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那么，星期六垂暮时分沃兰德和他的几个随从离开首都，消失在麻雀山上之后，莫斯科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市到处流传着各种荒唐透顶的谣言，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外省，甚至传到了一些极其偏僻的地方——这些都不必细说。至于谣言的内容，当然，更是不屑一提了。

有一次，以上这些真实记载的执笔者本人在去菲奥多西亚[1]的火车上，就亲耳听到过有人这样讲：莫斯科有两千名观众从剧场出来时是不折不扣的一丝不挂，他们只好迅速钻进出租汽车回家。

牛乳供应站前的长队里、电车里、商店里、家中、厨房的炉旁、长途和短途火车里、大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别墅中、海滨浴场上……到处都能听到关于“闹鬼……”的窃窃私语。

那些觉悟最高和最有文化的人，当然是绝不会参与这类有关魔鬼大闹莫斯科的荒唐议论的，他们对此只是一笑置之，有人甚至还尽量开导传播这类闲话的人。但是，俗话说得好，“事实终归是事实”，对事实不作出解释，而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这无论如何也行不通，因为毕竟有人到过莫斯科嘛！单单是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留下的那堆灰烬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何况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件事呢？

所以，有文化的人都与侦查当局持相同观点：这不过是一群技艺超群的催眠术施术者和能够腹语的匪徒搞的鬼把戏。

当然，为了缉拿这帮匪徒归案，不仅在莫斯科城内，甚至直到市外远郊区，都迅速果断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非常遗憾，一切措施都未奏效。自称为沃兰德的人及其一伙完全销声匿迹，不仅再没有回到莫斯科，而且再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新露面或有所表现。自然，可以设想这帮家伙是潜逃到国外去了，可又没听说他们在国外闹什么名堂。

沃兰德案件的侦破工作持续了很久，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事闹得很凶啊！姑且不说烧毁了四所房子并使数百人精神失常吧，还有几桩人命案呢！其中两条人命是确凿无疑的，一个是柏辽兹，另一个是外宾旅游局那个向外国游客介绍莫斯科名胜古迹的不幸的职员、前男爵麦格尔。这两个人毕竟是被害死了！其中，被焚毁的麦格尔遗骨是在扑灭了花园街第50号住宅的火灾后才发现的。是啊，有人死了啊！人命关天，怎么能不调查！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牺牲品呢。而且是在沃兰德等人离开莫斯科后出现的牺牲品，说来叫人伤心，这是一些黑猫。

在全国各地大约有一百只这种安静、平和、忠于人类、对人类有益的小动物被射杀或用别的方法弄死。在若干城市中还有十五六只黑猫被送进民警局，其中有的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例如，在阿尔玛维尔市[2]就有这样一只毫无罪过的小动物被一位公民捆住两只前腿送进了民警局。

这位公民忽然发现一只小黑猫有些贼头贼脑。（唉，猫的长相本来就是这种样子，有什么办法呢？猫显得贼头贼脑并不是因为它们做了什么亏心事，是因为它们害怕比自己更强大的动物——例如，狗或者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加害于它们，或者欺负它们，而且这种事也的确时有发生，我对你说吧，尽管这种事并不怎么光彩。是的，一点也不光彩！）于是，这位公民趁小黑猫鬼鬼祟祟地不知为什么正要扑向一丛牛蒡的时候，一下子扑上去，把小黑猫逮住了，随即急忙扯下自己的领带绑住它的前腿，一边还恶狠狠地威胁说：

“啊，这么说，你现在光顾我们阿尔玛维尔了，施行催眠术的先生？哼，我们可不怕你！告诉你，别装哑巴！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啦！”

他牵着前腿被绿领带绑住的可怜的小动物，不住地轻轻踢着它，强迫它后腿直立行走，嘴里喊叫着：

“告诉你，别装蒜！少来这一套！不灵！好好给我像大家一样走路！”一大群孩子吹着口哨跟在这位公民身后。

小黑猫只是痛苦地不住把眼睛向上翻。造物主没有赋予它语言能力，它无法为自己辩解呀。后来，多亏了民警局，还有闻讯赶来的一位可敬的寡居老太太——小猫的女主人，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才终于得救。原来小黑猫刚被“扭送”到民警局，人们就发现这位抓猫的公民嘴里有股子浓烈的酒味，因而对他提供的证词表现了理所当然的怀疑。这时，老太太听邻居说她的小猫被人抓走了，便放下一切，及时赶到了民警局。她为这只猫做了个极好的“鉴定”，并说从它还是猫仔时她就了解它，至今五年了，她可以像为自己担保那样为它担保，说它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从来没去过莫斯科。它生在阿尔玛维尔，长在阿尔玛维尔，也是在这阿尔玛维尔学会逮老鼠的。

小黑猫终于被松了绑，回到了女主人身边。不过，它确实吃了点苦头，亲身体验了人们的错误和诬陷意味着什么。

除黑猫外，还有个别公民因为姓氏可疑而遇到了些麻烦，有些人甚至遭到逮捕。例如，列宁格勒市的沃尔曼和沃尔彼尔两个人，萨拉托夫、基辅和哈尔科夫三市的三个姓沃洛金内的人，喀山市有个姓沃洛赫的人等等，都曾被拘留。而在平兹市，则不知为什么把个姓维茨凯维奇的化学博士也给抓进去了……不错，这个人倒是长得相当高，而且也是黑头发。

另外，各地共有九名姓卡罗维内的人、四名姓卡罗夫金和两名姓卡罗瓦耶维的人被抓进民警局。

在别尔戈罗德车站，有一位公民从开往黑海海滨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火车上被绑下去，原因是他在火车上竟异想天开地用扑克牌变戏法逗其他旅客开心。

在雅罗斯拉夫尔市一家大餐厅里，恰好在许多人用午餐的时候，有个人拿着个刚从修理铺取回的汽油炉走进来。两个看门人一见他便抛下自己的岗位，跑出了存衣室，所有顾客和服务员也都跟着跑出去了。这时，收款处的现金收入全部不翼而飞了。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许多，谁能记得清！总之，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

我们应该再一次为侦缉机关说句公道话。他们不仅为捉拿肇事者做了最大努力，而且对罪犯们制造的各种现象尽其可能做出了解释。结果，一切现象不仅都得到了解释，而且这些解释还应该说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

侦缉机关的代表和一些经验丰富的心理学专家一致确定：这个犯罪团伙的几个成员，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当然是卡罗维夫）具有非凡的施行催眠术的本领，他们能够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地点产生错觉，觉得自己不在自己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在别处。这些家伙还能使人们感到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存在着某些人和物，或者相反，使某些实际存在的人或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经过这样一番解释，一切便完全清楚了。甚至那件最使人们激动的、似乎根本无法解释的事——发生在第50号住宅中的射击失灵现象，也可以解释了：实际上，吊灯上根本没有什么黑猫，更谈不到有人拒捕和用勃朗宁手枪回击问题——人们只是在对空射击。而人们觉得吊灯上有只猫在打枪，那不过是卡罗维夫施行的催眠术，当时卡罗维夫也许正站在射击者们的背后欣赏着自己那超群的，但却被用于罪恶目的的绝技呢。后来浇汽油烧房子的当然也是他。

斯乔帕·利霍捷耶夫当然没有飞到什么雅尔塔去（这种事甚至卡罗维夫也未必能办到），更没有从雅尔塔往莫斯科拍什么电报。他一直待在家里，好好地待在珠宝商遗孀的故居。不过是卡罗维夫进来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让他看到一只拿着叉子吃醋渍蘑菇的黑猫，他吓得晕倒在地，一直躺在地板上，后来卡罗维夫又嘲弄地给他戴上一顶呢帽，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机场。而在这之前，卡罗维夫已经用催眠术使去机场等候斯乔帕的刑事侦缉人员相信，斯乔帕一定会从塞瓦斯托波尔飞来的飞机里走下来。

不错，雅尔塔的刑事侦缉局倒是肯定他们确实收容过一个赤脚的斯乔帕，而且为此事往莫斯科拍过电报，但在档案里却找不到这些电报的底稿。因此，只好做出这样一个可悲的，但却是无可辩驳的结论：这伙施行催眠术的匪徒掌握了在极远距离施术的绝技，而且不仅能对个别人施术，还能同时对一群人施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能使一些意志最坚强和心理状态最健全的人发疯。

至于站在舞台上往池座观众口袋里装一副扑克牌，或者使妇女服装失踪，让小圆帽发出猫叫声之类的小玩意儿，那更是信手拈来，根本不在这帮人的话下！这类小玩意儿，包括摘掉报幕员的人头这类魔术，连掌握一般催眠术的职业魔术师都能表演。会说话的猫更是小事一桩，要想在舞台上向观众提供这样一只猫，只要掌握腹语的基本要领就可以了，而卡罗维夫的本领远远超过腹语基本要领，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

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几副扑克牌或出现在房产合作社主任博索伊公事包里的几封假信。这些事都无足轻重。重要问题在于：正是这个卡罗维夫使柏辽兹丧生在电车轮下，使可怜的诗人伊万·无家汉精神错乱的；他使伊万产生幻觉，在噩梦中看到古代耶路撒冷城，看到炽热的太阳烧灼的秃山顶上有三个绑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正是这个卡罗维夫把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和她家的女佣娜塔莎从莫斯科劫走了。这里顺便提一下，侦缉机关对这件事特别注意，因为必须查清：两位妇女究竟是这伙杀人纵火犯强行劫走的，还是她们自愿跟罪犯逃跑的？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作的荒谬而混乱的证词，鉴于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给丈夫留过一张奇怪的、无法理解的字条说她要去当魔女，又考虑到娜塔莎逃走时留下了全部衣物，侦缉机关得出的结论是：女主人及其女佣，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催眠术作用下被那伙人劫持走的。另外，还有这样一种看法（很可能这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两位妇女的美色吸引了那伙罪犯。

但是，只有一点侦缉机关还完全不能理解：这帮匪徒把一个自称为大师的精神病患者从医院里劫走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始终未能查清这一点，而且到底也没有确定那个被劫走的病人的真实姓名。因此，那个病人也就带着“1号楼第118号”这个“谥号”永远消失了。

这样，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侦查工作便也就此结束。一切事情总要有个终结嘛！

几年过去了。沃兰德、卡罗维夫及其他人和许多事情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渐渐淡漠了。许多曾吃到沃兰德一伙的苦头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各种变化。不管这些变化多么微小，多么无关紧要，总还是应该提一提的。

先说乔治·孟加拉斯基的情况吧。他在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月后痊愈出院，但他不得不辞去瓦列特剧院报幕员的工作，而且是在人们对魔术表演及披露内幕记忆犹新，剧院最上座，观众蜂拥而至的演出旺季辞去这一工作的。孟加拉斯基离开剧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明白：每天晚上在两千名观众面前抛头露面，必定会被认出来，观众无疑会经常冷嘲热讽地问他：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有自己的脑袋好，还是没有自己的脑袋好？……这太叫人难堪了。

再说，一个报幕员必须经常保持一种乐陶陶的快活劲儿，而他孟加拉斯基现在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这种气质。他有一种痛苦的、很令人不快的后遗症——每逢春季月圆时他就感到心里惶惶不安，时而突然抱住自己的脖子，心惊胆战地回头张望，哭泣。不错，这种症状发作一阵后便自然消失了，但有了这种后遗症总是不宜重操旧业的。于是他只好辞去工作，深居简出，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按他个人比较保守的估计，他的积蓄应该够他花十五年的。

孟加拉斯基离开了剧院，从此便再没见过瓦列奴哈。而在这期间瓦列奴哈却成了个很受群众欢迎的人，因为他变得态度谦虚、有求必应了。这种作风甚至在所有剧院的行政领导中都很少见。例如，那些经常索要免费入场券的人简直把他称为“慈父”。不论什么时间，不论谁往瓦列特剧院挂电话，都会听到一个温和又有点感伤的声音说：“喂，请你讲吧。”而当对方提出要找瓦列奴哈时，他便会用同样的声音马上回答：“我就是，愿意为你效劳！”不过，瓦列奴哈这种客气态度也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斯乔帕·利霍捷耶夫当然再也没有使用过瓦列特剧院经理室那部电话。他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出院后马上被调到罗斯托夫市当了一家大食品商店的经理。据人们传说，他现在完全不再喝波尔图葡萄酒了，只喝用醋栗的幼芽浸过的伏特加，因而身体比以前强壮得多了。据说他现在变得寡言少语，尽量避免跟女人打交道。

撤销利霍捷耶夫瓦列特剧院经理职务并没有给里姆斯基带来他幻想多年的快乐。里姆斯基经过一段医院治疗后，又去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从疗养院回来后，这位老态龙钟、脑袋不住摇动的财务协理便向瓦列特剧院提出了辞呈。有趣的是这辞呈是由他的夫人送到剧院的，因为里姆斯基本人连白天到剧院去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洒满月光的破玻璃窗和从窗外伸进一只长胳膊来够窗子插销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财务协理从瓦列特剧院调到了莫斯科河南岸一家儿童木偶剧院。他如今无须再因工作问题同阿尔卡季·仙普列亚罗夫打交道了，因为仙普列亚罗夫一下子被调到了遥远的勃良斯克市，当了那里的蘑菇采购站主任。这几年莫斯科人能吃到鲜美的腌黄蘑和醋渍白蘑，人人赞不绝口，因此大家都认为把仙普列亚罗夫调到那里是十分明智的。至于过去那项工作，也可以说是仙普列亚罗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未能做出成绩的那项音响学方面的工作，现在仍然是老样子。

放下仙普列亚罗夫不提，还有一个人也和剧院完全断绝了关系，这就是尼卡诺尔·博索伊，尽管他除了爱好免费入场券之外，实际上与戏剧界未曾有过什么关系。如今尼卡诺尔·博索伊非但自己不再买票去剧院，即使给他赠送票他也一概拒绝，甚至达到了“谈剧色变”的程度。他现在恨剧院，而且还十分憎恨诗人普希金和那位有才华的演员库罗列索夫，尤其对库罗列索夫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所以去年，当他看到报上一则用黑边框起来的讣告，说是库罗列索夫“在风华正茂、方可大展宏图之年不幸因脑溢血逝世”时，竟高兴得喊叫起来：“活该！活该！”他过于激动，血往头上冲，脸涨成紫红色，自己险些追随库罗列索夫而去。不仅如此，由于这位小有名气的演员之死在博索伊脑海里搅起了许多沉痛的回忆，他当天晚上独自伴着那轮给花园大街洒满银辉的满月喝了个酩酊大醉。每喝下一杯，他脑海里的可憎人物的行列便增加一个可恶嘴脸，这里面有：倒卖外币的谢尔盖·敦奇尔、妖艳的伊达·盖尔库拉诺夫娜、喂养着几只斗鹅的红头发汉子和爱说大实话的尼古拉·卡纳夫金。

那么，这些人又都怎么样了呢？对不起！这些人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同样，根本没有过那么个大剧场和主持那次“节目”的和蔼可亲的演员，也没有过那么个把外币藏在地窖里烂掉的吝啬鬼波罗霍夫尼科娃姨妈。当然也没有过什么金喇叭和蛮横无理的炊事员。这些本来都是尼卡诺尔在卡罗维夫的催眠术作用下梦见的。当时闯入尼卡诺尔梦境的唯一活人就是库罗列索夫，而他之所以进入梦境是因为电台经常播放他的唱段，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尼卡诺尔的脑海里。这个人的确存在过，其他人则根本没有存在过。

这么说，或许阿洛伊吉·莫加雷奇也没有存在过吧？噢，不！莫加雷奇不仅当时确有其人，而且至今仍然健在。他现在恰巧担任着里姆斯基辞去的那个职务——瓦列特剧院的财务协理。

那天夜间阿洛伊吉·莫加雷奇离开沃兰德的下榻处之后，大约过了一昼夜，忽然在维亚特卡车站附近的一列火车上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在神情恍惚中不知怎么乘上火车离开了莫斯科，上车时不仅忘了穿长裤，还不知为什么把房产主的、自己完全用不着的户口本偷了来。他付出了相当数目的一笔钱才好歹从列车员手里买到一条汗渍斑斑的旧长裤，急忙在维亚特卡车站下了车，又乘车返回了莫斯科。可是，唉，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住处了——房产主那所破旧小楼惨遭火灾，已经荡然无存了。然而，阿洛伊吉·莫加雷奇果然非常精明强干：两星期后他又住进了勃留索夫胡同一间很漂亮的屋子，几个月后，就登上了里姆斯基的宝座。从前是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因为经理斯乔帕而受苦，现在轮到总务协理瓦列奴哈因为财务协理阿洛伊吉而受罪了。如今瓦列奴哈也是只有一个愿望：尽快把这个阿洛伊吉从剧院搞走，永远别再看到他。据说，瓦列奴哈在自己一伙人中时常偷偷散布说：“一辈子没见过阿洛伊吉这样的坏蛋，这种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

其实，这或许是总务协理的偏见。倒也并未发现阿洛伊吉有什么新的劣迹，而且，总的说来，剧院里一直是平安无事的，无非是餐厅管理员索克夫的职务由另一个人接替了。安德烈·福基奇·索克夫确实死于肝癌，而且的确是在沃兰德光顾莫斯科大约九个月之后死在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是啊，几年过去了，本书所真实地描述的一些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起来，开始消失。然而，绝非所有人都如此！绝非所有人都如此！

每年春天，每逢节日月圆的日子，傍晚时分便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出现在莫斯科牧首湖畔的椴树下面，他有一头棕黄色头发，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穿着很朴素。这就是从前的诗人无家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现在他当了教授，在历史和哲学研究所搞研究。

每次来到椴树下，波内列夫一定要坐到当年那天晚上他坐过的长椅上，就是在那天晚上，现在久已被人遗忘的柏辽兹生平最后一次看到了变成金碎片的月亮。

如今，这月亮是圆的，整的，初升时显得苍白，然后便变成黄色，上面仿佛还有一匹神马的模糊形象。月亮在前诗人伊万的头上慢慢飘移，同时又停在高空中不动。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全都明白，他全都知道，全都记得。他记得自己年轻时当过罪恶的催眠术家的牺牲品，后来经过治疗痊愈了。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有时很难控制自己。比如，每逢春天月亮快圆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了。随着月亮一天天变圆，随着这曾经高悬在耶路撒冷的“五烛明灯”上空的月亮渐渐变大，变成金黄色，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也就越感到心情激荡，烦躁不安，食欲不振，睡眠不佳——他在等待着满月的出现。到了月圆这一天，那就不论什么事都无法把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留在家里了——他傍晚时分必然离开家，到牧首湖畔来。

他坐在长椅上。他毫无顾忌地自言自语，吸烟。一会儿眯起眼睛看看圆圆的月亮，一会儿又看看公园出口处那个引起他许多回忆的转门。

伊万这样在长椅上度过一两个小时后，便站起来，张大两只木然无神、视而不见的眼睛走开了。他总是走同一条路线——穿过斯皮里多诺夫卡广场，走进阿尔巴特大街旁的那条小巷。

他经过那家卖石油的铺子，在斜挂着一盏旧瓦斯路灯的街角拐个弯，悄悄走近一个栅栏门。他看到：虽然门内的小花园尚未披起绿装，却还是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园中央有座哥特式小楼，它的一面很暗，另一面有个突出在墙外的三扇窗的玻璃晒亭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

教授并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他引到这里来的，他也不知道小楼里住的什么人。但他却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月圆之夜，他不到这里来是不行的，他绝对按捺不住自己。他还清楚地知道：在栅栏门内的小花园里，他无疑还将看到同往年一样的景象。

他将看到长椅上坐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蓄着胡须，颇有风度，戴着夹鼻眼镜，脸型略微有点像猪。伊万会看到独院的这位住户照例以同样充满幻想的姿势坐在长椅上凝望着月亮。伊万还知道：他赏一会儿月之后，必定把目光转向小楼上的玻璃晒亭，盯着它，仿佛在等待那窗子会马上打开，窗户上会出现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以后的事伊万也知道得很清楚，甚至能背下来。只要在栅栏外面藏好，他不久便能看到那长椅上的人会不安地转动起脑袋来，眼睛滴溜溜乱转，像在半空中搜寻什么，还会欣喜若狂地大笑，然后，他仿佛忧伤地想起了什么甜蜜的往事，会突然举起两手一拍，接着用相当大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说：

“我的维纳斯！维纳斯！……唉，我真傻！……”

这时，藏在栅栏外面、一直用燃烧般的眼睛盯住院内神秘人物的伊万，便也会小声自言自语起来：

“诸神啊！诸位神明！看来他也是这轮满月的受害者……是的，也是个牺牲品，和我一样。”

这时，只听坐在院内长椅上的那人继续说：

“嗨，我真傻！我为什么不跟她飞走呢？为什么？！我这头笨驴究竟怕的是什么？！弄到了一纸证明！嗨，如今你就受着吧，老笨蛋！”

这种情景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楼下背阴面的窗户砰的一声打开，窗口处出现一个发白的东西，传过来一个女人的讨厌的声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在哪儿啊？又在异想天开了吧？当心得疟疾！快回家来喝茶吧！”

于是，当然，坐在长椅上的人便会清醒过来，虚情假意地回答说：

“我想在这儿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新鲜空气，我的心肝！这儿的空气好极了！”

他说着便站起身，偷偷举起拳头朝楼下那扇正在关上的窗子威胁两下，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楼内走去。

“他在说谎，说谎！啊，诸位神明，他多会说谎啊！”伊万慢慢地从栅栏旁边走开，一边小声自言自语，“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空气把他引到院里来的，一定是他能够在春季的月圆之夜，在月亮上，在这小院的花园里，在空中，看到什么东西。啊，我多么希望了解他这一秘密啊，为此我宁愿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希望能了解他所失掉的、现在又徒劳无益地在空中摸索、徒然在寻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维纳斯？”

波内列夫教授回到家中时已经完全是个病人了。他妻子和往常一样佯作不知，催他尽快上床休息。但她自己却不上床，而是拿起一本书来坐在他床边的灯下，痛苦地看着丈夫慢慢睡去。她知道，黎明时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一醒来便会大喊一声，然后痛哭流涕，显得焦躁不安。因此，现在她面前的桌布上摆着事先准备好的、包在消毒纱布里的注射器，还有一小瓶浓茶色的针剂。

把自己和一个重病人拴在一起的这个可怜的妇女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她现在可以放心地睡下了。而处于睡梦中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脸上这时则露出幸福的笑容：他正做着一些她所无法理解的、庄严而神圣的、幸福的梦。

满月之夜过去后，使教授大喊一声醒过来的每每都是同样一个梦境：他梦见一个没有鼻子的、长相奇丑的刽子手跳到十字架前，“嘿”的一声喊，用长矛朝着绑在十字架上失去理智的赫斯塔斯的心窝刺去。不过，与其说是那刽子手可怕，毋宁说是梦境中那奇特的光线更令人胆寒：它仿佛来自一大片奔腾翻滚的乌云，那乌云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地面压过来，世界像是到了末日。

妻子给他注射过一针之后，伊万的梦境就发生变化了：他看到一条宽阔的月光路从他的床边一直伸向月宫，一个身披血红衬里的白披风的人踏上这条路，朝着圆圆的月亮走去。还有一个年轻人走在他身旁，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脸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们两个人边走边谈，像是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都想争论出个结果来。

“诸神啊，诸位神明！那次行刑多么卑鄙无耻啊！”披着披风的人把他傲慢的脸转向同行的年轻人说，“不过，请你告诉我，”他脸上的傲慢消失，出现了诚心哀求的神情，“根本没有行刑！是不是？我恳求你，说吧，没有行刑，对吗？”

“嗯，当然没有，”同行的年轻人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那是你的幻觉。”

“是这样吗？你能发誓吗？”披着披风的人用讨好的口吻请求说。

“我发誓。”同行人回答，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却在笑。

“那我就别无他求了！”披着披风的人猛然大声喊起来，顺着月光路越走越高，和他的同行者一起朝月亮走去。一只威武而又安详的尖耳朵大狗跟在他们后面。

这时，月光路本身开始沸腾喧嚣，从中涌出一股水来，形成一条月光河，它随即向四方漫溢。高空的满月统治着一切，它在嬉戏，它在舞蹈，它在顽皮地淘气。这时，月光河中忽然凝聚出一位无比秀美的妇女，她挽着一个满脸胡楂、惶惑地四下张望的男人向伊万走过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马上就认出来：他就是那个夜间来访的客人，“第118号”。伊万在梦中向那人伸出双手，急不可耐地问道：

“这么说，就这样结束了？”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学生！”“第118号”回答。同时那妇女走到伊万跟前说：

“当然，是这样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会结束的……来，让我来吻一下你的前额吧，那么，应有的一切你就都会有的。”

她向伊万俯下身来，吻他的额头，伊万迎着她抬起头来，窥探她的眼睛，但她向后退去，向后退去，跟她的伴侣一起离开伊万，走向月宫。

这时月亮发起狂来，它使月光向伊万直泻下来，月光四下飞溅，屋里的月光河开始泛滥，升高，激荡，月光淹没了伊万的床铺。正是在这时候，伊万才在睡梦中露出幸福的笑容。

次日早晨，他醒来后寡言少语，但他的心绪是宁静的，身体是健康的。他那布满创伤的记忆渐渐镇静下来，直到下一次月圆之前，教授便不会再受到任何人的惊扰了。谁都不会来惊扰他，不论是刺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刽子手，还是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

192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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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奥多西亚，苏联克里米亚城市，黑海港口，疗养地。

[2] 苏联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