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巴黎的与众不同

我们说过，两年来，巴黎有过多次起义。在暴乱期间，除了起义的几个地区外，巴黎的面貌比平时更平静。巴黎对一切都适应得很快，——不过是场暴乱罢了，——况且，巴黎要做的事很多，才不为这区区小事费心呢。只有这种大城市，才能出现这种景象。只有这种硕大无朋的城池，才能一边在打内战，一边却不知怎么依然平静得让人深以为异。通常，当起义开始，鼓声、集合号声、紧急集合号声响起时，店老板只是说：

“圣马丁街好像闹起来了。”

或者说：

“圣安托万郊区好像闹起来了。”

还常常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那边的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传来了火枪或步枪齐射的凄厉的声音，那店老板会说：

“闹得凶了？呀！闹得凶了！”

再过一会儿，暴乱蔓延，已迫近他的店铺，他便赶紧关门，穿上制服，也就是说，他把货物藏好，自己要去冒险了。

在十字路口，在小巷子里，在死胡同里，人们互相射击；街垒夺得了，又失去，复又夺得；血流遍地，霰弹将房屋的门面打得千疮百孔，有人被子弹杀死在床上，街上遍地尸体。然而，离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咖啡馆里传出打台球的声音。

离这些硝烟弥漫的大街不远的地方，看热闹的人仍在说说笑笑，剧院依然敞开大门，上演各式闹剧。马车依然来来往往，人们依然进城赴宴。有时，去的地方恰好是打仗的街区。一八三一年，有一个地方正在对射，突然停下来，让一支婚礼队伍过去。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起义中，在圣马丁街上，一个残废的小个子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装着盛满某种饮料的长颈瓶，盖着一面破三色旗，在街垒和部队之间来回走动，不偏不倚，将装椰奶的杯子一会儿送给政府军，一会儿送给无政府主义者。

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了。这是巴黎暴乱的特点，其他任何国家的首都都不会这样。要做到这点，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巴黎的伟大和巴黎的快乐。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可是这一次，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动武中，这个大城市感到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强大。它害怕了。只见大白天各处门窗紧闭，哪怕是距离最远，最“漠不关心”的街区。勇敢的人拿起武器，胆小的人躲藏起来。无忧无虑、忙忙碌碌的行人不见了。许多街道就像凌晨四点那样阒无一人。人们传播着令人恐慌的细节，人们散布着灾难性的消息。——他们抢银行了；——仅仅在圣梅里教堂里，就有六百人，他们在教堂里挖战壕，筑雉堞；——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卡雷尔[163]去见克洛泽尔元帅[164]了，元帅对他说：先得搞一个团；——拉法耶特病了，但他仍对他们说：我听从你们的吩咐，哪里能放下一张椅子，我就跟你们到哪里；——必须严阵以待；夜里，有人会在巴黎偏僻的地方抢劫散居的民房（从这里，可以看出警察——这个插手政府事务的安娜·拉德克利夫[165]——的想像力何等丰富）；——奥布里屠夫街上部署了大炮；——洛博和比若正在磋商，半夜，最晚黎明时分，将有四路纵队同时向暴乱中心开拔，第一路从巴士底广场，第二路从圣马丁门，第三路从河滩广场，第四路从中央菜市场；——军队也有可能从巴黎撤退到练兵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可以肯定，这一次非常严重；——苏尔特元帅迟疑不决，引起人们的忧虑；——为什么他不立即发起进攻？——可以肯定，他在苦苦思索。这头老狮子似乎嗅出，在这黑暗中有一个从没见过的怪物。

夜晚来临，可剧院都没开门。巡逻队气势汹汹地在街上巡逻，搜行人的身，逮捕形迹可疑的人。九点钟，就有八百多人遭逮捕，警察局、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拉福斯监狱都塞满了被捕的人。尤其是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那条被称做巴黎街的长地道铺满了麦秸，上面堆满了囚犯，里昂人拉格朗日[166]在勇敢地发表演说。囚犯们躺在麦秸上，动一动都会发出暴雨般的哗啦声。在别的地方，囚徒们一个挨一个，躺在风雨操场上。到处忧虑不安，人心惶惶，这在巴黎史无前例。

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妻子和母亲提心吊胆，只听见她们说：“啊，天哪！他还没回来！”远处，难得听到车轮的滚动声。人们站在门口谛听，只听见各种沉闷而模糊的声音，喧哗声、叫喊声、嘈杂声，他们说：“是骑兵”，或者说：“是弹药车在奔跑”；人们听见号声、鼓声、枪声，特别是圣梅里教堂凄凉的警钟声。人们等待打响第一炮。手拿武器的人出现在街角，喊着“快回家”，转眼便不见了。于是，人们赶紧回家插上门闩。人们说：“这会闹到什么地步？”天色越来越黑，而巴黎也似乎越来越凄恻地被暴乱的烈焰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