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 生活水平

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宏观矛盾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不同国家和不同

①波兰的恶性通货膨胀在1990年采取稳定措施之前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比例：消费者价格在1988年12月到1989年12月之间上涨了636（见D．Lipton和J．Sachs（1990，p．105）。苏联经济在1989—1990年也陷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注释2中提到的文献以及E．Gaidar（1990）的文章。

时期以及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不同社会阶层是不同的。因此，这里我们仅限于研究某些一般性现象。

主要的赢家是那些加入私营部门而获得额外收入的人。在中国，就是好几亿农民，参与农业之外私人活动的好几千万居民（或是专职从业人员，或是在国有部门工作而到私营部门打零工的人）。在写作本书时，苏联已经有几百万人在“合作社”（事实上是私营的）工作。其他改革经济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某些改革国家的供给状况有所改善，这使全体居民都受惠。供给的改善有以下几个来源：一个是私营部门的复活和扩张。例如，中国农业的迅速增长不仅使农民过上了好生活，而且也很快改善了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那些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私营部门服务的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公有部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私营部门通过交换消费者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每一个卢布（或福林）收入都意味着相应提高了一个卢布（或福林）的大众消费水平。

全体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优先发展次序的改变，只要增加公众消费或服务部门的投资（住宅、卫生）就可以实现［→23.2］。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增长发挥了有利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旨在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措施提高了公有企业的自主权、拓宽了横向市场联系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商品的种类。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匈牙利。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近十五年内获得了持续的重大改善。南斯拉夫和中国也是如此，而且其他改革国家也都略有改观或者至少是局部的改善。

但即使在相对而言最成功的改革国家，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的趋势也迟早会中断，对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来说，还未出现真正的改善趋势。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摆脱本章所探讨的宏观矛盾。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领导层有意识地将矛盾隐藏起来；或者更糟糕的是：采取了短期措施，但结果只是拖延时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消费是宏观分配最后考虑的变量。一旦出现麻烦，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强制降低生活水平，但投资和军事开支将不会受到影响，更不会去申请外国贷款。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对极权统治和强硬镇压整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抗议的声音。

在改革社会主义下，上述解决办法就不再完全适用了。由于自由化和公开的程度不断提高，公众可以表达不满。管理国家的人们认为有必要避免出现不满情绪。在改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层曾承诺一定会结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苦难，而且生活也将得以改善。因此，当经济开始布满乌云的时候，领导层不会自动地采取原有的办法来限制，它可能会尝试其他方法。

通常不会削减军费开支。①这样就剩下了两种可能性：抑制投资或者举借外债。这两种方式可以暂时维持实际消费继续增长（即使速度有所放慢）。即使无法再增长，至少也不会下降。或者即使下降，至少也不会暴跌。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少，但即使在那时，任何时候的承诺总是高于最终发生的结果。

当领导层采取以上两种方法设法防止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时，它们最终会相互干扰。减少投资损害了未来发展的基础，而且迟早将导致生产的停滞或下滑。当继续对投资进行行政限制时，投资领域的矛盾会不断加深。投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总是高于不断减少的资金供给。投资任务的积压日益严重；在那些没有得到充足投资资金份额的部门和地区，当地官僚也加入不满的行列。

如果投资与消费的总和（总支出）能够借助于外国资源来保持增长，那么就可以避免上述两难境地。举例来说，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成功实现了看似持久的福利增长的部分原因，再三提到的所谓“土豆加牛肉共产主义”或者“冰箱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资金来支撑的。外国贷款通过类似的方式帮助了其他改革国家，防止了其国内宏观矛盾大幅度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就像本章前面所提到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只会更加严重：债务开始不断累积，然后加速增长。最终偿还债务的账单还是

①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削减军费。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迫使苏联表示出更强烈的意愿来达成协议并从前线撤退。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它需要减少军事上的经济资源投入。只要东欧在军事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于苏联，那么它们在减少军事支出之前就需要取得苏联的同意。因此，可以大致这么说，这种再分配在苏联和与其有军事联盟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

事实上，在削减军事支出与把释放出来的经济资源转为民间消费之间有很长的时滞。

要落到公众门口的台阶上，随后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缩减消费。

宏观矛盾的缓和还具有另一个特征。当限制实际消费或减少消费时，使用的方法从来都不是降低名义工资。领导人更愿意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提高消费者价格，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个位数—比公开降低名义工资更容易从政治上加以控制。

通货膨胀既可能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停滞共存，也可能与后者的微弱增长共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必然会造成实际收入的再分配：部分人口能够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然而有些人（像领取养老金者、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员）却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社会矛盾被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激化。①

本章所涉及的宏观矛盾是体制特征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由改革所带来的。在现行体制之内，没有什么神奇的药方能够消除矛盾所产生的根源。每一种办法（如减少投资、筹措信贷资金等等）都只起到延缓的作用。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日后将以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些在改革体制下管理国家的人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问题不是缺乏专业知识，②而是意识形态的桎梏。一个人越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体制，他／她就越难发现日益恶化的问题正是体制本身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之初承诺改善生活，可在看到困难后，又再三延迟兑现承诺的最后期限。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认定他们打心眼里就是想欺骗人民。他们确实真诚地相信（也许信念也在逐步减弱）问题只是暂时的。③

公众的感觉越来越差，但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状况本身很糟糕，对领导人承诺梦想的破灭让人们更加沮丧。每个不能兑现的承诺都对信心造成了破坏。宏观矛盾的加剧、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以及领导人威信的丧失都为革命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①有关改革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紧张和不平等的分析，可参见T．Zaslavskaya（1990），特别是pp．86-153和Z．Ferge（1988）。

②在特定时期和某些国家里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官方教条培养起来的经济领导人无法理解金融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宏观联系，而且许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行动的结果。

③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讲话里有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还未能全面展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能令我们满意。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缺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困难……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任重而道远，还要为使经济状况好转而继续努力。这些改变终将到来。”（《真理报》，1989年1月1日）。

最后，当掌权者对自己是否具有解决众多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时，革命将不可避免。另一种可能爆发革命的情况是，群众日益不满并且决定放弃这一体制，而此时领导人已经无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