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瓦让——国民自卫军战士

然而，严格地说，他住在普吕梅街。他是这样来安排他的生活的：

珂赛特和女仆住在小楼里。珂赛特拥有窗间墙壁涂漆的大卧室、饰有镀金护条的小客厅和法院院长张着挂毯、摆着大安乐椅的大客厅。她还有花园。让·瓦让在珂赛特的卧室里放了张有天盖的床，天盖由三色古锦缎做成，还铺了一块古老而华丽的波斯地毯，是在圣保罗无花果树街戈什大妈的店里买的。这些精美的老古董过于肃穆，为了缓和气氛，他又配了些少女用的欢快而优雅的小家具：书架、书橱和切口烫金的书籍、文具盒、吸墨纸、嵌螺钿的女红桌、镀金的银针线盒、日本瓷制梳洗用具。楼上挂着红底三色锦缎长窗帘，同床上天盖的颜色一样。楼下则挂着绒绣窗帘。整个冬天，珂赛特的小楼从上到下都生火。让·瓦让则住在后院深处那间类似看门人的小屋里，一张铺着垫褥的帆布床，一张白木桌，两张麦秸垫椅，一个陶瓷水罐，一块木板上摆着几本书，一个角落里放着那只宝贝手提箱，从不生火。他和珂赛特一起吃晚饭，桌上放着一块为他准备的黑面包。杜珊一进他家，他就对她说：“小姐是家里的主人。”杜珊目瞪口呆地问：“那你呢，先……生？”“我嘛，我比主人还要高，我是父亲。”

珂赛特在修道院里学会了料理家务，家里的开支由她掌管，每月的开销很少。每天，让·瓦让挽着珂赛特的胳膊，带她去散步。他带她到卢森堡公园，在那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走走。星期天，他带她去做弥撒，总是在圣雅克德奥巴教堂，因为那里离家很远。教堂所在的街区很穷，他常常给些施舍，在教堂里常被穷人围住，因此，泰纳迪埃给他写信时，称他为“

圣雅克德奥巴教堂乐善好施的先生”。他常带珂赛特去探望穷人和病人。可他从不让外人进入普吕梅街那座房子里。杜珊采购食物，让·瓦让亲自去林荫大道上离他家很近的水龙头打水。木柴和酒放在巴比伦街那道便门旁的半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墙壁镶嵌着贝壳和石块，当年是给那位法院院长当石窟用的：在游乐园和小屋[42]盛行的年代，没有石窟便没有爱情。

在巴比伦街的那道便门上，有个储钱罐式的匣子，用来放信和报纸。不过，住在普吕梅街这座小楼里的三个人，既收不到信件，也收不到报纸，这个信箱，从前曾充当轻浮爱情的传情人和一位风流法官的知心人，现在仅用来放放收税单和国民自卫军通知。因为靠年息生活的福施勒旺先生是国民自卫军战士。他没能逃脱一八三一年人口调查的密网：当时，市政府连小皮克皮斯教堂也调查了，那本是难以进入的神圣的云雾，让·瓦让是从那里出来的，在区政府看来自然是值得尊敬的，因此，也就有资格站岗放哨了。

每年，让·瓦让有两三次穿上军装去站岗。这是他很乐意做的事。这对他是一种正当的伪装，他既可以和大家混在一起，同时又能单独行动。让·瓦让刚满六十岁，这是合法免役的年龄；但他连五十多岁也看不出来；再说，他不想躲避那位上士，也不想找罗博伯爵[43]的麻烦；他没有户籍；他隐瞒名字，隐瞒身份，隐瞒年龄，隐瞒一切；不过，刚才我们说了，他是有诚意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纳税人。他的理想是，有天使的心灵，资产阶级的外表。

然而，有个细节要提一提。让·瓦让同珂赛特一起出门时，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穿戴像个退役军官。当他一个人出门时，并且常常在晚上，他总是穿着工人的短上衣和长裤子，戴一顶鸭舌帽，把脸遮起来。是出于谨慎，还是谦卑？二者兼而有之。珂赛特对自己不可捉摸的命运已习以为常，因此，她对父亲的奇怪行为几乎毫无察觉。至于杜珊，她对让·瓦让崇拜有加，认为他做什么事都是对的。肉店老板见过让·瓦让，一天，他对她说：“他是个怪人。”她则回答：“他是个圣人。”

无论是让·瓦让、珂赛特，还是杜珊，都只从巴比伦街那道门进出。除非从花园的铁栅栏门里看见他们，否则很难猜到他们住在普吕梅街。这道铁栅栏门始终关着。让·瓦让故意让花园荒芜，免得引人注目。

他这样想，也许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