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认识羊头镇的司法界及其主要领导人

第二天，村法庭举行例会，除了几位地主即乡绅陪审员外，全镇的陪审员都出席了。这些乡绅陪审员为了不脱离本阶层的人，便采取了英国的政策，即不参与原则，这个原则特别受到杰出活动家约翰·布赖特的称赞。然而这并不排除“知识阶层”对镇上事务的间接影响。假如“知识界”中的某人犯了什么案件，那他只需在开会的前一天，把佐乌齐凯维奇先生请到家里，然后同这位知识界代表献上美酒和雪茄烟，案件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到了吃午饭时间，你只要彬彬有礼地邀请佐乌齐凯维奇，说：“请，请！佐乌齐凯维奇先生，请入席吧。”

佐乌齐凯维奇入席就了座，第二天他就会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对镇长说：“昨天我在密奇塞夫斯基家、斯科拉贝夫斯基（或者奥希切辛斯基）家吃午饭。唔！他女儿也在家里，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午宴上，佐乌齐凯维奇竭力保持温文尔雅、虚怀若谷的态度，对于各种各样他不认识的菜肴，他表现得和别人一样，人家怎么吃，他也怎么吃。至于和乡绅的这种亲密交往所带给他的极大欢欣和满足，他总是丝毫不露声色。

他是一个机灵的人，处处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因此他在这样的场合里不仅毫不怯场，反而能侃侃而谈，有时他还提到“那个正直的警察局长”或者“那个有才干的县长”，说他昨天还和县里的这些头面人物玩过一个戈比一点的牌。一句话，他竭力表现出，驴子县里的所有大人物对他都是亲如兄弟的。他的确注意到，当他说这些话时，那些女士们都奇怪地望着她们的盘子、碟子，但他以为这是一种时尚。吃过午饭之后，他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异，还没有等到他告别，乡绅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吧，祝你健康，佐乌齐凯维奇先生！”不过，他也认为这又是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习俗罢了。握手告别时，他感到主人的手里有什么“沙沙作响的东西”。这时候，他便弯过他的手指，往乡绅手心里伸过去，把他手里那些“沙沙作响的东西”挖过来，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加上这样一句：“尊敬的先生，我们之间何必这样多礼！至于您的案子，尊敬的先生，您完全可以放心！”

的确，那位尊敬的先生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佐乌齐凯维奇先生早已把布拉克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掌握在自己手中，凡是他们三人决定的案件，其他陪审员仅仅通过一下就行了。这毫不奇怪，因为在每个集体中，通常才干杰出的人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并把事物的发展方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由于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的精明能干和天生的才华，镇里的事务一定是处理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的了。可惜却有一样不幸，那就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只是在某些案件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向法庭说明，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应该如何判决这一案件。至于其他的案件，如果事先没有那种沙沙作响的东西关照过，那就只有让镇法院独立去处理，而他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会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时候，那些陪审员们便会觉得缺少了主心骨，感到十分狼狈。

在贵族当中，说得精确些，在这些地主当中，只有一位地主弗洛斯，他是小进步村的二地主，开始时曾作为陪审员参加过镇法院的会议，他认为知识界应该参加这些事务。可是出乎他意料，大家的反应都很坏，乡绅们都把他看成是“赤党”，因为他的姓名“弗洛斯”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农民们呢，对于自己的独立性有着一种民主的感情，他们认为地主不能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他们最好的证据就是：“你看，别的地主都不这样做。”总之，农民们指责弗洛斯先生，说他是个不像地主的地主。而佐乌齐凯维奇先生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用过那沙沙作响的东西去博得他的友谊。有一次，弗洛斯先生以陪审员身份来参加会议，在会上，他甚至命令佐乌齐凯维奇闭嘴，于是对弗洛斯先生的不满便带有普遍性了。其结果是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他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陪审员向大家说了下面这一段话：“难道您，尊敬的先生，也是乡绅吗？奥西切辛斯基先生是乡绅，斯科拉贝夫斯基先生也是乡绅。可是您，尊敬的先生，却不是乡绅，只是一个暴发户！”弗洛斯先生那时正好买下了克鲁哈沃拉庄园，一听到这番话，就撒手不管这一切了，把乡里的事交由乡里去办，就像过去城里的事由城里人办一样。贵族们都说“他倒霉了”，同时为了替不参与原则辩解，他们还引用了一句已成为民族智慧的谚语：“农民难教。”

这时的镇务会议不再为“知识阶层”的参加而苦恼，在处理各种案件时也不需要上述人士的帮助，单靠羊头镇的领导智慧就能明察善断。按照“巴黎的智慧适合于巴黎，加里西亚的自治适合于加里西亚”这一原则，那么羊头镇的智慧对羊头镇来说也就绰绰有余了。此外，不容置疑的是，农民的实际判断力，或者换句话说，在维斯瓦河畔的国家及其管辖的地方，被称为“健全的农民智慧”，要比任何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有用得多，而且这个国家及其管辖地方的居民们，从一生下来就已经把那种“健全的智慧”带到了世上。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无须加以论证的。

这种智慧立即在羊头镇上显示出来了，就在本文所谈到的这次会上，他们正在念一份上级来的公文，询问羊头镇是否愿意自费在自己的区域内修筑那条通往驴子城的大道。到会的那些元老都不喜欢这个计划，因此，一个当地的议员便发表了一个值得称赞的意见，认为那道路无须修筑，因为大车可以从斯科拉贝夫斯基家的草原上通过。如果斯科拉贝夫斯基先生当时在场，他一定会找出许多理由来反驳这一提议的。可是由于这位乡绅恪守不参与原则，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一修正的提案差一点就要被一致通过，如果不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前一天曾在斯科拉贝夫斯基家吃过午饭。在吃饭的时候，他还给雅德维佳小姐讲述了在马德里杀死两位将军的故事，这是他从布勒斯拉维尔先生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的伊萨贝拉》一书中读来的。饭后当他握着斯科拉贝夫斯基先生的手告别时，又感到了他手中那沙沙作响的东西。现在文书先生没有去记录这个修正的提案，却停止了挖鼻子，放下了手中的笔，这通常表示他要发言了。

“文书先生有什么话要说？”会上的人一齐问道。

“我只想说，你们都是些傻瓜蛋！”文书镇静地回答。

真正的议会演说，哪怕是寥寥数语，其威力也是巨大的，因此，上面这句话一说出，既是对修正案的反对，也是对羊头镇首脑们的行政方针政策的抗议。这些首脑们便惶恐不安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开始搔起他们那高贵的思维器官来了。这一举动不容置疑地表明他们是在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了。在沉默了一段长时间之后，终于有一位代表用询问的口气说道：

“那是为什么？”

“就因为你们是傻瓜！”

“那无疑是的！”一个声音说。

“草地毕竟是草地呀！”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

“春天化冻的时候，那里也无法通过。”第三个结束时说道。

其结果是，提出经过斯科拉贝夫斯基家草地的修正案被否决了，接受了上级政府的计划。他们根据提供的预算，把修筑道路的费用摊派下去。他们起先打算只让地主负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的草地再也不会受到损害。可是这个新的提案，也被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给否决了。于是这些司法界的首脑们便个个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别人，同时又能让自己的同胞觉得他们这些人为了公众的事业而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从中感受到内心的快乐和满足。公正已经在羊头镇司法界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至于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一负担，除了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外。他们却主动承担了监督的责任，以便使道路的修建进行得又快又好。

不过应该承认，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正如超出一般道德标准的种种道德一样，在其他陪审员中间引起了不满，甚至遭到了一个陪审员的抗议，他愤愤不平地说道：

“为什么你们就不出钱？”

“既然你们出的钱都够了，我们又何必再出什么钱哩！”哥穆瓦回答道。

这样一个论证，我想，不仅羊头镇的头脑健全的人，就是任何一个别的人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的，甚至就连那个提抗议的陪审员在沉默片刻之后也用完全信服的口气说道：

“那倒是不假！”

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他们本可以有条不紊地去处理其他案件，如果不是两只小猪出乎意料地闯进了这间司法大厅。这两只小猪发疯似的从没有关紧的大门窜了进来，毫无缘由地在大厅里乱奔乱跑，还在人们的脚下钻来钻去，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会议只好中断，这些司法界的头面人物也投入了追赶不速之客的行列中。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代表们竟十分难得地一致吆喝道：“啊哧！啊哧！噢！你们这些遭瘟的！”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这时候，两只小猪从佐乌齐凯维奇的双腿中间钻了过去，把那条浅黄色的裤子染上了特别令人讨厌的绿色污迹，正如我们在报纸刊载的外省通讯中所读到的那样，这种绿色污迹是无法洗掉的。尽管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用甘油香皂去洗，用自己的牙刷去刷，也没有刷洗干净。

然而，由于羊头镇代表们过去没有失去过，这次也不会失去的果断和毅力，两只小猪终于被抓住了后腿，无论它们怎样地反抗挣扎，还是被扔出了门外。随后，会议的议事日程又继续进行下去。按照这个程序，现在要审理一个名叫希罗达的农民控告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地主弗洛斯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希罗达的几头牛在弗洛斯家的苜蓿地里吃得个又撑又饱，清早就离开了这个贫穷的山谷，到达了一个更为美好的牛的极乐世界里。伤心绝望的希罗达把这一不幸的事件提交到法院，请求得到公正和补偿。

法院深入到案件的实质，以其特有的敏锐性做出了判决。尽管希罗达故意把牛放进了弗洛斯的地里，如果他的地里长的是燕麦或是小麦，而不是那“鬼东西苜蓿”，那么这些牛现在也会活得好好的，又健又壮，绝对不会遇到这种可怕的饱胀病，而成为它的牺牲品。他们从这个大前提出发，通过既是逻辑的，又是法律的道路，从而达到小前提。于是法庭做出判决：引起牛死亡的起因绝对不是希罗达，而是弗洛斯先生，所以弗洛斯先生应该赔偿希罗达的牛，为了警戒后人，弗洛斯先生还应付给镇公所五个卢布，作为镇里的基金费；如果被告拒绝支付这笔款项，应向他的佃户伊克·兹维诺斯征收。

后来他们又审理了几件民事案件，这些案件，因为和这位大智大慧的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均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全是由法庭独立做出判决的，而且是根据羊头镇这些头面人物的公正无私的立场做出的。由于“知识界”奉行上面提到的英国式不参与原则，会议的普遍和谐和一致性很少受到干扰，只是偶然被中风、烂肠子和瘟疫之类的言谈所打断，而这些话语通常是争讼的双方在表示祝愿时无意说出来的，或者是由法官们自己说出来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无法估量的不参与原则，才使得所有的案件都能得到这样的判决：无论是胜诉一方，还是败诉一方，都要向镇公所交纳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样做，既保证了镇长和文书希望在镇里得到的独立自主性，又直接教育了村民不要随随便便打官司，从而使羊头镇的道德水平达到十八世纪哲学家们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还有一件事也该在这里提一下，对于这件事我们姑且不表示赞扬也不表示非难，那就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往往只把交给镇公所的款子的一半记入他的账本里，而将其余的一半单独收管，供“意外事件”之用，归镇长、文书和陪审员哥穆瓦三人支配。

最后是法庭审理刑事案件。于是他们命令乡警去把犯人带来，让他们站在法庭前面。我无须多说，羊头镇所采用的监禁制度是最新式的，而且最符合文明的一切要求，这就是单独监禁。尽管有人诽谤它，但这种制度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今天，每个人都会相信，在羊头镇镇长的畜栏里竟有四个单间。犯人们单独住在那里与各种牲畜为伴，关于这些动物，在一册《青年使用的动物学》书中有这样的描绘：“猪，一种由于本身肮脏而如此称呼的动物。”既然造化不给它们长角，那就证明造化自有自己的安排。囚犯们关在这样的牢房里，与这样的动物为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既不会妨碍他们去思考问题，又有利于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这时候，乡警匆忙来到那所监狱，从牢房里把犯人带到了法庭前面。押来的不是两个男犯人，而是一男一女。读者从这里可以轻易地推测出，羊头镇法庭所要审理的这件案子是如何触及人的心灵深处以及人的微妙天性的。的确，这个案件是非常微妙的。某个罗米欧，或者又叫瓦赫·勒赫尼奥，和某个朱利叶，又名巴希卡·查比安卡，一同在一家农户做工，一个当长工，一个当女佣。这里用不着隐瞒，他们相互爱上了，谁都离不开谁，就像涅瓦曾德赫离不开贝曾德哈[7]一样。一句话，他们相爱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不过我要说的是他们爱得非常强烈。然而不久嫉妒便钻进了罗米欧和朱利叶的中间，因为后者有一次看见罗米欧和庄园里的雅格娜交谈时间较长，从此那个不幸的朱利叶便一直在等待机会。有一天，根据朱利叶的观察，罗米欧从地里回来得太早了，而且他一回来就硬要饭吃，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他们互相辩解着，同时也发生了几十下拳头和铁勺的碰打，当然这些碰打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朱利叶的俊俏的脸上留下了青紫，罗米欧那具有大丈夫气概的前额上也割破了一道裂口。现在法庭需要判决的是哪一方面有理，是谁该付给对方五个兹罗提，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五个银戈比。

西方腐败的空气还没有侵袭法庭的健全的精神实质，因此他们对妇女解放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它与斯拉夫民族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气质是完全敌对的，法庭便把第一个发言权给了罗米欧，他用手捂着那被打破的额头，开始诉说道：

“尊敬的法庭：这条母狗很久以来就在找我的麻烦。我同别的好人一样，回来吃下午茶，可是她却对我说：‘你这个狗杂种，东家都还在地里，你回来干什么？’她说，‘你想躺在炉灶边，对我挤眉弄眼是不是？’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向她挤眉弄眼过。自从她那次看见我帮助地主家的雅格娜从井里打水以后，就对我生气了。她把给我的盘子往桌上一扔，差点把里面的饭菜都给震出来了，后来她还不给我东西吃，常常这样骂我：‘你这个狗杂种，你这个见异思迁的人，你这个背教的人，你这个副方丈！’当她骂我是‘副方丈’时，我就气得打了她一下嘴巴，她就用铁勺子狠狠朝我的头上打来。”

这位理想的朱利叶，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把握紧的拳头一直伸到罗米欧的鼻子底下，尖声叫喊起来：

“你说谎！你说谎！你像狗一样乱叫一气！”

随后她心里十分难过，便哭了起来，她转身面对法庭，大声说道：

“尊敬的法官们！啊！啊！我是个可怜的孤儿，上帝啊，救救我吧！我看见他和雅格娜，并不是在井边，叫他们都瞎眼！我看到他们走进黑麦地里，在里面待了做五次祷告那么久。我是说过，你这个放荡鬼，你有多少次对我说过，你是多么的爱我，为了我，你会不惜一切！叫他全身溃烂，叫他的舌头变成木片！啊，我真命苦啊！不该用铁勺去打他的头！应该用大木棍去揍他！太阳还老高老高的，他就从地里回来了，马上就要拿饭给他吃，我态度温和地对他说，就像对别的好人一样：‘你这个小偷，主人还在地里，你干吗就回来了？’可是我没有说过他什么‘副方丈’，让老天爷来做证……可是他……”

这时候，镇长命令被告要遵守法庭秩序，他用责问的口吻来引起她的注意：

“你这讨厌的女人，为什么不把你的嘴闭上？”

沉默了片刻，法官们都在考虑判决的事，他们对情况有着多么细致的分析啊，为了保持法庭的尊严，为了警告羊头镇每一对相爱的人，他们并没有判处某一方应交出五个兹罗提，而是判决把他们两人再在监狱里关押二十四小时，每人罚交一个银卢布给办公室。

“瓦赫·勒赫尼奥和巴希卡·查比安卡各交来办公室五十个银戈比。”佐乌齐凯维奇先生记录在案。

这时候，法庭审理已告结束，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站立起来，将他的浅黄色裤子向上提了提，又把他那件紫罗兰色背心往下拉了拉，陪审员们都准备走了，已经拿起了帽子和鞭子，突然间，那扇被小猪闯入以后就一直关紧的大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门口出现了热巴。他像黑夜一样阴沉，跟在他身后是他的老婆和那只名叫克鲁契克的狗。

热巴老婆的脸色如同夏布一样苍白，她那清秀姣丽的脸上现出一种忧愁和谦卑的神态，她那双大黑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沿着脸颊滚落下来。

热巴大胆地走了进来，头往后一仰起，可是等到他看见全体法官都在场，看到镇长的金属饰物，看见了十字架、山羊胡子、狮子鼻和一双大脚时，他的神气立即消失了，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道：

“赞美！赞美！”

“永远！永远！”陪审员们一齐答道。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镇长威严地问道。他开始心里也有点发虚，可是立即就镇定下来了：“你们有什么事？打架了还是怎么的？”

文书先生出乎意料地插了一句：

“你就让他们自己说吧！”

热巴开口说道：

“尊敬的法官先生们！……愿最光明的……”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还是让我来说吧，你安静地待在那里！”女人打断他说。

她边说边用手帕擦了擦眼泪和鼻涕，用颤抖的声音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唉，她是来找谁的呀？她是在镇长和文书面前控告镇长和文书。“他们把他叫去，”她说，“答应他只要签名，就能得到森林，于是他就签了字。他们给了他五十个卢布，他当时喝醉了，他不知道那是在出卖自己的性命，在卖我和孩子的命。法官先生们，他当时是喝醉了，他醉得不像是主的创造物了。”她止不住泪水横流，又接着说道，“他喝醉了，都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就是在法庭上，若是有人喝醉了，犯了什么过失，法官们也会宽容他的，因为他们说他不知道他所干的事，上帝怜悯我们吧！一个清醒的人决不会五十个卢布就把自己的命卖掉的！啊！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他和那无辜的孩子呀！我怎么活下去呀？！我这个不幸的女人，没有他，没有我那可怜的男人，独自一人活在世上！啊！上帝会为了这个赐福给你们的，会替不幸者来赏赐你们的。”

说到这里，她哭得再也说不下去了。热巴也大哭起来，时时用手去擦他的鼻子，法官们神情紧张，他们面面相觑，看着镇长和文书，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直到热巴老婆再能说出话来时，她重又诉说起来：

“我家男人就像中了毒一样，坐立不安，他说：‘我要杀死你，也不让孩子活下去，我要烧掉房屋，’他说，‘我决不会去当兵，我决不会去的！’可是我有什么罪呢？孩子又有什么罪过呢？他不管地里的事了，也不去割草，斧头也丢在一边了，成天坐在家里，唉声叹气。可是我一直在等法庭开庭，你们都是心向上帝的人，决不会让我们受到欺侮的，拿撒勒的耶稣啊，钦斯托霍瓦的圣母啊！请您给我们求求情吧！求求情吧！”

一时间，只能听到热巴老婆的抽泣声，后来一个老陪审员喃喃说道：

“把一个人灌醉了，然后又出卖他，真是缺德！”

“是的，真是缺德！”别人也附和道。

“愿上帝和他最神圣的母亲保佑你们！”热巴老婆跪在门边，大声说道。

镇长觉得无地自容，陪审员哥穆瓦也一样狼狈，他们两个都望着文书，而他一直在挖鼻子，等到热巴老婆说完了，他才停止挖鼻子，对那些正在嘀嘀咕咕的陪审员说道：

“你们都是傻瓜！”

一片沉寂，有如播种罂粟的时节。文书接着说道：

“条例明确写着：谁若是干涉自愿签订的契约，必定要受到海洋法庭的审判。傻瓜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海洋法庭吗？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你们这些傻瓜，海洋法庭就是……”

说到这里，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鼻子又聚满了脏物。随后他用带官腔的冰冷语气继续说道：“你们还要嘲笑别人，你们连海洋法庭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想把鼻子伸进这样的案件里，等到你们的第七层皮都被打痛时，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海洋法庭了。凡是有人志愿去代替应征的人，干涉任何一方都是不允许的。合同签订了，有证人在场，完全合法！宪法和法律就是这样说的，在农民事务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制订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你们要是不相信，就去看看诉讼程序和诉讼例案好了。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喝喝酒，那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你们这些傻瓜，不是时时、处处都在喝酒吗？”

假如正义之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出鞘的宝剑，从镇长的炉子后面走出，突然站到这些陪审员中间，也不会比海洋法庭、宪法、法律学、诉讼程序和诉讼例案更使他们惊恐不安的了。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哥穆瓦才轻声地说起话来，大家都望着他，好像是为他的勇气而感到惊异似的。

“这倒是真的！一个人卖马要喝酒，卖牛要喝酒，卖猪也要喝酒，这已经成了习惯。”

“我们也是按照习惯来喝酒的！”镇长说道。

后来，陪审员们的胆子也壮了一些，他们对热巴说道：

“那又有什么可说的！你自己酿成的啤酒，你只有把它喝掉！”

“难道你还是个六岁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吗？”

“他们也不会拿掉你的脑袋。”

“等你当兵走了，你可以雇个长工，让他住在你家里，陪伴陪伴你的老婆。”

整个会场又渐渐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突然文书又开口说话了，大家都静了下来。他说：

“但是，你们不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热巴威胁他的老婆和孩子，说要烧掉自家的房子，这种事你们就应该管一管，决不能轻易放过。既然他老婆来控诉了，就不能让她得不到公正处理而离开法庭。”

“不对！不对！”热巴老婆绝望地喊道，“我不是来控诉他的，我从来也没有受过他的欺侮。啊！耶稣！啊，你活神的甜蜜伤口啊！难道是世界末日到了吗？”

法庭进行了宣判，其直接结果是，热巴夫妇不仅没有得到好处，法庭反而正确地为了保障公共秩序和热巴老婆的人身安全，决定把热巴关在猪圈牢房里两天，为了让他将来不再产生类似的想法，决定罚他交纳办公室两个半银卢布。

热巴像疯子似的跳了起来，大声叫喊：他不会去猪圈的！他交给办公室的不是两个半卢布，而是把他从镇长那里得来的五十个卢布扔在地上，叫道：“谁要谁就拿去吧！”出现了可怕的混乱，乡警跑了进来，抓住了热巴，热巴就用拳头揍他，他也用拳头打热巴的脑袋。热巴的老婆大声哭喊起来，一个陪审员抓住她的脊背，把她推向大门，在她背上打了一拳，顺势将她推出门外。其他的陪审员帮助乡警抓住了热巴的头发，将他押往猪圈拘留所。

这时候，文书记下了“今收到瓦夫隆·热巴交办公室一卢布二十五个戈比”。

热巴老婆回到她那空荡荡的家里时，几乎是神志不清了。她看不见她面前的一切东西，路上的石头使她颠颠踬踬、跌跌撞撞，她绞扭着向上举起的双手，大声呼号着：

“呜！呜！呜！”

镇长的心还不坏，当他和哥穆瓦缓步走向酒店的时候，说道：

“我很可怜这个女人。也许我该再添给她二十五斤豆子，或者其他东西。”

这时候，就是那个替热巴老婆打抱不平的老陪审员，对其他陪审员说道：

“我要离开你们回家去了，我希望先生们下次开会时，再也不会发生这类的事情！”

他说完便坐进了马车，挥动了一下鞭子，马车便驶走了，因为他不是羊头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