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外延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一般性理论文献。有不少人尝试着利用专门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生产函数和基于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看一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题。②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数据，或者数据不可靠。测量方面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9.7］。无论如何，我本人都不打算就涉及到上述问题的各种争论（或者某些数字计算结果）进行总结。本部分只是想对生产要素和产量之间的主要关系进行一个分类，然后就这类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①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究竟该如何衡量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在很多方面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9.7］。②关于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需要参考Abram Bergson 的著作，他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他最近的一些文章，其中对苏联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1983）的研究值得认真参考。对苏联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还包括P．Desai（1976，1986a，1986b，1987）、V．Kontorovich（1986）和M．L．Weitzman（1970，1983）。E．A．Hewett（1988，第2章）在他关于改革的书中对苏联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全面介绍。有不少研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例如，世界银行报告（1985）和K．Chen等人的研究。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可参见T．P．Alton（1977）的一项综述性研究。在F．L．Pryor（1985）的著作中有一篇较为全面的综述，其中可以找到许多与这里所采用的分类有关的内容。

为简化起见，我将分两组列出各种生产要素—产量关系。第一组包括要素（自身）增长所带来的效果。例如，用于生产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不断增长，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第二组包括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效果。例如，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这种区分以及相应的术语在西方学者那里使用得非常广泛，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却更倾向于采用另外一对概念及其表达方式，即外延（extensive）和集约（in—tensive）方式。事实上，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说法都是同一个意思：要素增长相当于外延方式，而要素一生产率增长相当于集约方式。在下文中，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种“东方”的术语。

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前，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所谓对各种外延方式和集约方式的严格区分只是在抽象分析的框架内做出的，在实际生活中，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在使用数字形式对实际影响进行分解时，哪怕是采用最细致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这里没有这么做，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规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外延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大多是在落后和低增长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即使从外延的观点来看，那些国家的资源利用水平也相当低下。因此，外延增长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1.雇佣劳动力人数的增长。当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候，那些国家通常都存在着大量的公开失业，而农村主要是隐藏着的低就业，妇女的就业水平非常低。即使只考虑生产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那么整个经济就可以形成很高的投资比率，与此同时，又存在着充足的剩余劳动力。社会主义体制充分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雇佣劳动力人数迅速增长[10.1]。

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即高投资比率加上不断快速增长的雇佣劳动力，就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头10年或头20年的增长。

2.更多的轮班制和延长劳动时间。尽管投资数量巨大，但相对于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言，固定资本还是非常稀缺的。于是经济管理者力争为固定资产安排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工厂的开工和工作时间达到了每天24小时和每周168个小时。大体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厂和其他机构工人的轮班次数要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

劳动时间的延长也是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①在一些国家里，即使经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工人们也要求工作时间能更少一些，但官僚机构却始终不愿意在工作时间上做出让步。那里也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来为工人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满足工人的要求。

1和2中所提到的外延增长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段时期之后，劳动储备就基本被耗尽了。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就会成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最主要的因素。②

3.耕地的增长。没有开发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土地。当然，耕地的增加在一段时期以后也就停下来。

4.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尽管在很多地方，矿产开采的成本不断提高，或者最终也会彻底枯竭，但外延式矿产资源利用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

对外延增长方式，我们还想加一点总结性评论。这种增长类似于其他社会体制在战争时期的情况。而经典社会主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处于一种动员经济状态。③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官方意识形态经常向人们灌输“战争意识”：经济建设是针对落后和内外敌人的一场战斗，没有人能够从战场上撤退[4]。战争需要动员所有成年人和全部资源。

①这一趋势在不同经济部门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家庭农场和家庭作坊工作的农民和手工艺者会为了家庭拼命工作，但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之后，这种工作态度就有所变化。对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来说，他们在合作社里的工作时间就少于他们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时间。

②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文献里都会出现以下公式：当劳动储备被耗尽之后，“外延增长时期”就会结束，从而开始进入“集约增长阶段”。尽管我在以前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这种“时期划分”，但本书没有继续使用，因为这不是一种很准确的说法。

③这是P. Hanson 总结出的一个很贴切的说法。

下面我们来探讨集约增长方式。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实际的强制增长过程中，各种集约方式都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1.劳动强度（效率）。在给定物质投入品的情况下，产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人是否用心和努力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工人在工作时的劳动强度（效率）。社会主义者在革命前和革命胜利后都坚信，摆脱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将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其劳动效率将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确实出现过这种迹象[2.4，6.6]。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工作热情始终没有彻底消亡。①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初的热情逐步消退直至冷漠，后来只是希望干多少工作就挣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一套可以有效运行的物质和道德激励机制来促使工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遵守纪律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无法找到有效的激励机制。

2.技术进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部分与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有密切关系：村庄里第一次有了电灯，耕地里第一次出现了拖拉机，工厂里第一次有了自动生产线。

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尽管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相对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典体制阶段的后期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步减慢。2大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是以模仿为主，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通常要延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引入国内[12.11]。

3. 劳动技能的发展。尽管技术水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人力资源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单独考察。在强制增长过程中，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领域吸收了大量没有技术、缺乏经验的劳动力。尽管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劳动者的技能也得到了提高，但其整体素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生产快速增长的要求。

4，组织的改善。这里需要区分固定的停工时间（如夜间或者星期天）和被迫中断生产的情况，例如，由于原材料未能及时运到，工人不在岗位或者机器出现故障造成的生产中断③。如果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加强纪律，将产品及时供应给使用者，那么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就会减少很多④。

①苏联把此类行为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运动（如社会主义工作竞赛等等）。在这些运动中，既有那些真正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的辛勤劳动，也有幕后操纵和人为制造的虚假成绩刻意用来鼓舞士气。波兰导演A. Wajda在他一部名为《大理石人》的电影中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

②可参见V. Kontorovich（1986）关于苏联技术进步的详细资料。J. Klacek和A. Nes—porova（1984）证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减慢，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降低。更多的参考文献见12.11。

③在有关固定成本使用的研究文献中将之区分为外延式使用和集约式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第2点中就讨论了外延式方法，而在第3点中讨论了集约式方法。

④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生产函数的模型通常对第2点和第3点不进行区分。一般用剩余要素这一概念来概括第2、3点带来的所有影响。

就生产的组织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糟糕的。生产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水平都相当落后。这既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例如，刚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一般都很难适应现代化工业生产），也有社会主义自身在体制上的问题（例如，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造成的供应滞后）。因此，组织改进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5.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增长。这里所使用的“质量”一词就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质量，如工程师眼中的一台机器或一种材料的质量，消费者所认为的商店里商品的质量。质量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化水平、外表、材料和加工的优良程度、耐用性等等。如果生产者想制造出符合上述各种反之，如果在给定产量要求的情况下，牺牲产品的质量就可以节约资源。

条件和满足其他使用要求的高质量产品，那么通常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

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和市场协调为改善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熊彼特就曾指出：如果企业家能够以新的和更好的产品占领市场，那么他/她就能够处于优胜者的地位。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内部激励，中央计划往往对此无能为力。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内部激励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各方面的要求都促使经济领导人在质量和数量的权衡取舍中选择数量指标。前面我们也曾提到过这种数量驱动[7.6]。计划和官僚直接控制都把数量指标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都是用物理指数或总量来计算产量，这种非常粗糙的数量衡量根本无法反映出质量上的好坏差别。提高质量只是在官方的宣传中一再出现，但官僚协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执行质量要求。

当然，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取得的数量增长确实为官方统计中显示出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6. 服务能力的过度集约使用。尽管也可以把这一点看作第5点的一种特殊情况，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单独列出。更多的居民被挤进了狭窄的住房里，更多的病人被安排到一家医院里，更多的学生被安排到一间教室，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保证基本质量的底线。交通运输和电信的发展根本不受重视，火车和道路拥挤不堪，电话线更是寥寥无几。为了说明服务能力过度集约使用的情况，表9.5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铁路系统运载状况，差别极为明显。

表9.5 铁路系统的超载状况：国际比较（1979年）

国家	货运密集度（每千米/千米—吨，百万）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4.07
捷克斯洛伐克	5.56
波兰	5.55
罗马尼亚	6.84
资本主义国家
芬兰	1.21
希腊	0.34
爱尔兰	0.32
意大利	1.14
葡萄牙	0.24
西班牙	0.78
土耳其	0.71

资料来源：G.Kwon 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1，表6，8B）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表中数据是指以千米计算的铁路总长度的运载量.按运载量吨/千米距离计算。

运输和服务负担过重，拥挤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而经济领导层仍然尽力压缩对服务部门的投资和资源分配，将更多的投资资金用于优先项目的建设。D从这方面来看，上述现象与投资的优先原则紧密相关[9.4]。②

之所以把服务能力的过度使用列为集约增长方式的一种，是因为它使同样的固定资本投入获得了更多的产出。但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和第5种集约增长方式一样，这里所谓的产出增长是按照非常粗放的数量标准来衡量的（主要是物理指标：多少家庭有了房子住，多少人能够去医院和上学，等等）。

①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卫生医疗部门负担过重和拥挤不堪的现象尤为突出，可参见C. Davis（1989）对苏联卫生医疗问题的研究。

②按照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进行描述：在特定时期内，生产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刚性的（现期使用和资本）。而服务领域（生产和公共消费）现期使用的相关系数（现期投入相关系数，特别是资本系数）是可变的，完全能够在很长时期内大幅度削减投入一产出比例，从而降低使用者所获得的服务量。

总体而言，在强制增长的条件下，外延方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上第5种和第6种集约方式的补充，这样就带来了严重后果。第1—4类集约方式所做出的贡献几乎微不足道。

表9.6 要素生产率对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国际比较

国家	平均年度变化率			要素生产率对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
国家	时期（年）	产量	要素生产率	要素生产率对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960-1975	3.0	1.0	0.33
捷克斯洛伐克	1976-1980	2.2	0.7	0.29
捷克斯洛伐克	1981-1988	1.4	0.1	0.07
波兰	1960-1975	5.1	2.4	0.47
波兰	1976-1980	0.7	-0.6	—
波兰	1981-1988	0.8	0.2	0.40
苏联	1960-1975	4.6	1.2	0.26
苏联	1976-1980	2.3	0.5	0.22
苏联	1981-1988	1.9	0.5	0.13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1960-1973	5.8	3.9	0.67
法国	1973-1979	2.8	1.7	0.65
法国	1979-1988	1.9	1.5	0.75
日本	1960-1973	10.8	6.6	0.61
日本	1973-1979	3.6	1.8	0.43
日本	1979-1988	4.1	1.8	0.43
英国	1960-1973	2.9	2.2	0.76
英国	1973-1979	1.5	0.5	0.60
英国	1979-1988	2.2	1.9	0.95

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国家：1960—1975年：P. R. Gregory和R. C. Stuart（1980，第378—379）；1976—1980年和1981—1988年，产量：苏联，1976—1980年，A. Aslund（1989，第15页），其他数据均来自P. Marer等（1991）；要素生产率：M. Mejstrik（1991，第27页）。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3年：J. W. Kendrick（1981，第128页）；1973—1979年和1979—1988年，产量：OECD（1990，第48页）；要素生产率：M.Mejstrik（1991，表2a）。

注释：除了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是用GDP 衡量之外，其他均以GNP 衡量。

以上结论得到了很多计量经济分析的支持。正如我们在本部分开头所提到的，计量经济分析在方法上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在很多情况得出的数据结论也往往相互冲突，但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计量经济分析与本书得出的定性结论有矛盾之处。表9.6摘要列出了部分计算结果。从最右边一列，可以清楚地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集约方式的使用——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表9.6也显示出了体制特征：同期内，资本主义体制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社会主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