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增长的波动、周期
下面我们将讨论经济增长中的一些动态特征。这里有三类不同的波动：
1.“日历式”波动。这与年度计划直接相关。因为有很强的物质和道德激励去完成年度计划中所规定的数量目标，所以在接近年终的时候工作速度明显加快。表9.7列出了年底的“井喷”资料，此时生产会有极大的增长，根本不考虑成本、人员精力和质量的降低。在年初的时候，产量水平会急速下跌。①
①见A. Brody（1956）、M. Laki（1980）、J. Rimler（1986）、J.Rostowski（1988）以及J.Ros—towski和P. Auerbach（1986）。
五年计划造成的这种波动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每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一般都会有几个新的投资项目同时上马。
表9.7 年终波动：国际比较
| 国家（年） | 12月产量占下一年平均月产量的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1968—1982） | 102.4 |
| 匈牙利（1968—1982） | 114.0 |
| 波兰（1971—1981） | 106.7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1955—1981） | 99.9 |
| 芬兰（1976-1981) | 94.5 |
| 以色列（1958—1977） | 93.4 |
| 意大利（1974—1982） | 92.8 |
| 葡萄牙（1968—1981） | 98.1 |
资料来源：J. Rostowski和P. Auerbach（1986，第297，301）
注释：数据来自制造业。月产量：下一年1—11月的平均数。
- 内生投资波动。这种波动在东欧一些小国、中国和古巴的特定时期尤为明显。第一，图9.1和表9.8中有关波兰和中国的资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们都有很大的投资波动。表9.9提供了一个变差相关系数的国际比较，其中衡量了长期平均增长率的波动情况。这一国际比较还不能得出十分肯定的结论。有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地相对平缓，有些则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甚至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程度。
图9.1 波兰的投资波动
资料来源：1958—76，T. Bauer（1981、第156、176、187页）；1977—1989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1990)
波动通常都是从投资开始的，同时也表现在用于投资的年度总开支上。生产的变化相对平缓一些，就业的波动最小。①有些波动没有规律可循。其他一些波动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时期表现出了与体制有关的周期性特征，从“停止”然后到“前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还会反复经历突然的中断、接下来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同样是这种波动方式。
①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保证就业和工作的主要间接证据[10.1，10.2，，13.3]。
下降和停滞，谨慎的恢复和不受控制的扩张，这一周期性波动会不断往复。
表9.8 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波动情况
| 年 | 年度变化（百分比） | 年 | 年度变化（百分比） |
|---|---|---|---|
| 1951 | 106.9 | 1969 | 62.9 |
| 1952 | 85.7 | 1970 | 49.1 |
| 1953 | 110.3 | 1971 | 13.4 |
| 1954 | 12.1 | 1972 | -1.1 |
| 1955 | 2.5 | 1973 | 6.1 |
| 1956 | 52.8 | 1974 | 5.7 |
| 1957 | -6.0 | 1975 | 17.6 |
| 1958 | 84.5 | 1976 | -3.9 |
| 1959 | 31.9 | 1977 | 4.6 |
| 1960 | 13.2 | 1978 | 22.0 |
| 1961 | -62.5 | 1979 | 4.6 |
| 1962 | -44.1 | 1980 | 6.7 |
| 1963 | 33.7 | 1981 | -10.5 |
| 1964 | 42.2 | 1982 | 26.6 |
| 1965 | 30.7 | 1983 | 12.6 |
| 1966 | 17.5 | 1984 | 24.5 |
| 1967 | —26.3 | 1985 | 41.8 |
| 1968 | -19.3 | 1986 | 12.2 |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进行计算：1950—1982年：H.Chang（1984，第1287页）；
1983—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7，第60页）。
很多研究者都曾尝试着阐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①
①最早的研究者包括A. Brody（1969b）、J. Gacs和M. Lacko（1973）以及J. Goldmann和K. Kouba（1969）。T. Bauer的综合性著作为以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全文只有匈牙利文版（1981），Bauer的部分观点已经用英文出版（1978），Bauer的著作是本书中有关投资和波动周期观点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不少研究者都利用了他的理论，如K. A. Soos（1975，1986）。其他比较重要的研究还包括P. Mihalyi（1988）和B. W. Ickes（1990）。有些研究者也对投资波动和其他经济变量是否存在规律表示了怀疑。
部分研究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或者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单个国家的投资波动。可参见，匈牙利：M. Lacko(1980，1984)、M. Marrese(1981);中国：B. Chavance (1987)，M. Harrison (1985)和C. Hsin (1984);苏联：G. Roland (1987)，M. Harrison (1985)和V. Kontorovich (1990);波兰：1. Grosfeld(1986);古巴C. Bettelheim(1987)， A. Simonovits(1991a，1991b)设计了研究投资周期的数理模型。B.W. Ickes（1986）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进行了一次总结性评论。
顺便提一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没有一个一致被接受的理论，这一点并不奇怪。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商业周期的波动进行了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可参见见V. Zarnovitz（1985）的回顾性综述。
这里的观点很多都来自其他一些研究者。①
①主要包括T. Bauer 和M. Lacko 的部分观点，以及我自己的早期著作。
表9.9 投资波动：国际比较（1960—1989年）
| 国家 | 年度投资平均增长率变差相关系数（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 | 131 |
| 东德 | 98 |
| 匈牙利 | 171 |
| 波兰 | 187 |
| 苏联 | 47 |
| 南斯拉夫 | 278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 | 127 |
| 加拿大 | 94 |
| 法国 | 106 |
| 爱尔兰 | 159 |
| 日本 | 90 |
| 西班牙 | 122 |
| 瑞典 | 130 |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统一数据库的数据为本书计算。
注释：变差相关系数是指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率。西方国家的数据以1985年不变价格和当年美元汇率为基础。东方国家的数据按不同年份的不变价格计算。
乍一看去，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波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极大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下降和紧缩一般都与需求不足有关。生产高速扩张是因为现期需求和对未来的需求预期。商业前景变得非常不确定。当经济决策者认识到这一点时，经济往往又突然进入了衰退阶段。这种波动是一个分散化的过程，没有什么“上级”发出命令，经济恐慌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横向传开。
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波动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央计划特征。经济突然下滑根源于中央控制，指令按照官僚体制各个等级由上到下纵向下达。
需求不足并不是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相反，领导人之所以下达收缩的指令，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经济周期包括跃进、扩张冲动、投资饥渴、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这些都是各级官僚机构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他们希望尽量增加投资，增长速度越快越好，但与此同时，在周期顶峰的时候将遇到各种约束而无法继续加速增长。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最高领导人收到了进一步加速增长的受阻信号，其中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进口和债务不可能无限增加[14.3]。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对东欧的一些小国而言，这构成了实现进一步加速增长的有效约束。
第二，投资紧张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负责经济和技术管理的领导人感觉到将会出现更多的生产中断现象，运输问题和时间延误实在负担不起了。
第三，投资扩张严重影响到了居民个人消费，已经超出了公众的容忍限度。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发展下去将危及统治阶层的权力。
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收到了其中的一个信号就足以让经济管理决策层“踩刹车”。当上述两个或三个约束条件同时出现并阻碍投资的时候，经济状况就会极度恶化，将发生最严重的下滑。这种极端情况在波兰就曾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如中国和匈牙利。
对投资领域的所有干预措施都会经过一层由各种延缓因素构成的网络进行传递。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的上升和下滑会分为几个阶段，以及经济增长在减速之后也只能慢慢加速攀升的原因所在。
由于始终存在着强制增长的动机，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和外国经济条件允许，那么加速增长又将重新开始。只是因为出现了极度恐慌，以及经济管理者意识到继续严格执行计划已经不现实，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才被暂时遏止。当各级领导确信紧张状况已经缓解，或者稍做休整之后，又有了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此时就又会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和投资扩张。
- 政治路线的变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始终不变的（本书第2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基本特征展开讨论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政治斗争和官僚体系内部的派系争斗[3.5]。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或者最高领导人立场的改变都会导致突然的转向和剧烈的震荡（即使是同一个人掌权期间也不例外）。例如，列宁时期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统治下，缓慢发展合作社变成了迅速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在中国，毛泽东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然后很快就走向“大跃进”。此外，当老的领导人去世，新的继任者上台并采取了新的政策路线，那么也有可能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无论什么情况，政治路线的突然变化都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致使各类指标发生很大的波动。例如，苏联在集体化之后，农业生产急速下降；中国的“大跃进”陡然提高了投资水平，特别是加速发展重工业。
有人曾提出这些政治路线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节奏：相对较“软”的克制时期之后，就会进入相对较“硬”的激进阶段。平缓的政治路线更为谨慎一些，而强硬的政治路线会要求上马更多的投资项目。①
以上所描述的这些波动都是相互关联的，②它们本身可能会互相叠加在一起，相互加重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投资扩张周期的最后阶段会与新的五年计划的实施重合在一起，或者内生经济周期的停滞阶段可能成为改变政治路线的原因，其中包括人事的变动。波兰在1970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满怀希望，认为它们能够实现平稳增长，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停滞和倒退，但这一愿望彻底落空了。尽管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是由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机制引发的，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波动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带来了许多极为严重的后果。
①A. Ungvarszky研究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所有的政治路线变化。根据她的发现，不同“节奏”的政治时期的轮流更替与增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动之间具有明显、密切的相关性。也可参见D.M.Nuti（1986b）和E. Screpanti（1986）。
②也存在其他波动，见J.C. Brada（1986）。例如，5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波动就远远超过了它们还处于资本主义体制时的波动。这种波动主要与生产政策频繁变动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