Legionnaire's Disease，由军团菌引发的一种非典型肺炎，因首次检出于费城退伍军人大会（1976）而得名。
[4] 哥德尔语句是某种自成命题，如“这句话无法证明”。不同于后文的自指悖论“这句话是假的”，它各阶自洽，但同时无法自证其真假——正也体现哥德尔不完全定理。
[5] “为疾病框定”（ill-defined）有双关义，另一义为“定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