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鼠疫正集中威力，准备扑向这座城市，彻底地占领它。在疫情到达最严重的时刻之前，余下还需讲述的就是像朗贝尔这样的最后几个人，他们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幸福做着努力。他们不断失望又不断重复地做着，试图从鼠疫的魔爪中救出他们极力保护、免受伤害的自己这部分。这就是他们拒绝威胁着他们的鼠疫奴役的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这种方式并不比其他人的有效，但是在叙述者看来，它也有它自身的意义，而且，尽管带着虚荣心，甚至有点自相矛盾，它也证实了当时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某种自豪感。
朗贝尔为逃出鼠疫的包围做着反抗。在他还没有确认自己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出城的事实之前，他告诉里厄说，他已经下定决心采取其他办法。记者先是从咖啡馆服务员这里下手，因为他们往往消息灵通。但刚开始问的几个都只知道对这类举动的惩罚非常严厉。有一次他甚至差点被当成煽动出城的人。最后还是他在里厄那碰到的科塔尔给了他一点帮助。那天，里厄和他还在讨论记者在政府那边做的无果的尝试。几天之后，科塔尔在路上碰到了朗贝尔，用他最近在社交场合中采用的八面玲珑的态度迎接朗贝尔。
“还是没有进展么？”他说。
“一点也没有。”
“别指望那些机关单位。跟他们就是讲不通。”
“这倒是真的。我还想试试其他法子。但这很困难。”
“啊，我懂。”科塔尔说。
他知道一整套法子，这让朗贝尔感到很是吃惊。他跟朗贝尔解释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经常出入奥兰城里的咖啡馆，他有一帮朋友，他们告诉了他有一个组织专门做这种买卖。原来最近科塔尔花费很大，入不敷出，就入伙做了一些走私定量供应的物资的生意。他正在贩卖香烟和一些劣质酒，这些商品价格飞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你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
“有，这是他们跟我介绍的。”
“那么为什么你自己没弄呢？”
“不要多想。”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弄是因为我还不想离开。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了一会他又补充道。
“你怎么不问我的理由是什么？”
朗贝尔说：“这与我无关。”
“从某些方面看，这确实与你无关。但是事实上从另一方面看……好吧，老实说我现在心里清楚的唯一一件事是，自鼠疫在我们这出现以来，我感觉自己越过越好了。”
另一个人听着他讲话。
“怎么联系这伙人？”
“啊，”科塔尔说，“这不太容易，跟我来。”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在阴沉的天空下，城市渐渐闷热起来。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门帘。马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拱廊路上，两个人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这个时刻正是鼠疫消失的时间之一。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无精打采，在灾难中出现的场景也同样有可能在酷暑中出现。人们不知道空气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威胁而阴沉还是因为尘土和炎热。要想回想起鼠疫还需要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因为只有一些反面的迹象才说明了它的存在。比如，这位与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对朗贝尔说，城里的狗都不见了，往常它们都侧卧在走廊出口，喘着气，想找点凉快又找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朝海军营地走下去。在他们的左手边，有一家外墙漆成绿色的咖啡馆，躲在一块斜面撑起的巨大的黄色遮阳布下面。进去的时候，科塔尔和朗贝尔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们挑了两把花园折椅，坐在一张绿色的钢制的桌子前。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几只苍蝇在空中嗡嗡作响。在好像快要垮掉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一只羽毛凌乱的鹦鹉缩在鸟架子上。挂在墙上的是一些描写军队场景的旧画板，已经被灰尘和厚厚的蜘蛛网覆盖。所有的钢板桌面上，朗贝尔面前的也是一样，都粘着风干了的鸡屎。本来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直到一阵嘈杂声之后，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蹦出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
这时，热气好像又上升了一点。科塔尔拿起杯子在桌面上碰了一下。一个小个子，围着一条长围裙，从屋子尽头走出来。他一看见科塔尔，就远远地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迎上来，猛地踢了公鸡一脚，把它赶跑了，在公鸡咯咯咯的叫声中，他问客人要来点什么。科塔尔要了一点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那个矮人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咖啡馆了。
“你觉得他今天晚上会来么？”
“这个，”另一个说，“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知道他的时间安排么？”
“是的，但这不要紧。我只是要给他介绍个朋友。”
那个家伙在他身前的围裙上擦了擦潮湿的手。
“啊！难道先生也是做买卖的？”
“对。”科塔尔说。
那个矮子吸了吸鼻气。
“那好，你们晚上来吧。我派个小孩去叫他。”
走出来时，朗贝尔问他们说的是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在城门那把商品运进城来，然后高价卖出。”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那他有同党么？”
“肯定啊。”
到了晚上，店门又掀起来了，那只鹦鹉在笼子里乱叫，钢制的桌子旁都围了一些挽着衬衫袖口的男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后脑勺上戴着顶草帽，一件白衬衫敞开着，露出太阳烤成土色的胸膛，科塔尔走进去的时候，他就站了起来。一张匀称的棕褐色的脸，黑色的小眼睛，手指上戴了两三个戒指，他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你好，”他说，“我们到柜台那边喝。”
喝了三杯酒，还没有人说话。
“有人要出城么？”这时加西亚问。
他们走到门口，加西亚问他们需要他做什么。科塔尔跟他说，他给他介绍朗贝尔准确的说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找一个所谓的“出路”。加西亚走在他的正前方抽着烟。他继续提问，说到朗贝尔的时候就用“他”来代替，就好像他没看见朗贝尔的存在一样。
“他为什么要出去？”他说。
“他的女人在法国。”
“原来如此。”
停顿了片刻之后。
“他是做什么的？”
“记者。”
“这可是份要多说话的工作。”
朗贝尔还是一言不发。
“他是一位朋友。”科塔尔说。
他们继续沉默地向前走着。最后他们来到了岸边，这里已经被栅栏围了起来，禁止进入。但是他们又走进了一家出售油炸沙丁鱼的小酒馆，他们闻到了里面飘出的香味。
“不管怎么说，”加西亚总结道，“这个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还要去把他找出来。这也不太容易。”
“是么？”科塔尔兴奋地问道，“他藏起来了？”加西亚回答说不。在那个小酒馆旁边，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转过身来对着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城里那块高地上的，海关营房的角落上。”
他看起来好像要走的样子，但又转过来对着这两个人。
“这是要花钱的。”他说。
他这是想确认一下。
“当然。”朗贝尔答应道。
过了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表示感谢。
“哦，不不不，”另外一个愉快地说，“我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再说了，你是记者，总有一天会还给我这个人情的。”
到了后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爬上一条通往城市高地的光秃秃的大马路。海关营房有一部分被改造成了诊所。在营房的大门前站了很多人，他们过来是希望进去探望一下病人的，但这是不被允许的。也有的是过来打听消息，但这些消息过个把小时就过期了。这群人在这里来来往往，我们也不难猜到加西亚和朗贝尔把约会地点定在这的原因。
“这太奇怪了，”里厄说，“你如此坚持要离开这。不管怎么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很有趣的。”
“对我可不是。”朗贝尔回答。
“哦，当然，我们总要冒点风险。就是在鼠疫之前，通过一条繁忙的十字路口不也经常冒这样的风险么。”
这时，里厄的汽车靠在他们附近停了下来。是塔鲁开的车，里厄好像还有点半睡半醒。他醒过来为大家作介绍。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酒店。”
里厄又问朗贝尔要不要开他的车进城。
“不用了，我们在这里约了个人。”
里厄看了看朗贝尔说：“好的。”
“啊，”科塔尔感到很惊奇，“医生也知道了么？”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提醒道。
科塔尔马上换了副神色。奥登先生确实正从马路走下来，迈着矫健而又平稳的步伐朝他们走过来。经过他们的时候拿下了他头上的帽子。
“你好，法官先生。”塔鲁说。
法官先向坐在车上的两个人问了好，然后看了看站在另一边的朗贝尔和科塔尔，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则向法官介绍了这位靠年金生活的人和那位记者。法官朝天空看了一眼，说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时期。
“塔鲁先生，我听说你在负责防疫措施的实施工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你。医生，你认为疫病还会继续蔓延么？”
里厄说他也只能期望它不会。法官重复地说总是要留点期望，老天爷的安排是难以揣测的。塔鲁询问他疫病有没有增加他的工作量。
“正好相反，我们要通过普通法上诉的事情反而少了。我干的只是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还从没像现在这样遵守老的法律。”
塔鲁说：“这是因为相比起来，老的法律还是非常好的。”
法官走出原先一直朝天上看好像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冷漠地端详着塔鲁。
“这有什么关系？”他说，“这不是由法律决定的，而是判决。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那个人，”当法官刚走开时科塔尔说，“就是头号敌人。”
汽车发动了。
又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和科塔尔看到加西亚来了。他径直向他们走来也没做个手势，也没打招呼，就说：“还要等等。”
围着他们的是一群人，主要是女人，都默不作声地等在那。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篮子，她们妄想着把这些东西拿给里面生病的亲人，甚至还想着他们能够享用他们的食物。门口有武装的哨兵守卫着。时不时的有一声奇怪的尖叫穿过那个把营房和大门隔开的院子，这时在场的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往诊所的方向望去。
当一声低沉而清晰的“大家好”在他们背后响起时，三个人正注视着这个场景，他们转过身去。虽然天气很热，拉乌尔还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手里拿着一件深色的斜纹礼服和一顶翻边的毡帽。他的脸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紧闭着嘴巴，拉乌尔说话快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他说，“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了支烟，就留下他们自个走远了。他们走得很快，努力与拉乌尔的节奏保持一致，因为他正好走在中间。
“加西亚跟我说过了。”他说，“这件事行得通。但需要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他接受这个条件。
“明天，过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在海军区的西班牙餐馆里。”
朗贝尔答应了，拉乌尔也握了握他的手，还是头一次露出微笑。在他离开之后，科塔尔请他原谅他明天因为有事来不了，再说朗贝尔这会也不需要他了。
第二天朗贝尔走进约定的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这家小酒馆，位于一条被太阳烤干了的小路的斜坡上，来的也只有男的，看起来大多数都像西班牙的人。一看到坐在房间尽头处的拉乌尔向记者打了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过去，那些看着他的人脸上好奇的表情也好像消失了，转回脸去吃饭。拉乌尔的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个胡子拉杂的瘦高个，肩膀异常的宽，长着一张马脸，头发稀疏，他撩起的衬衣里露出两条细长的手臂，上面长着黑毛。当别人向他介绍朗贝尔时，他点了三次头。他的名字还不知道，拉乌尔只是称他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有能力帮你。他会给你……”
拉乌尔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的菜单。
“他会给你联系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介绍你认识几个我们合伙的哨兵。这还不够。还要等到那些哨兵来决定有机可乘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在他们其中之一的家里住上几夜，他就住在城门附近。但事先必须要我们的朋友给你做些必要的联系。当一切都办妥了，就由他跟你清算所有的费用。”
“那就是说还要两天时间喽。”朗贝尔强调说。
“要知道这并不容易，”拉乌尔说，“需要找人办。”
那张马脸又点了一下头，朗贝尔无奈只好同意。剩下的午餐时间他们一直在寻找话题。直到朗贝尔得知那张马脸原来是足球运动员时，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也经常参加这项运动。于是他们开始谈起法国的冠军杯，英国职业队的水平以及W型战术的好坏等。午餐结束时，那张马脸已经完全活跃起来了，他改用“你”称呼朗贝尔，还说服他球队中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知道，”他说，“中卫是控制全场的人。而能控制全局，这才是足球。”朗贝尔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经常踢的还是中锋。他们的讨论最后被收音机打断了，在一段抒情轻缓的乐曲之后，广播里宣布昨晚，有一百三十七个人在鼠疫中牺牲。在场的人没有什么反应。那个长着马脸的男人耸了耸肩，起身离开。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离开的时候，这位中卫有力地握了握朗贝尔的手。
“我叫冈萨雷斯。”他说。
这两天对朗贝尔来说简直是没完没了的。他去了里厄那里，跟他说了具体的计划。然后陪医生去了一个病人家里出诊。来到那个等待着里厄的，一户疑似病例的病人的家门口时，朗贝尔向医生道别。只是走廊上传来一阵跑步声和说话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别耽搁了。”里厄自言自语道。
他看起来很疲惫。
“疫病发展得太快了？”朗贝尔问。
里厄说不是因为这个，这几天的统计曲线图显示上升速度甚至还变慢了。现在的问题是抗击鼠疫的方法还不够多。
“我们还缺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里，一般都是人力被用来弥补物力的不足。可现在我们连人力都不够。”
“不是从外地调来了一些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个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按照目前的疫情，还勉强能够应付。可是如果疫病蔓延开来就会不够。”
里厄仔细听了听屋里传来的响动，然后对朗贝尔笑了笑。
“确实，”他说，“你应该快点把你的事办成。”
朗贝尔脸上划过一道阴影。
“你知道的，”他用低沉的语气说，“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选择离开。”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的，但是朗贝尔接着说：
“我认为自己还不算软弱，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我也经历过这方面的考验。只是，有些想法使我无法承受。”
医生面对面地看着他。
“你会和她见面的。”他说。
“也许吧，可是我无法承受的想法是这场灾难将会持续下去，而在此期间，我的女人也将老去。三十岁的时候，人们开始衰老，这时就应该及时行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里厄低声说他觉得理解了。这时塔鲁到了，显得很高兴。
“我刚刚要求帕纳卢介绍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
“是么？”医生问道。
“他考虑了一会，就答应了。”
“我很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要比他的布道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只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对里厄眨了眨眼睛。
“给别人创造机会，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定的星期四来到了大教堂的门廊下，这时离八点钟还差五分。空气还相当清新。天空中漂浮着即将被生气的热气一下子吞没的一朵朵浑圆的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但还能闻到一股模糊的从下面升上来的湿气。躲在东边楼房后面的太阳只晒着了装饰着广场的全身镀金的圣女贞德像的头盔。摆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空旷无人的门廊下踱了几步。这时里面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赞美诗唱词，伴随着一阵地下室陈旧的气息和蜡香。突然，歌唱声停了下来。十几个矮小黑色人影从教堂里出来，朝城里小跑过去。朗贝尔开始感到有点不耐烦。另外一些黑色人影则登上宽敞的楼梯朝门廊顶走去。他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又意识到这个地方可能不允许抽烟。
八点一刻时，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响起。朗贝尔走进了阴暗的穹顶之下。过了一会，他才看到，在教堂的中殿里是那群刚刚经过他面前的黑色人影。她们聚集在一个角落里，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祭坛前面，祭坛上放着一个城里作坊匆忙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她们就在那跪着，在一片阴暗里缩成一团，好像一些凝固住的影子，这一堆那一堆，一个个都像飘在烟雾之中。在她们上方，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冈萨雷斯已经从楼梯上走下来朝城里走去。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他对记者说，“这是常有的事。”
他解释说他要到不远处等他的朋友，因为他们八点差十分的时候还有个约会。但是，他在这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干我们这行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于是他提出明天还是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再见一次面。朗贝尔呼了一口气，把他的毡帽扣到脑后。
“没关系的。”冈萨雷斯笑着说，“你要想想足球场上需要的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和传球，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才能射进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是一场比赛也不过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坐落在城里唯一一个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散步的地方，紧挨俯瞰着港口的悬崖。第二天，朗贝尔第一个来到约会地点，仔细地把烈士名单读了一遍。几分钟之后，两个男人往这边靠近，冷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手肘支在散步场的栏杆上，看起来好像完全沉浸在对空无一人的港口的凝视当中。他们两个的身高差不多，都穿着蓝色长裤和短袖的海军针织衫。记者走远了一点坐到一张长椅上，悠闲地看着他们。他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可能还不到二十岁。这时，他看到冈萨雷斯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着，把朗贝尔带到两个年轻人旁边，并向他介绍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另一个叫路易。他们从脸上看起来很像，朗贝尔觉得他们是一对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你们也互相认识了。剩下就要把事情安排好。”
马塞尔或者是路易说他们的轮岗在两天之后，这将持续一个星期，而且他们要找出最合适的那一天。他们总共会有四个人一起在东城门站岗，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他们可以想办法弄点事把他们支走。但是他们不确定的是这要增加点费用。但是有几个晚上那两个军人回到一个他们熟悉的酒吧后厅打发晚上的一段时间。马塞尔或是路易于是向朗贝尔建议住到他们在城门附近的家里去，并等着他们来找他。到了那时过城门就是轻而易举了。但是要抓紧时间，因为有人说不久城里就要加设双倍的岗哨。
朗贝尔表示同意，把口袋里最后的几支烟递给他们。他们当中还没说话的那个这时问冈萨雷斯费用的问题谈好没有，还有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收款。
“不行，”冈萨雷斯说，“这不要紧，这是位朋友。只要一出去，费用自然就弄好了。”
他们约定再碰一次面。冈萨雷斯建议后天到西班牙餐馆一起吃晚饭。那时，他们就可以直接回哨兵的家里。
“第一个晚上，”他对朗贝尔说，“我会和你呆在一起。”
第二天，朗贝尔正走回房间，在酒店楼梯上碰见了塔鲁。
“我要去见里厄。”塔鲁说：“你想过去么？”
“我一直不敢确定会不会打扰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会说。
“我想不会的，他经常谈到你。”
记者思索着。
“请你听着。”他说，“如果你们晚饭后有时间，或者更晚也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一起来酒店的酒吧一趟？”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尽管已经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大概有三十个左右的人挤在里面，高声说着话。刚从瘟疫之城的寂静中走出来，两个来客停下来，有点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他们就知道了里面的人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一端，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围了上去，塔鲁不动声色地把一个旁边吵闹的客人推得远些。
“你们不是害怕酒精么？”
“不，”塔鲁说，“刚好相反。”
里厄闻了闻他的酒杯里散发出来的苦艾气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很难说话，可是朗贝尔好像是忙着喝酒。医生无法断定他是不是喝醉了。这个狭小的房间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就放着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位海军军官，两只手臂都搂着一个女人，对着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胖子，讲发生在开罗的一场斑疹伤寒的情况：“这是集中营啊，”他说，“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准备的，搭起的帐篷里住着病人，在它们周围，站着一排哨兵，如果病人的家属偷送药方进去给病人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可是毫不留情的，但做得对。”另外一张桌子上围着一群装束入时的年轻人，谈话的内容听不懂，他们的声音淹没在从搁置在高处的一架点唱机里播放出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事情办得怎么样？”里厄提高嗓门说。
“就在最近，”朗贝尔说，“可能是下个星期。”
“真遗憾。”塔鲁喊道。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哦，”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你呆在这里对我们会有帮助。但至于我，我非常理解你想离开这的急切心情。”
塔鲁又给他来了一杯。朗贝尔从他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对着塔鲁。
“我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手里的酒杯，“你可以去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
朗贝尔又露出了他一贯的犹豫不决的态度，重新爬上高凳。
“难道在你看来这个卫生防疫组织没有用处么？”刚喝了一杯的塔鲁说，眼睛盯着朗贝尔。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又喝了一杯。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他现在可以肯定朗贝尔确实喝醉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的时候，他从一小撮人群中穿过，他们正在往入口处搬凳子，想领略一下热气刚刚退去，绿树成荫，晚霞金黄的傍晚景色。他们抽的烟叶散发出呛人的气味。而餐馆里面却寥寥几人。朗贝尔坐到房间尽头的他第一次碰见冈萨雷斯的那张桌子。他告诉服务员他在等人。现在已经十九点三十分了。渐渐地，门口的那群人也陆续回到房间里坐下吃饭。服务员开始忙着招待他们。低矮的屋顶下是一片餐具碰撞发出的噪音和低沉的说话声。到了二十点，朗贝尔还等在那里。房间里的灯打开了，几个新进来的客人坐到了他的那张桌子。他点了晚餐。二十点三十分，他还是没有看见冈萨雷斯，也没见那两个年轻人。他抽起烟来。房间里的人也慢慢走光了。外面的夜幕很快降临了。温热的海风轻轻地吹动落地窗的帘子。到了二十一点时，朗贝尔看到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服务员也惊奇地盯着他看。他结账离开了。餐馆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开着门。于是朗贝尔坐到咖啡馆的柜台那，观察着餐馆的入口。二十一点三十分，他起身回酒店，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怎么找到冈萨雷斯，他又不知道他的地址，一想到一切步骤都要重头再来时，他就感到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他看到呼啸而过的救护车穿过黑夜，想到——正如他跟里厄医生说的那样——这段时间里因为专心于寻找打开把他们隔开的那堵墙的门路，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忘了他的女人。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压抑在他心底的所有声音，又重新回响在他的渴望之中，伴随着一阵突然爆发出来的悲伤。为了逃离这种难以忍受的但又挥之不去的，吞噬着他的时间的灼痛，他开始向酒店跑去。
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去找了里厄，想向他打听怎么找到科塔尔。
“余下我要做的一切，就是重新开始这一系列的步骤。”
“明天晚上来吧，”里厄说，“塔鲁要我把科塔尔也邀请进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明天十点会过来。你十点半的时候过来就行。”
第二天当科塔尔到达里厄诊所的时候，塔鲁和里厄正在谈论一个里厄照顾的病人中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治愈病例。
“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塔鲁说。
“要我说，”科塔尔说，“他得的根本就不是鼠疫。”
他们向他保证里厄检查到的病人得的就是这种病。
“他被治愈是不可能的。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这一点，鼠疫不会放过任何人。”
“一般来说是没有，”里厄说，“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惊喜的。”
科塔尔笑了起来。
“看来没有。你们听到今天晚上的统计数字了么？”
塔鲁一边带着亲切的眼光看着这位享受年金的人，一边说他已经知道数字了，疫情仍然很危急，但是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还要采取更加特殊的措施。
“啊，你们不是已经在做了么？”
“不错，但这要求每个人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
科塔尔不理解似地看着塔鲁。塔鲁说大多人仍然没有行动起来，因为疫病是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要负起他的责任。志愿者组织向所有人开放。
“这个想法不错。”科塔尔说，“但是一点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语调说：“这个我们试过了才会知道。”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抄写卡片。塔鲁一直盯着这个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的领年金的人。
“科塔尔先生，为什么你不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呢？”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把他的圆礼帽拿在手里：
“这可不是我干的活。”
然后他又用一种顶撞的口气说：
“另外，我发觉我自己在鼠疫中过得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插手去阻止它。”
塔鲁敲着自己的额头，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
“啊，原来是我忘了，要是没有鼠疫，你就会被拘捕。”
科塔尔惊了一下，用手抓住椅子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里厄停下了笔，带着一种既严肃又有趣的表情看着他。
“谁告诉你的？”这位年金享受者叫起来。
塔鲁露出惊奇的神色说到：
“不是你自己么！至少医生和我都是这么理解的。”
这时因为处于了狂怒之中，科塔尔说话也含糊不清了，很难听懂。
“请不要激动。”塔鲁接着说：“我和医生都不会去揭发你的。你的事与我们无关。再说了，我们也都不喜欢招惹警察。好了，请坐吧。”
这位享受年金的人看了看椅子，犹豫一会还是坐下了。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他承认道，“而他们偏要重提。我以为人们都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要随叫随到。我知道最后他们肯定会把我抓起来的。”
“这件事严重么？”塔鲁问。
“这要看你想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谋杀案。”
“监禁或劳役？”
科塔尔看起来非常沮丧。
“监禁，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
但是过了一会，他有激动地说。
“这是个错误。所有人都会犯错。但是一想到我要因为这件事而被带走，离开我的屋子，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一切，我真的受不了。”
“原来是这样。”塔鲁问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自寻短见的原因么？”
“是的，当然这是件蠢事。”
里厄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他告诉科塔尔他理解他心中的不安，但是也许凡事都能解决。
“是的。现在，我就知道我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看得出来。”塔鲁说，“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
另一个人，转着手中的帽子，抬起头，用一种恍惚的眼神望着塔鲁：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会。但至少不要故意使病菌蔓延开来。”塔鲁笑着说。
科塔尔反抗说他也不希望鼠疫发生，但它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如果现在它达到这种程度这也不是他的错。当朗贝尔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这个享受年金的人提高了声音接着说：
“另外，我觉得你们是在白费力气。”
朗贝尔得知了科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只知道他们会回那家小咖啡馆。他们可以定在明天再见面。因为里厄也说很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朗贝尔就邀请他和塔鲁一起在周末不管哪个时间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去了那家小咖啡馆，留了口信给冈萨雷斯说晚上见面，或者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改在明天。晚上，他们等他没来。第二天，冈萨雷斯才出现。他一言不发地听完朗贝尔的事。他说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得到消息说为了住宅搜查，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禁止进入整个街区。所以大概是因为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年轻人没有通过关卡。所有事情都要等通知了拉乌尔再说。当然这要等到后天才行。
“我知道，”朗贝尔说，“要重头开始。”
后天拉乌尔肯定了冈萨雷斯的假设。下街区确实被封锁了。需要重新联系冈萨雷斯。两天之后，朗贝尔和这个足球运动员一起吃午饭。
“太蠢了，”他说，“我们应该约定一个重新见面的方式。”
这也是朗贝尔的想法。
“明天早上，我们就去那两个小子家里，我们尽量把所有事都安排好。”
第二天，那两个小子没在家里。他们留口信要求他们明天中午到中学的操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来时碰见了塔鲁，他的表情让塔鲁很吃惊。
“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么？”塔鲁问他。
“又要重新开始。”朗贝尔说。
然后他又邀请了他们：“晚上你们过来吧。”
到了晚上，当他们两个人走进朗贝尔房间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他起来，倒了几杯他已经准备好的酒。里厄拿着自己的酒杯，问他事情是不是顺利。记者说他已经全部重新开始了，现在已经到了同前面一样的那个步骤，不久他们要见最后一次面。他喝了一杯接着说：
“自然，他们还是没有来。”
“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定什么规矩。”塔鲁说。
“你还没有明白。”朗贝尔说着，同时耸了耸肩。
“因为什么？”
“鼠疫。”
“原来。”里厄说。
“不，你们不明白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朗贝尔走到房间的一角，打开一台小型的留声机。
“这是哪张唱片？”塔鲁问，“我好像听过。”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唱片听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两下火枪声。
“打了一只狗，或是有人逃跑。”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唱完了，一辆救护车的呼啸声也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经过酒店房间的窗前，然后声音又渐渐变小，直到最后消失。
“这张唱片不算奇怪，”朗贝尔，“今天我已经听了十几遍了。”
“你这么喜欢它么？”
“不，但我只有这么一张唱片。”
停顿了一会儿，朗贝尔才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重新开始要怎么做。”
他询问里厄防疫组织是怎么工作的。组织里有五支分队在工作。我们希望再组织更多的分队。记者坐到了床沿，低头看着指甲。里厄端详着他矮小但强壮的身躯，走道他的床边。他发现朗贝尔也看了他一眼。
“医生，你了解，”他说，“我考虑过加入你们的组织。但现在我没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我有我的原因。另外，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站在哪一边？”塔鲁问。
“战败者的一边。但从那以后，我思考过。”
“思考什么？”塔鲁问。
“关于勇气。现在我知道一个人能够有大作为。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一种高尚的情感的话，我就不会对此感兴趣。”
“人们都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塔鲁说。
“并不是这样。他们无法承受长期的痛苦，或者感受长期的幸福。所以他们不能作任何有价值的事。”
他看着另外两个，接着说：
“塔鲁，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能为爱而死么？”
“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好像不会。”
“问题就在这。你可以为理想而死，这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我，我见过很多人为理想而死。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英雄主义，我明白这很容易办到，我认识到这也是致命的。而我所感兴趣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所爱而活着，而死去。”
里厄仔细地听着记者的话。他亲切的说到，眼睛没有离开他的身上：
“朗贝尔，人不是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人从床上跳起来，脸上燃起了激情。
“人就是一种概念，一旦背叛了爱情，人就成了一种极短的概念。恰恰是现在，我们不再能够有爱了。医生，接受吧。等待未来，如果真有可能，等待全体的解救，而不要去逞英雄。我，我是不会更近一步了。”
里厄站起身来，带着一种突然的疲倦的神情。
“你说得很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你放弃你要做的事的意图，在我看来你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要对你说明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可能这种想法显得可笑，但是抵抗鼠疫的唯一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露出严肃的表情说道。
“我也不清楚它的普遍意义是什么。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是它支持着我的工作。”
“是么，”朗贝尔愤怒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我的爱情，也许我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
“不，你没有做错。”
朗贝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两个，我猜你们所做的一切并不会让你们失去什么。所以你们更容易站在好的一边。”
里厄喝完了杯子里的酒。
“走，”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做。”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出去的时候好像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来对记者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里厄妻子住在几千里之外的疗养院里么？”
朗贝尔做出了一个吃惊的动作，但是这时塔鲁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第一时间，朗贝尔给医生打了电话。
“在我找到方法离开这座城市之前，你能同意我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好的，朗贝尔，我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