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风暴聚集
关于阁下近日向罗思柴尔德勋爵发出的关于巴勒斯坦犹大人的宣言，我们满怀敬意地恳请阁下注意，巴勒斯坦是叙利亚 的关键组成部分——哈似心脏是身体的关键所在——不能作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分离。
——1917年11月14日，埃及的叙利亚委员会給英国外交
大臣贝尔福的信[1]
英国当局给叙利亚委员会的答复是：……给贝尔福先生的电报目前不能发送给他们，但英国当局很高兴地看到，在埃及的叙利亚人表达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意见。
——1917年12月17日，威廉•耶鲁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2]
从约旦首都安曼出发向东行进，没有什么养眼的风景。走了几英里之后，安曼的崎岖多山的轮廓就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延绵起伏的沙砾和粗沙的平原。因此，当人们来到深入凄凉沙漠50英里的阿兹拉克要塞的巍峨石墙前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惊异，居然会有这样的所在。在这个辽阔而了无生趣的地域，如此雄壮的要塞、它的3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墙各角上甚至更高的瞭望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
答案当然是水。在古时，这个绿洲是周边近5000平方英里土地的唯一生计来源。罗马人最早注意到了阿兹拉克的战略意义，于2世纪在绿洲旁建造了一座小堡垒。1000年后，萨拉丁的阿尤布帝国建造了屹立至今的巨大石制要塞。甚至在今天，要塞依然俯瞰着与它同名的城镇，但在1917年11月，劳伦斯和他的一小队人马在米尼菲尔袭击火车之后逃到阿兹拉克时，这个居民点只有几座石头小屋，要塞在他们面前一定是如同幽灵般拔地而起。
6月的时候，劳伦斯曾在阿兹拉克觐见过卢阿拉部落的埃米尔——努里•沙拉昂。当时他就注意到，这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地。除了有水和避难处之外，要塞还居高临下，俯视周围所有方向的沙漠地带。劳伦斯在米尼菲尔的袭击之前就把印度机枪组派到了那里，所以他和其他人在11月12日抵达要塞时，机枪已经被安置在了要塞的瞭望塔上，令这个地方几乎固若金汤。这个绿洲非常理想，于是劳伦斯很快决定，将它作为阿拉伯起义向叙利亚腹地进军的前进基地。抵达阿兹拉克一天之内，他就派遣一名信使踏上前往亚喀巴的200英里旅途，请费萨尔开始将他的军队前锋派往北方。
在阿兹拉克安营扎寨还有一个更狡黠的目的。这个居民点是努里•沙拉昂领地的西北边界。尽管费萨尔不断恳求他加入起义阵营，而且劳伦斯自己也在6月求他加入，但沙拉昂仍然骑墙不定，有时悄悄地支援阿拉伯起义军，有时公开与土耳其人做交易。阿兹拉克恰好在卢阿拉腹地和土耳其人控制的叙利亚贸易城镇之间，起义军在这里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他犹豫不决，不肯表明立场，只是因为他在叙利亚有很多财产，”劳伦斯对沙拉昂评论道，“以及他的族人一旦失去了天然的市场，会受到损害。现在，我们住在他的一个主要领地之内，会让他耻于投敌。[3]
在阿兹拉克，劳伦斯的小小队伍很快就不再是一群战士，而变成了临时的建筑队，开始修葺整理要塞，好让即将起程前往此地的更大的部队居住得舒适些。他们修补了坍塌的城墙和坍陷的屋顶，甚至修整了庭院里前一阵子被当作羊圈的小清真寺。起义军抵达的消息传开之后，他们的劳动不时被部落代表团的拜访打断，随后自然是要人摆筵席、欢庆一番。劳伦斯在南塔中修复的警卫室安顿下来，逃脱了这些喧嚣，得到了宜人的休憩。
《智慧的七柱》虽然细节极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被细节淹没了——但劳伦斯在书中对阿兹拉克的描述有些非同寻常之处。整整5页的篇幅中包含了整部回忆录的一些最情真意切的段落，他恋恋不舍地描摹了他在那里的美好时光、他的追随者与访客之间欢乐的同志情谊，还抒情地描述了要塞高墙之外号叫不止但从未被看见过的神秘的豺狼。冬雨开始降下的时候，要塞变成了一座漏水、冷湿的监狱，唯一的慰藉就是裹着羊皮取暖，但在他笔下这些苦痛却有着鲜明的浪漫色彩。“我们躲在那，彻骨冰冷，一动不动，从黑暗的甶天到黑暗，我们的头脑似乎悬空在这些厚重的大墙之内，刺透力很强的雾气流入每一个射击孔，如同白色三角旌旗。过去与未来从我们上方流过，仿佛没有漩涡的河流。我们做着梦，进入这个地方的灵魂；围城战与飨宴、袭击、谋杀、夜间的情歌。”[4]
让这一切更加不寻常的是，劳伦斯在11月在阿兹拉克只待了6天时间，或许只有3天。或许，这个地方在他的脑中产生了田园诗般的浪漫色彩，是由于他刚刚经受的磨难。在上一个月内，自从构想出袭击雅莫科大桥的计划以来，劳伦斯就一直生活在一个阴影之下：他知道自己命悬一线，可能时日无多。在阿兹拉克，那个阴影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或许他的浪漫心绪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抵达阿兹拉克仅仅3天之后，劳伦斯在3个人陪伴下又一次进人沙漠。他们的目的地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镇德拉，在两北方70英里处。在那里，劳伦斯将会经历他在整个战争生涯中最恐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也是最让他的许多传记作者们激烈争论的一场磨难。
11月16日下午，也就是亚伦•亚伦森动身离开伦敦的前夕，他发现自己被骗了——或者说，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这时，他终于收到了哈伊姆•魏茨曼关于他在美国任务的指示。两人在近日对任务作了极其详尽的讨论，亚伦森几乎不需要读这封信。但他还是读了。
魏茨曼对他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闭嘴。他写道：“执行这些复杂的任务需要你避免公开讲话和接受记者采访。为了防止你在压力之下做这些事情，我们按照你的意愿，正式要求你谨言慎行，仅限于业已规定的任务。”为了避免误解，魏茨曼还命令亚伦森“除了通过布兰代斯先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中介之外，不得有任何直接行动，不论是通过演讲还是信函”[5]。
亚伦森读信之后怒火中烧，尤其是因为魏茨曼竟然说，钳制他的言论是他自己的意愿。“这老头不是傻瓜，”他在当夜的日记中恼火地写道，“但我也不是那么天真……每天都能看到魏茨曼的虚伪的新证据。”[6]
向6周前抵达伦敦以来，亚伦森和这位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两人的关系很复杂，植根于互相的尊重和不信任，他们有时把酒言欢，有时却大吵特吵。在魏茨曼伤人自尊的指示信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原因也很简单：几天之内，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戏剧性和意义深远的一些事件。
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贝尔福宣言》，但与此同时还传来捷报，英军在巴勒斯坦进展神速。艾伦比的部队在贝尔谢巴取得突破之后，继续北进，将组织凌乱的土耳其军队驱散。尽管亚伦森还不知道，但就在11月16日这天，英军前锋部队不受阻挡地开进了海滨城市雅法（离他们的出发点有50英里），而其他单位则逼近了耶路撒冷城下的山麓丘陵。让流散全球的犹太人重返祖先家园的梦想原本是那么遥远，甚至只是个理论，但现在却以飞速接近事实。
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事件令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欣喜若狂。全世界的犹太人飞地都向英国外交部发来潮水般的对《贝尔福宣言》的感谢信。这种洋溢的感激之情似乎当即就证实了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在英国政府内部的盟友几个月来一直在宣扬的观点，即如果协约国宣布支持犹太人家园并努力促成其实现，就能贏得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支持。
但这种反应并不是普遍现象，而且其他地方的火热支持令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动声色愈发显得刺眼。到11月中旬，很少有美国报纸提及《贝尔福宣言》——《纽约时报》仅用了三个非常短的段落来报道此事——而许多著名的美国犹太人领导人还没有公开发表意见。最惹人注意的是威尔逊政府的沉默，这让魏茨曼和英国政府特别烦恼，因为他们曾专门为了贏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而重写了宣言的文本，因而导致宣言的发表被推迟。
9月，英国人将宣言的建议稿第一次明确地交给美国人时，伍德罗•威尔逊最亲信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曾告诉英国人，总统顶多只会含糊地对英国一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表示“同情”，而且总统“绝对不会做任何真正的承诺”[7]。英国人随后将宣言最初的激烈言辞冲淡，终于让威尔逊完全支持宣言，但威尔逊仍然有一个主要条件；白宫在10月中旬通知伦敦方面，总统“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在公开宣言时不要提及他的支持，因为他已经做好安排，让美国犹太人请求他支持，然后他才会公开表示支持”[8]。
但是威尔逊的沉默让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事犹豫不决，这就使得总统得以继续保持沉默。亚伦•亚伦森被派往美国，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因为他是许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知己故交。
几天前，英国外交部的一次高级别会议敲定了他的任务的目标。魏茨曼和马克·赛克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亚伦森的使命的确是雄心勃勃。作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的正式联络人，亚伦森的任务是“协助我们的美国组织了解中东的诸多政治与军事事态发展的实际意义”，以及推动“激发犹太复国主义热情、鼓动支持协约国的宣传”，另外，为了推进赛克斯的异想天开的主意（在中东建立犹太人一阿拉伯人一亚美尼亚人的联合），还要努力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力量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力量的团结与联盟”。此外，亚伦森还将担任魏茨曼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领导人——美国最高法庭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之间的正式联络人。[9]
尽管任务艰巨，亚伦森还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任务，并已经通知自己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伙伴们，他马上要来了。这就使得魏茨曼在11月16日指示信对他而言更具侮辱性。
但这么多年来，想让亚伦•亚伦森闭嘴的人很多，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他很快就将魏茨曼的掣肘视为一种挑战，于是在次日就在伦敦的尤斯顿车站登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在那里登上了驶往纽约的“圣保罗”号。
但我们必须要替魏茨曼辩护一下，他努力封住亚伦森的口，并非仅仅是要压制他。魏茨曼知道，亚伦森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结交甚广，但在之前的6周内他和亚伦森接触很多，已经开始为他焦躁冲动的个性感到担忧。考虑到亚伦森到美国实还有个秘密任务，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将会完全控制巴勒斯坦，以及为了安抚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群众对《贝尔福宣言》表达的忧虑，赛克斯和魏茨曼决定，尽快向该地区派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以评估形势。赛克斯尤其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包括美国代表，因为他希望这样世人就会以为威尔逊总统对《贝尔福宣言》以及英国未来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作了默许。但他面对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美国仅仅是对德宣战，威尔逊还明确表示，他绝不愿意卷入何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事务；因此他的政府是否会批准让美国犹太人参加这个委员会是非常存疑的。于是，亚伦森的美国之旅就有了一个秘密任务：让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向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不仅要公开支持《贝尔福宣言》，还要改弦易辙、向土耳其宣战。
但亚伦森抵达美国时，听到了一些令他魂飞魄散的消息。12月1日，在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驻纽约办事处，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他最年幼的弟弟萨姆（他刚刚抵达开罗）的电报。在NILI间谍网被土耳其人摧毁整整两个月后，亚伦森终于得知了这个噩耗。弟弟的电报还讲到了他们的姐妹萨拉、父亲埃弗拉伊姆的死，以及纳曼•贝尔坎德被处决[10]
“牺牲圆满了，”亚伦森在当夜的日记中写道，“我素来知道，最悲惨的不幸还没有到来，但害怕它是一回事，知道所有希望均已破灭却是另一回事。可怜的父亲，可怜的萨拉……她的死最凄惨。”[11
这些噩耗让他对魏茨曼和其他那些在欧洲企图遏制他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愈加怨恨。在两年时间里，亚伦森和他的亲朋好友们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很多人为此拋头颅洒热血，而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人只是开开会、写写小册子而已。12月2日的事情让亚伦森更加准确地把握到了这种反差。就在亚伦森收到阿特利特传来的噩耗的第二天，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一些成员在伦敦的阿尔伯特大厅把酒言欢，庆祝《贝尔福宣言》公开一个月。
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位作家，能够更加精细缜密甚至是充满爱意地描写自己遭到的毒刑拷打。[12]
按照劳伦斯的记述，拷打于11月20日上午开始。3天前，他带领3名护卫离开了阿兹拉克，前去勘察铁路枢纽城镇德拉周边的乡村。现在，他想亲自查看德拉的铁轨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模大样、明目张胆地去看。于是这天早上，劳伦斯和其中一名护卫骑到城北7英里处一段偏僻铁路线上，下了骆驼，然后身披阿拉伯长袍，徒步沿着铁路走进德拉。
一切顺利，但是在经过土耳其军队的一个营地时，这两人引起了一名警觉的军士的注意。军官抓住了劳伦斯，宣布“贝伊（长官）要见你”，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允许劳伦斯的伙伴继续前进。
当天余下时间里，劳伦斯被关押在一间警卫室内，等待觐见贝伊。土耳其人怀疑他是个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他解释说，自己是个切尔卡西亚人（高加索北部的一个山地民族，免于服兵役，并且以肤色白皙、眼珠颜色较浅闻名）。晚上，卫兵把他带去贝伊的房间。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称此人为“纳希”，但他的真名是哈基姆•毛希丁，是德拉当地的总督。
哈基姆命令卫兵退下，将劳伦斯拖到床上，原来是要对他加以性侵。他挣脱开来，总督就叫来卫兵。卫兵将劳伦斯按在床上，开始剥去他的衣服。哈基姆开始动手动脚，直到劳伦斯用膝盖猛击他的腹股沟部。
劳伦斯赤身露体，被卫兵按在床上。暴跳如雷的哈基姆向他扑了过去，既带着热情又夹杂着狂怒，亲吻他，往他身上吐唾沫，咬他的脖子，直到出血，最后捏起他胸前的皮肤，用刺刀穿刺他。根据劳伦斯的说法，贝伊然后命令卫兵“把我带出去，好好教导我”。
随后是一场恐怖的毒刑拷打。劳伦斯被拖进附近的一个房间，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两名卫兵“跪在我的脚腕上，压着我的膝盖内侧，另外两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们咯吱作响，然后将我的手腕和脖子狠狠砸向木凳”。卫兵拿来了一条短鞭，四名卫兵轮流鞭笞劳伦斯的后背和臀部，足足打了几十下，如果不是几百下的话。“最后我完全垮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满意了，”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回忆道，“我不知道怎么的已经离开了长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我舒服地蜷伏在那里，晕头晕脑，喘着粗气，但迷迷糊糊地有点舒服的感觉。”
但他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开始出现了幻觉。负责刑讯的军官凶狠地猛踢他的肋骨，命令他站起来，他却只是漫不经心地抬头向那人微笑。见劳伦斯如此放肆，军官“扬起胳膊，将整个一条鞭子抽向我的腹股沟。我痛得蜷缩起来，喊叫着，或者说，努力去喊叫，却是徒劳无益，张大嘴巴，浑身战栗，却发不出声来。其中一名卫兵快活地咯咯傻笑。一个声音喊道：‘可耻！你把他打死了！’随后又是一记鞭子。一声呼啸，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劳伦斯最后又被拖回到哈基姆的住处，但“他匆匆拒绝了我，因为我遍体鳞伤、浑身血污，不能上他的床”。劳伦斯的苦难终于结朿，他被拖到庭院中，丢到一座棚子处，一名亚美尼亚“包扎员（即男护士）”被叫来为他清创和包扎。然后拷打他的人就这么离开了。
他们会这样离去，只是一系列非同寻常——有些人会说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最终将劳伦斯从他最严酷的折磨中解救了出来。按照他自己的记述，拂晓将至，他攒起全身力气爬起来，探查一下凄凉的周围环境。在附近的一个空房间内，他发现门上挂着“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他穿上衣服，爬出窗户，跳到外面空荡荡的大街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刚刚醒来的城镇，直到将它拋在脑后。恰好有个骑骆驼的商人经过，他甜言蜜语地哄着商人，让他带上自己。劳伦斯坐着骆驼最后来到外围村庄，在那里做好了与阿兹拉克的伙伴会合的安排。他在那里找到了他们。伙伴们先前为他的被俘心急如焚，现在则为他的成功逃生惊异不已。
“我给他们讲了一个贿赂和计谋的欢乐故事，”劳伦斯记述道，“他们许诺不会把这故事说出去，大声嘲笑土耳其人的幼稚。”当天下午，大家骑马踏上了返回阿兹拉克的70英里路程。
以上就是劳伦斯对这个恐怖之日记述的概括，这只是概括，因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用了长达5页的篇幅详细描写自己在德拉遭受的毒刑拷打，跃然纸上，令人毛骨悚然。但如此令人胆寒的细节堆积得如此之多，却给故事遮上了一层迷雾，让人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劳伦斯说“另外两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们咯吱作响”，是说自己的手腕被拧断了吗？他是否遭到了强暴？有好几条委婉的线索似乎说明他遭到了性侵，但也有线索似乎表明并非如此。更令人困惑的是，对他遭受的毒打的详细描写似乎带有一种隐隐的淫秽、窥阴癖的色彩。例如，在写到自己的皮肤被刺刀穿透的时候，劳伦斯是这样描述的：“鲜血颤抖着从我身侧流下，滴到我的大腿前面。哈基姆看上去很满意，用指尖将血抹到我肚子上。”后来，在鞭笞之后，敌人狠踢他的肋骨，他又说这是“一种甜美的温暖，或许带有性的意味，在我体内膨胀起来”。
有鉴于这些精确而极富说服力的细节，劳伦斯的许多传记作家——事实上是大部分人——都做出结论，德拉的事件不可能是像他描述的那样，甚至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简单地说，如果劳伦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在德拉遭受了如此残忍的毒打，又怎么可能轻易逃脱？就算他那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是真的，刚刚手腕还被扭曲得“咯吱作响”的人又怎么能爬出窗户？鞭笞会严重地扰乱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很多受害者在被鞭打30下的几个小时之后都站不稳；劳伦斯被鞭打的数目更多，他怎么能徒步穿过一座敌人控制下的城镇而不被察觉，旋即骑马奔驰70英里？
考虑到劳伦斯随后的行动，他的说法就更让人无法信服了。返回阿兹拉克两天之后，他又动身奔赴亚喀巴。这是骑骆驼要走4天的艰难路程。到了那里之后，他没有向自己的英国战友们提及在德拉遭受的折磨。多年之后，他的几名战友在接受询问时回忆称，劳伦斯回来之后似乎心事重重，其中甚至有人说他“面色苍白，显然心烦意乱”[13]，但没有人说看到他身上有割伤或瘀伤，或者他看上去身体状况不好。事实上，在德拉事件不到3周之后，戴维•霍格思见到了自己的弟子，随后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劳伦斯看上去“比我上次见他时身体更健康”[14]。
《智慧的七柱》中对德拉事件的描述更加令人生疑的是，19个月后，劳伦斯又讲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那是在1919年6月写给军中好友沃尔特•斯特林上校的信中。劳伦斯在列举阿尔及利亚叛徒阿布德•卡德尔的变节罪行时讲到了这件事情。劳伦斯向斯特林解释说，这个阿尔及利亚人不仅破坏了他的雅莫科大桥行动，而且德拉的总督哈基姆•毛希丁之所以能认出他（劳伦斯），“就是因为阿布德•卡德尔对我的描述（我是从哈基姆说的话，以及看押我的卫兵那里得知卡德尔的叛变行为的）。哈基姆是个色欲强烈的鸡奸者，对我有了好感。于是他把我关押到夜间，想占有我。我不肯就范，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才脱身。哈基姆把我送去医院。我的伤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于是在黎明前逃走了。他对这件事情搞得一闭糟感到非常羞耻，所以封锁了所有消息，没有上报我被俘虏又逃脱的事情。我回到了阿兹拉克，对阿布德•卡德尔非常恼火。”[15]
与《智慧的七柱》的版本相比，这个故事的说服力既更强，也更弱。没有了书中描述的哥特小说一般的残酷折磨，“伤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的劳伦斯或许有足够的体力逃生。但另一方面，如果哈基姆真的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土耳其政府对劳伦斯的脑袋悬赏2万土耳其镑——而居然让他待在一个棚子里过夜，没有安排警卫，实在太荒唐。俘虏劳伦斯的士兵们在虐待他的时候谈话的主要话题居然是阿布德•卡德尔揭露他的真实身份，这也让人难以相信。
但不管怎么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德拉确实是发生了某些事情。许多熟识劳伦斯的人会证明，大约从那一时期开始，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更加孤傲冷漠。不久之后，他开始组织一个私人卫队，大约有五六十名精锐战士，几乎无时无刻不陪伴在他身边。
后来劳伦斯又对德拉事件作了第三次描述，表明他在那里的经历与之前公之于众的版本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更加严酷。这是在1924年给夏洛特•萧（作家萧伯纳的妻子）的一封信中。
劳伦斯在战后与萧夫妇结为至交，夏洛特•萧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忏悔牧师的角色，或者按照劳伦斯自己的说法，“不管怎样，这个孤独的女人都能让我感到自在心安”。或许是在回答夏洛特•萧的一个问题时，他写道：“关于那一夜，我不应该告诉你，因为正派人是不会说这种事情的。我本想在书中实话实说，与自己的自尊搏斗了几天。自尊不愿，也没有弃我而去。因为害怕被伤害，或者是为了从令我发狂的剧痛中获得5分钟的喘息，我放弃了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带来的唯一财产：身体的纯洁。这是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是不可恢复的状态，就是这件事让我发誓弃绝体面的生活……你或许说，我这是病态，但想想那种侵害，以及我这么多年为它冥思苦想的烈度。”[16]
这段话虽然带有他标志性的隐晦，但暗示德拉发生了与他之前描述完全不同的事情：劳伦斯为了避免遭到毒打，或者至少是为了让毒打停下来，向侵犯者的放肆妥协了。如果的确如此，就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逃脱——因为他身体受到的殴打很少——他为什么会给阿兹拉克的伙伴们讲一个“欢乐故事”并让他们发誓保守秘密，他为什么没有向亚喀巴的英国战友提及此事，以及他为什么之后始终隐瞒真相。
但如果他躲过了最严重的身体折磨，代价却是一连串复杂的心理问题。任何强奸或者刑讯的受害者都可以证明，伤痛中最难以释怀的部分或许不是疼痛或者甚至对此事的恐惧，而是一种深切的（尽管是不应当的）羞耻感。劳伦斯显然既遭到了强暴，又遭到毒打。这种折磨对大部分人都是致命打击，但对劳伦斯而言，尤其深深伤害了他自我形象的内核。自孩提时代以来，他内心一直抱有斯多葛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有能力承受任何折磨或者艰辛，但现在，在他最绝望和脆弱的时刻，这个信念拋弃了他。除此之外，如果劳伦斯是受到严重压抑的同性恋者的理论值得相信的话，这种苦难很可能造成了一种性层面的自我憎恶。或许从此以后他会一直问自己，他举手投降是因为害怕痛苦或者死亡，还是因为私底下被这种行为吸引？所以，经受了如此创伤的人会希望用恐怖的暴力来装点自己对它的记忆，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暴力能够洗脱负罪感，因为面对如此凶残的暴力，人的意志和抵抗都无济于事。
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促使我们相信，劳伦斯在德拉经受了对他伤害极大的事情，而且此事更接近他给夏洛特•萧的描述，而与告诉沃尔特•斯特林的情况或《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相差较远。10个月后，他将重返那座叙利亚铁路城镇，并在那里做出他在战争期间最残暴的事情，带有极强的复仇色彩。
1917年12月4日晚上，贝鲁特的名流贵人欢聚一堂，为杰马勒帕夏举办了一个宴会。“我每次来到贝鲁特的时候，”杰马勒如此开始了他的演讲，“我都观察到，这里的居民忠心不二。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爱意。我借此机会感谢他们对我的好意。”[17]
叙利亚总督的这个策略非常大胆，因为他与贝魯特其实一直争吵不休。贝鲁特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所以杰马勒以不忠诚的罪名放逐了数百名贝鲁特市民，而周边的黎巴嫩地区在肆虐战时叙利亚的饥馑中损失格外严重，很多人相信那是政府有意为之。另外，土耳其当局从关闭的法国领事馆中窃取到一些文件，揭穿了25名所谓的反土耳其密谋分子。杰马勒命令将这些人分两批绞死在城市的大炮广场。到1917年12月他的宴会举行时，大炮广场已经被贝鲁特居民们称为“烈士广场”，这个名字一致沿用至今。
聚集在那里的名流们也不会因为杰马勒的慷慨言辞与他争执，因为当晚是个饯行宴。在三个风云激荡的年头之后，这位来自莱斯博斯岛的喜怒无常的军人即将离开在叙利亚的岗位，尽管官方的说法是，他只是暂时离开，但宴会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杰马勒自己，都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
恩维尔帕夏最近实施了一番重组，在叙利亚的奥斯曼军队的领导权被交给了一位新的德国指挥官——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作为对杰马勒的安慰，恩维尔任命他为叙利亚与西阿拉伯总司令。这个头衔听起来威风凛凜，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军权。“是某种二流的总司令，”杰马勒的私人秘书法里赫•勒夫克写道，“大炮、机枪、步枪和剑全都由那个德国人掌管，而杰马勒帕夏得到的只是那个神气活现的头衔，可以附在签名上……就像是我们过去向空旷沙漠里的贝都因部落谢赫们授予的‘帕夏’荣誉头衔一样。[18]
如果恩维尔帕夏这么做就是为了刺伤杰马勒的荣誉感，这个目标达成了。杰马勒辞去了各种职务，宣布自己打算返回君士坦丁堡。他将自己的倒台归咎于恩维尔，在贝鲁特的演讲中作了一番小小的报复。他谈到了城内大炮广场的处决，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仍然让他的许多听众耿耿于怀。“诚然，一个时期以前，我绞死了一些阿拉伯人，”他说道，“但那不是我要做的，而是由于恩维尔帕夏的坚持。”[19]
杰马勒的任职经历与他本人的个性一样自相矛盾。他在公众面前发出的征服埃及的誓言导致了西奈半岛的惨败，但他的军队在加沙城下两次成功地抵挡住了英军，他是有功劳的。他主持了叙利亚全境的许多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工程——铺设和拓宽城市街道，电气化，建造新的公园、清真寺和市政建筑——与此同时，他的数十万臣民，或许多达100万人，因饥馑和疫病而死去。他曾努力缓解亚美尼亚人遭受的困难，但同时却得到了迫害犹太人的恶名。他对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硬政策压倒了他们的起义热情——在他在任期间，叙利亚没有一个省份发生较大规模的起义，但他对汉志的埃米尔侯赛因的温和态度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他离开叙利亚的时机很好。法尔肯海因努力将一支精锐的土耳其部队——耶尔德勒姆集团军群带往南方，先发制人地对云集在西奈半岛的英军实施打击，却被艾伦比打了个落花流水。英军在10月底突破了土耳其防线。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耶尔德勒姆集团军群的单位分散在叙利亚各地，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南部的广大地区，现在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这一切失败的罪责完全不会落到杰马勒头上。
但杰马勒或者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争努力都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多次走到土崩瓦解的边缘，但都安然渡过难关。这一次，恰恰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带来了扭转战局的机会。
11月7日，就在土耳其军队放弃加沙的当天，弗拉基米尔•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俄罗斯政府[20]。次日早上，布尔什维克党发布了《和平法令》，宣布打算立刻退出战争。在整个前线，俄国军队进入了单方面的停火。就这样，土耳其200年来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间消失了，撕咬土耳其战线的三支敌军中的一支就这样沉默了。
随后传来了更加非同寻常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党在搜查被推翻的旧政府的文件时发现了当时仍然是秘密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副本。这份文件极有说服力地佐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控，即过去三年中地球上发生的血腥屠杀都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扩张，于是他们在11月中旬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公之于众，当然，这份文件也佐证了杰马勒帕夏长期以来的指控——英法大言不惭地声称支持阿拉伯独立，其实只是个阴险的诡计，目的是将阿拉伯土地纳入自己的殖民帝国。于是他利用贝鲁特演讲的机会，向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重申了这一点。
“《赛克斯一皮科协定》是英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他们需要工具和傻瓜为他们火中取栗，于是教唆某些阿拉伯人造反，向他们许下虚假的诺言，用空中偻阁蒙蔽他们。”杰马勒说道。他告诉听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为侯赛因国王何以背弃自己的穆斯林兄弟而大惑不解；现在真相大白了。“最终，不幸的谢里夫侯赛因落入了英国人为他挖下的陷阱，被他们的溜须拍马缠住，对伊斯兰的团结和威严犯下了罪行。”[21]
杰马勒指出，既然西方帝国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还有时间将其打倒。侯赛因国王可以弃绝不洁的联盟，悔过自新。各地的阿拉伯人现在看清了奸险敌人的真面目，可以团结一心，打败他们。“我要去君士坦丁堡，但我很快就会回来。”杰马勒在演讲末尾发誓道，“我恳求本市的名流显贵们对虚假谣言置之不理，在战争剩余不多的日子里耐心守候，让我们达成目标。”[22]
次日，他的贝鲁特演讲，包括对《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揭露，被刊登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各地报纸的头版。
杰马勒的努力不仅限于演说。在贝鲁特演讲之前，他给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和起义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写了信，并安排一位亲信的使节将信送到亚喀巴，在给费萨尔的信中，杰马勒相当宽宏大量地承认，如果阿拉伯起义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阿拉伯政府，保障“伊斯兰的尊严和光辉”，那么阿拉伯起义就算是情有可原。“但是，正如协约国政府现在公开和正式宣布的，巴勒斯坦将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国家，叙利亚完全被法国控制，伊拉克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英国属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还能有什么样的独立？这样的政府还怎么能独立而有尊严地塑造伊斯兰的命运？或许，你在最初还没有预见到这些结果，但我希望英军征服巴勒斯坦的景象能为你揭露赤裸裸的真相。”这封信不仅仅是要责备费萨尔。“如果你承认这个真理，”杰马勒最后写道，“我们很容易对阿拉伯起义施行全面大赦，并重开协商，为了伊斯兰的利益解决问题。”[23]
杰马勒在选择发信的对象时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和费萨尔曾在大马士革一起待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费萨尔既是最虔诚的，也是思想最新潮的。杰马勒的措辞也是精心设计的，不断重复两个字眼：“伊斯兰”和“独立”。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费萨尔产生疑虑，那么他算是大获成功。
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准备访问耶路撒冷时，安排人在这座城市的古老城墙上开掘出一个特殊的入口德国皇帝骑着一匹黑色骏马，身穿戴满勋章的军服，从这座城门进入了老城区（全世界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活似一位现代的十字军征服者。
这个做法给德国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公共影响，于是英国人在1917年12月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时，努力做得低调一些。严格遵守马克•赛克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政治上的舞台经理）在千里之外发来的建议，英军的决定是让艾伦比将军徒步从城市的一座传统城门进入，并且不展示英国旗帜。赛克斯指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协约国获得了宣传上的一个极大胜利，任何带有英国或基督教获胜而洋洋自得意味的东西都肯定会破坏大局。
T. E.劳伦斯碰巧也参加了12月日上午进入老城区的历史性游行。在德拉的悲惨经历之后，他返回了亚喀巴，随后被传唤到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艾伦比野战司令部。他在前往那里的途中以为自己一定会因为雅莫科行动的失败而受到斥责或甚至是贬黜，但艾伦比对他的一连串战斗胜利相当满意。12月9日，他还在总司令部的时候，消息传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撤离耶路撒冷。他借了一套军服和适当的军官肩章“星星”，换下了破破烂烂的阿拉伯长袍，扮作克莱顿将军的参谋军官，加入了入城游行队伍。尽管劳伦斯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所剩不多，但还是被这一天的重大意义所震撼；600多年来，第一次有一支欧洲军队返回了西方宗教的摇篮，中东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他后来写道，“这是战争的巅峰时刻。”[24]
劳伦斯无疑还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感到深深震撼。在11月末，他一瘸一拐地返回亚喀巴，疾病缠身，而且因为在德拉遭受的虐待而十分羸弱的时候，他才得知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得知《贝尔福宣言》的存在，以及导致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俄国革命。在离他更近的地方，他还错过了宿敌爱德华•布雷蒙的最终失宠。
自当年春季以来，英国一些高官就在打算要搞垮布雷蒙。事实上，对布雷蒙的憎恶是劳伦斯和马克•赛克斯少数共同点之一。“我坚信不疑，法国军事代表团越早离开汉志就越好，”赛克斯在5月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法国军官们无一例外，都是反阿拉伯的，只能造成争吵和阴谋。”赛克斯认为，法国人的这种敌对基调是由法国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人定下的，源自“布雷蒙上校遵循的刻意乖张、刚愎自用的态度和政策”。[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恰恰是赛克斯对布雷蒙的批判让这位法国上校得以继续留下很长一段时间。巴黎方面得知英国人对布雷蒙的憎恶感之后，为了避免显得自己对盟友俯首帖耳，答复称，非常凑巧，他们已经在考虑缩减布雷蒙的吉达代表团的规模[26]。显然是为了制造一个给法国人台阶下的“体面的时间间隔”，好让大家相信裁减代表团的主意是法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于是在随后6个月内什么都没做。英国官员们在这场哑迷中也扮演白己的角色，利用这段时间研究要给讨厌的布雷蒙颁发一个什么荣誉头衔。最后决定是“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于是雷金纳德•温盖特利用给布雷蒙授勋的机会，向他表达“热烈的祝贺和赞扬，感谢法国代表团在您指挥下在汉志所做的价值极高的工丁作”[27]。
爱德华•布雷蒙虽然获得了英国最高级的军事荣誉之一，但说到底他仍然是个法国人。被撤职的上校起航返回法国的时候——为了给他留面子，官方的说法是他要度6周的假期——温盖特向外交部的一位高官发了一封电报。“布雷蒙之前的事迹你是知道的，”他写道，“我想，他这次回国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是探查巴黎公众对皮科和赛克斯的协约国政策的意见。应当向赛克斯发出警告。”[28]
布雷蒙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在中东的活动就告终了。恰恰相反。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胜之后，原先只是理论上的瓜分中东战利品的计划现在变得触手可及了。游戏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因此政治阴谋将会比以往更加活跃。
12月11日，耶路撒冷入城式结束之后，英国司令部高级人员来到一座宴会厅用午餐。劳伦斯在这里窥见了即将扩展的政治阴云。作为常驻艾伦比司令部的法国政治官员，乔治-皮科在入城式中享有贵宾地位，他显然认为，这说明他和马克•赛克斯在两年前制定的关于耶路撒冷同际共管的计划依然有效。在宴会厅，皮科对艾伦比宣布：“亲爱的将军，明天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城里建立民事政府。”
按照劳伦斯的说法，这句话让宴会厅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我们湿漉漉的嘴里含着色拉、蛋黄酱鸡肉和鹅肝三明治，停止了咀嚼，我们目瞪口呆地转向艾伦比。就连他在那一瞬间似乎也不知所措。”[29]但只是一瞬间而已。艾伦比转向法国政治官员，解释道，由于耶路撒冷位于英国军事区，城内唯一的领导者应当是军队总司令，也就是他本人。
翻天覆地的战局让法国人对英国施加了新的压力，但这只是英国人面对的政治麻烦的一小部分而已。耶路撒冷入城式之后，劳伦斯又去了开罗，目睹了那些政治问题。他看到的开罗是一座陷入狂怒的城市。
马克•赛克斯原先认为，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不会让阿拉伯人不悦，但现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尽可能封锁消息，不让阿拉伯世界得知《贝尔福宣言》的情况。他的努力以惨败告终，《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在11月传到了埃及群众当中，沮丧很快变成了愤怒。英国当局努力去安抚这些抗议者，但杰马勒帕夏的贝鲁特讲话又揭露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具体条文。电光火石之间，英国人努力将阿拉伯世界拉拢到自己这边的长期努力遭到了惨痛的双重打击，其后果可能会使得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劳伦斯在开罗静观局势，预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将降临。如果一向唯唯诺诺、受到严厉管制的埃及群众都被《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一皮科协定》激怒到几乎要揭竿而起，那么聚集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和他们在叙利亚各地的潜在盟友会怎么想？劳伦斯私下里感到一丝安慰，因为他很有远见，早在9个月前就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告知费萨尔；如果费萨尔是现在才知道的话，再加上《贝尔福宣言》恰好也在这时被披露，他恐怕很难再信任劳伦斯或任何一个英国人了。但这些消息一定会让在亚喀巴围绕在费萨尔身边的人火冒三丈。不管他们对费萨尔或者阿拉伯独立事业多么忠心耿耿，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直有个想法，即起义的哈希姆领导人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被英国和法国主子愚弄了。当然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这样说的，现在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的讲话给了这种指控更强的说服力。
在开罗，劳伦斯很快得知了费萨尔所处的困境，以及杰马勒向他提议的脱身之路。
11月底，费萨尔收到杰马勒的和平提议信之后，将其副本发送给了父亲。12月中旬，侯赛因又将信转发给了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侯赛因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时，他仍然信任英国人；或许他这也是个警告，即如果英国人敢骗他，他还是有其他路可走的。当然了，他或许是认为，英国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发现这件事，因为杰马勒在他的贝鲁特讲话中提及了对阿拉伯起义军的和平建议。
不管侯赛因的动机如何，他交出杰马勒的信的举动让英属开罗大为警醒。几天前，克莱顿就向赛克斯警告说，现在《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已经在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土耳其人向起义军提出媾和建议只是时间问题[30]。杰马勒的信表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好在费萨尔和侯赛因都没有对这个提议做出回应，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即告知英国当局。但谁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发出提议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劳伦斯的看法则与此大不相同。事实上，他认为，杰马勒帕夏的信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一个独特机遇。
正如在10月份劳伦斯向乔治•劳埃德吐露的那样，他认为自己不是在为英国效力，而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工作。在开罗的英国军方和政界高层，人尽皆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使节一直在瑞士与土耳其使节会谈，商讨议和事宜。既然英国可以毫无道德顾虑地与敌人秘密谈判，那么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这张牌，或许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特定的条件，随后也许能够从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体的比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许不管谁贏得战争，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独立。
劳伦斯当然不会把这些想法明说给他在开罗的上级们他只是告诉他们，符合英国利益的做法或许是，搞清楚土耳其人愿意给阿拉伯人开出怎样的条件，这样英国人就可以先发制人地做出反应。这个说法虽然没有说服力，却得到了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支持。“我建议侯赛因国王不向土耳其人做任何正式回复，”温盖特在给战时内阁的电报中写道，“但劳伦斯少校会询问费萨尔，是否可以请费萨尔与杰马勒交换口头消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31]
战时内阁迅速行动起來，驳回这个建议，但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32]。就在温盖特发出电报的当天，即圣诞节前一天，劳伦斯已经离开开罗。到战时内阁插手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亚喀巴，在费萨尔身边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关键时刻做的那样，劳伦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误作为借口，自行其是。他鼓励费萨尔与土耳其敌人对话。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费萨尔和劳伦斯与叙利亚南部战线的土耳其总司令建立和维持了这样的对话[33]。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费了很多心思来努力为这些通敌行为辩解，声称土耳其政权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即杰马勒帕夏那样的伊斯兰教徒和叙利亚南部战线总司令那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费萨尔或许可以在两个阵营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对其矛盾加以利用。劳伦斯写道：“借助精心选择的措辞，我们可以将阿拉伯起义归咎于杰马勒的教徒派，或许军国主义派会和他们闹翻。”[34]他的理论是，最终这种闹翻会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羸得独立，后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脚，集中力量保卫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
劳伦斯或许是认识到自己论点的缺乏说服力，后来努力将自己与此事拉远距离。在1922年的所谓“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还是“费萨尔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向杰马勒发回了有目的性的回复”；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变成了费萨尔自行决定与敌人谈判。[35]
三年后，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但也更为老掉牙的解释，为自己与费萨尔的行为辩护。不是别人，恰恰是威廉•耶鲁在1929年向他问起了战时那些与敌人联络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爱情、战争和联盟中，大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36]
亚伦•亚伦森在美国期间公然违抗哈伊姆•魏茨曼让他三缄其口的命令，但这对亚伦森来说显然还不够。他还要让魏茨曼知道自己在违抗他[37]。于是他在1917年12月13日给魏茨曼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记述道，除了在华盛顿与官员的一系列会晤之外，他还在波士顿的城市俱乐部作了演讲，“该市的犹太人社会名流都应邀参加”。随后，他又在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盟学院作了演讲，这所学院非常保守，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是魏茨曼希望绕开的那种反对派堡垒，但据亚伦森说，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努力做到言简意赅，我讲了不到四十分钟，听众的敌意全都消失了。”
英军于12月9日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无疑增加了亚伦森在美国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开战以来，很少有什么事件更能让美国人（既包括犹太人，也有基督徒）群情激昂，很快就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圣地未来安排的热烈讨论。犹太人社区内的辩论最为激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初不肯接受《贝尔福寅言》的犹豫不决很快烟消云散。
但亚伦森的魅力攻势对路易斯•布兰代斯却没有多少效力，而哈伊姆•魏茨曼及其英国支持者们认为布兰代斯是争取美国支持的关键人物。亚伦森在华盛顿与这位最高法庭大法官进行了多次友好会晤，但布兰代斯对让美国代表团参加即将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设想没有多少信心。布兰代斯指出，这会让世人以为，美国官方在支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当然，英国人的木标就是这个。
1月中旬，魏茨曼在给布兰代斯的信中昭示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和更敏感的目标——敦促美国对土耳其宣战。“这再明白不过了，”魏茨曼写道，“美国一英国一犹太人的利益与普鲁士一土耳其的利益相敌对，这完全是巧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必须成为美国参战的一个目标，就像（德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和独立的波兰一样。”[38]
布兰代斯显然是听够了。早在1917年4月，魏茨曼就请求布兰代斯游说伍德罗•威尔逊，让后者支持犹太人家园计划，而最高法庭大法官在自己的伦理观允许范围之内，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魏茨曼不仅要求他游说总统去急剧扩大美国的战争努力，还将《贝尔福宣言》提到的“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称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布兰代斯最后给魏茨曼写了一封简练的电报，称美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现在是不可能的”[38]。于是，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出现了隔阂，并且永远不能真正弥合。
在山脊上，劳伦斯从骆驼背上直起身子，观察下方山谷中笼罩在阴影下的塔菲拉镇。这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地方，并且他很快将发现，这里的情况与他在之前16个月中在阿拉伯战区的经历截然不同。
这是1918年1月20日早晨。5天前，由贝都因战士和500人的阿拉伯军团（之前在亚喀巴训练）组成的混合部队冲进了塔菲拉（位于叙利亚南部的一座山谷中），将这座城镇的小股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塔菲拉以北就是阿拉伯人的新目标：较大的定居点卡拉克和米底巴。劳伦斯亲临前线是为了支持攻打这些城镇的行动，随后将推进到死海北岸。如果一切顺利，阿拉伯起义军将在那里，在古城杰里科附近，与艾伦比将军的部队（目前在耶路撒冷）最终会师。
但历史上的游击战士们都会发现，对敌人实施打了就跑的打击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镇并防守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的游击和反游击专家指出，这个过程需要“争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这里没有人心可以去争取。事实上，任何被卷人游击战区域的平民的核心问题是：活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投靠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这一方做不到这一点，那时平民就会转投另一方。在这场极其原始的斗争中，对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呼吁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获得平民“忠诚”的办法就是为其提供保护，或者对其实施恐怖震慑，或者二者结合。
在塔菲拉的大街上，劳伦斯遇到了能够证明“争取人心”理念之荒谬的绝佳例证。城镇居民被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并没有欢呼雀跃地庆祝，对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概念也不感兴趣；塔菲拉的商人、小农和牧人却认为自己是被夹在了虎狼之间进退两难。他们对四处袭扰的贝都因战十既恐惧又仇恨，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骑骆驼的土匪。他们对纪律严明的阿拉伯军团不是那么害怕，但非常自然地认为，这样一支大部队可能会吃光他们所剩不多的粮食，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很快将食物藏了起来。在这一切的背后，所有人都很害怕，如果土耳其人夺回了这座山谷，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群众对于最安全的选择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里的局面非常奇怪，”劳伦斯在1月22日向吉尔伯特•克莱顿报告道，“当地人分裂成两个不共戴天的派别，害怕对方，同时还害怕我们。每天夜间街上都有枪声，普遍高度紧张。我们在采取措施，安排警察等，那样会让大家的神经放松一点，我还希望能够有足够多的给养让我们维持下去。”[39]
但事与愿违，村民们大肆囤积和私藏粮食，已经导致山谷内食物短缺，粮价猛涨这又让群众愈发怨恨，战士们则越来越愤怒。“抱歉，我不能向你报告此处给养的具体数目，”劳伦斯在1月22日的报告结尾写道，“但我自抵达这里以来，一直忙于搞清楚，哪些人是支持我们的，他们又在哪里。意见分歧、当地人的宿仇旧怨和派系利益非常混乱疯狂（整个地区盼望现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盼望了多年），一时间还搞不清楚。”
但局势很快会严重恶化。在写信给克莱顿的次日，劳伦斯得知，一支规模较大的土耳其部队正在逼近，旨在收复塔菲拉。
劳伦斯抵达塔菲拉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和开罗的逗留到返回阿拉伯半岛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评估了阿拉伯起义的局势，在亚喀巴与费萨尔会谈，为随后的战事做准备。返回前线后不久，他乘坐被引进阿拉伯前线的英国新式武器——劳斯莱斯装甲车，参加了对汉志铁路的一次袭击。两辆装甲车对目标——土耳其前哨只造成了很小的杀伤，但所有人都立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新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沙漠战争的面貌。现在，英军凭借数量极少的兵员和物资投人，就可以彻底控制铁路，几乎是任意袭击孤立的土耳其驻军和扰乱铁路线。占据如此优势之后，英国军方领导层终于接受了劳伦斯近一年以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推动攻打麦地那；最好让那数千名被困的奥斯曼士兵留在那里。
他在个人层面也在做准备工作。在德拉的痛苦折磨之后，劳伦斯开始组织他的私人军队，或者说是保镖队伍。“我开始把我的队伍扩充为一支军队，”他写道，“到处搜罗无法无天之徒，这些家伙的鲁莽让他们无论到了哪儿都惹是生非。”[40]他招募这些“无法无天之徒”的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非常聪明的。这些人在自己的部落里是捣蛋鬼，或者根本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最终只会对劳伦斯一个人效忠，正因为此，他将营地里的两个小坏蛋——法拉杰和达霍姆纳入了自己的队伍。但这支卫队将会为自己的忠诚付出沉重代价。按照劳伦斯的估计，其中近60人在战争结束前牺牲。
1月10日，劳伦斯率领着这支扩大了的扈从队伍，加入了正在进行中的塔菲拉战役。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人员告诉他，在巴勒斯坦的英军需要休整和补充装备，要到2月中旬才能发动下一次进攻。有鉴于这种耽搁，劳伦斯和战争筹划者们为阿拉伯起义军在此期间设定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起义军将绕开叙利亚内陆的一连串主要的人口密集中心（它们仍然在土耳其控制下，而且离巴勒斯坦的英军部队太远），转而扫荡中间地域，即死海以东不远处的摩押高原山区，然后与耶路撒冷附近的英军会合。占领塔菲拉是此次战役的第一个目标，随后将兵锋直指较大的城镇卡拉克和米底巴，但现在土耳其人正在进军塔菲拉，于是一切突然间都悬而未决了。
如果按照过去的战术，阿拉伯人现在就已经卷起铺盖撤退了。但劳伦斯对游击战术足够精通，知道现在战争的规则突然间发生了变化。卡拉克和米底巴的居民就像塔菲拉市民一样，正在骑墙观望，等待着投靠到胜利者一边。这意味着，三个城镇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放弃了塔菲拉，卡拉克或米底巴也就不会有什么指望了。于是，起义军别无选择，只能固守塔菲拉。
守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1月24日下午，从卡拉克前来的约1000名土耳其士兵的前锋从塔菲拉镇以北几英里处的海萨河谷进入了塔菲拉谷地。他们很快将兵力傅弱的起义军警戒线一直打退到城郊。对起义军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还没来得及乘胜追击，天就黑了；在夜色掩护下，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匆匆将他的部队一直撤到谷地的最南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在逃跑，”劳伦斯向克莱顿报告称，“我想我们确实是在逃跑。”[41]
破晓之前，劳伦斯冒险进入城镇，目睹了阿拉伯军团的撤退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所有人都在心惊胆战地大呼小叫，瓶瓶罐罐被从房子里搬运到大街上，街上挤满了人。骑马的阿拉伯人奔来跑去，疯狂地向空中开枪，土耳其步枪的枪口焰勾勒出了塔菲拉山谷远方的悬崖。”
劳伦斯发现一小队警戒部队仍然坚守着城北的一座峭壁，于是立刻派人回去找军团指挥官，要求增派援兵和机枪，然后亲自冲向那座峭壁。天亮之后，那里的小股部队——大约30名阿拉伯战士和相同数量的塔菲拉居民——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处境。
“土耳其人在穿过隘道，沿着平原的东部边界上的山脊推进，”劳伦斯记述道，“将大约15挺机枪的火力集中在我们正在防守的、位置相当暴露的小山丘的正面和侧面。他们同时还在修正榴霰弹的导火索，此前他们的榴霰弹掠过山顶、呼啸着飞过平原，现在开始将小山的侧面和顶端打得泥土横飞。我们的人缺少弹药，丟失这个阵地看样子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峭壁上的防守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放弃这个阵地的时候，阿拉伯部队主力已经携带机枪和山炮赶了上来，在峭壁背后1.5英里处的平行山脊上建立了一条新防线。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那种虽然微不足道，却往往能决定战局的事情。在撤往安全处的奔跑过程中，劳伦斯还沉着冷静地数了自己的步数，发现已经被放弃的峭壁——即将被土耳其人占领——与阿拉伯人的新防线之间的距离是大约3100步。土耳其主力部队刚刚占领峭壁、部署好自己的重武器，就被阿拉伯人山炮发出的火雨淹没了。
土耳其人被牵制在中央，于是劳伦斯动用他的军事史知识，实施了一场经典的钳形攻势，派遣小队战士分别从两侧以较大弧线绕到毫无察觉的敌人背后。下午3点过后不久，陷阱挖好了。峭壁上的土耳其人的位置完全暴露，阿拉伯人的机枪手从两翼向其倾下弹雨。土耳其军队的机枪手和山炮手都被消灭，于是发生动摇，开始凌乱地逃往海萨河谷峡谷的安全处。但那里也不是安全的避难所。土耳其人溃不成军，在整个晚上和深夜，不断遭到阿拉伯骑兵和贝都因人的袭扰，甚至还有希望复仇或者发笔横财的山地村民的攻击。开进塔菲拉的土耳其士兵有1000人。劳伦斯估计他们的损失是死伤约500人，200人被俘，但这个估计可能还是太保守了。他后来听说，逃回卡拉克的不到50人，其他人都在峡谷中被一个一个击毙了。阿拉伯人只有约25人死亡，可能有75人负伤。[42]
塔菲拉的大胜是一场经典的拿破仑式的战役，不久之后为劳伦斯贏得了卓越服务勋章。但他自己却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恶毒的行为”，是毫无意义地炫耀自己高人一筹。“我们原本可以拒绝正面交锋、灵活调动我们的中路来取胜，就像我们之前干过20次的那样。”但是，由于按照常规战术和敌人交战，阿拉伯人的伤亡达到了全军的1/6，使得短期内几乎完全无法继续进军米底巴或卡拉克。他写道：“这一晚，没有剩下什么荣光，只有遍体鳞伤的肉体的恐怖，那是我们自己人，被从我们身边抬过，抬去他们的家。”但在塔菲拉，劳伦斯表现出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个性特征：对敌人的仇恨，对他们愚蠢地攻击自己而狂怒不已。尽管他哀叹开进塔菲拉的“1000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的命运，但却没有了他曾经的那种同情心。事实上，劳伦斯在听说战斗打贏很久之后起义军战士仍然在峽谷内屠杀土耳其人时，显得无动于衷。“我原本应为敌人哀哭，”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但在战斗的愤怒和辛劳之后，我的头脑已经太疲惫，懒得再走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花一整夜的工夫去挽救他们。”
在6个月前的阿巴利桑战役中，同样是阿拉伯人一边倒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劳伦斯命令部下将负了致命伤的敌人留在一条小溪边，这样他们临死前至少能有水喝。而在塔菲拉，当夜刮起了猛烈的暴风雪，甚至那些轻伤的土耳其人也被留在室外，无人照管。天亮时，所有土耳其伤员都死了。“这是无法辩护的，就像整个战争理论一样，但我们没有为此受到特别的指责。我们在暴风雪里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营救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法则是，不能为了杀死更多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的生命，那么我们更不会为了营救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