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信用卡的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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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艾伯决定把鱼借给贝克和查理，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可以编织渔网了。这种商业贷款是资本的最佳用途，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生产。

当然，通过借钱或借鱼的做法创业，无法保证企业一定会成功，因为借款人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最初的计划。

也就是说，查理和贝克如果不能成功地编织出自己的渔网，艾伯借出的鱼就打了水漂。

在很多案例中，企业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事先应当做好所有约定。假设贝克和查理不是向艾伯借鱼、省出时间来织网，而是利用这些时间研发对鱼群实施催眠术的技术，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如果他们研发的技术无效，这项贷款就无法使“借款人”查理和贝克受益，而贷款人艾伯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最糟糕的情况是，贷给不赢利企业的那些款项浪费了社会储蓄，降低了生产力。结果，贷款人连本金都很难收回，更不要说利息了。

但是实施顺利的商业计划弥补了那些实施不利的计划的损失。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商业贷款并非社会储蓄的唯一选择，艾伯还可以选择其他贷款形式——消费贷款和应急贷款。

故事引申

一旦外部力量（比如政府干预）以各种理由鼓励或者要求储蓄者借出款项，而不考虑实际还款的可能性，这时贷款人就难免要承受较大的损失。这种有悖常规的做法只会浪费社会储蓄。

各国政府满腔热情要做点儿好事，总想干预储蓄的借贷方式。它们通过诸多法律，使得某些贷款类型比其他类型更有吸引力。但是，政府并没有储蓄，只有个人才有！假如在政府的激励之下，贷款都流向了那些最终无法还款的个人或者企业（它们的确经常无力还款），那么这些损失就要由那些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创造储蓄的个人来承担了！

事实上，如果艾伯是被迫向外贷款，而他又认为这份贷款颇有风险，比如用于鱼类催眠术之类的情况，那么他一开始就会很不情愿这样做。因此，他可能会决定不再那么努力地工作，或者不再牺牲那么多去储蓄了！

消费贷款

假设艾伯不是把鱼借给贝克和查理，让他们去织自己的网，而是满足两人的借款需求，他们因此可以去度假，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贝克会说：“嘿，捕鱼大王，你别在那儿数鱼了，还是借几条鱼给我和我的兄弟查理，我们一两天就还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权享受悠闲的生活，再说，我们又不是不还你。”

“天地良心，我知道捕鱼是件多么辛苦的事。”艾伯答道，“但是别忘了，如果我借给你们一条鱼，你们还是要还我两条，补偿我承担的风险。”

“小事一桩，鱼王！”查理接茬儿道，“假期过后我们就休息好了，就能比以前捕更多的鱼，我们会连本带利还你的。”

但是，如果贝克和查理不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他们又怎么能连本带利地归还贷款呢？在休息几天之后，他们还是每天只能捕到一条鱼。为了还艾伯的鱼，他们以后每天就要减少自己的食量。为了偿还贷款，他们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艾伯知道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结果，于是试着跟他们商量：“我说伙计们，你们为什么要现在借鱼，将来又饿着肚子还鱼呢？其实你们可以现在做些牺牲，挨一天饿，给自己织张网。这样将来就有保障了，随便什么时候想歇着就歇着，那样多好。”

“听着！”贝克和查理说道，“别说这些假仁假义的废话了，快把鱼给我们拿来！”

艾伯应该拒绝贷款给他们，因为这笔交易不仅会让他的储蓄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而且会导致他的资本无法产生更多的生产性贷款。如果艾伯承受住他们的冷嘲热讽，就相当于规避了未来的风险，因为消费贷款如果不能提高产能的话，这笔贷款无论是对贷款人还是借款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应急贷款

事实证明，艾伯拒绝贷款给贝克和查理作为“假期”（消费）之用是极其明智的。一周之后，两人都生了一种奇怪的水痘，双双病倒，一个星期都没能去捕鱼。

现在出现了紧急情况，艾伯可以从自己的储蓄（鱼）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困难生活贷款。贝克和查理可以先吃借来的鱼，等身体恢复了再出去捕鱼。尽管艾伯很清楚这次的“贷款”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很大，但他知道，如果不贷款给他们，风险更高。与消费贷款不同，如果艾伯不向贝克和查理提供这份应急贷款，两人很可能会丧命。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这座小岛就失去生产能力了。

如果艾伯之前已经将自己的储蓄作为没有收益的消费贷款借出的话，这次就无法拿出这份应急贷款了。

事实上，在社会生死攸关之时，储蓄便显得至关重要。

故事引申

遇到经济可能收紧的情况时，政治家和银行家常会讨论是否需要“扩大信贷”，增加可以借出的贷款数额。但是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呢？在我们这些捕鱼的朋友的案例中，艾伯合法地借出的鱼不会多于自己所储存的鱼，这座小岛的贷款总额会受到岛上所储存的鱼总量的制约。

现实链接

不幸的是，为了开展许多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眼中的有益活动，政府总会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储蓄的配置，包括政府贷款担保、公司及个人税收减免以及税务罚款等。

有了这些干预手段，个人与企业也许更愿意申请某些类型的贷款，而银行也更愿意批准这些类型的贷款。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便会投入这些受欢迎的活动中，比如住房建设、大学教育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

这些政策的关键推动因素就是认为政府规划者要比储蓄者更清楚什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事实就是这样。实际上，历史上充斥着各种浮夸的政策与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政府智囊团策划的，最终全都没有兑现它们的诺言。

更重要的是，政府介入储蓄者和借款人之间采取的强制手段将借款的原因与结果割裂开来，使得储蓄的分配效率极为低下。

影响个体贷款人的往往是贷款的财务结果，而不是基本活动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那些遵循成功模式并由业绩记录良好的所有者经营的企业，还贷率往往较高。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规划更容易吸引贷款人。这与达尔文的观点相似，即自然选择催生了生命力更强的物种，这种借贷原则催生出更加健康的企业和更加强劲的经济。

如果财务状况被视为次要因素，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贷给个人或者企业的款项如果无法成功促成必要的创新或者提高产能，就会浪费储蓄的供给，削弱整体经济。

但我们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会发现，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做法以及政府看似无限的负债能力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信贷是受有限储备制约的。

现在，人们都认为信贷市场的有效运作所需要的就是有意愿的借款人。然而，与其他资源一样，在发放贷款前必须先积累储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