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街垒就要进入临终状态。

一切都助长这最后时刻的悲壮。空中回荡着千百种神秘的声响：大部队在望不见的街上行动的喘息、骑队断断续续的奔驰、炮队行进的沉重震动、齐射的枪声和炮声在迷宫似的巴黎的交织、房顶上升起的金黄色战云、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什么人的可怕呼号、到处迸发的危险的火光、圣梅里已变为呜咽的警钟、温和的季节、飘着白云的蓝天阳光灿烂、美丽的日子和房舍恐怖的寂静。

要知道，从昨天晚上起，麻厂街的两排楼房变成两堵墙，两堵拒人之外的墙，楼门紧闭，窗户紧闭，窗板紧闭。

那个时期同现在大相径庭。那时，一旦民众要结束一种持续过久的局面，要结束国王恩赐的宪章或享有的政治权利，一旦众怒扩散到大气中，城市同意掀起路石，一旦起义者对市民耳语传告口令而引起他们微笑，那么暴动就深入人心，可以说居民就会协助起义战士，而民宅也会同靠着民宅临时建造的堡垒亲密无间。然而，只要形势还未成熟，只要起义还未得到民众的认同，广大群众否认这场运动，那么起义战士就注定完蛋，起义周围的城区将化作沙漠，人心化作冰雪，避难所全部堵死，街道成为掩蔽地带，有利于军队攻取街垒。

我们不能出其不意，硬推老百姓加快步伐。谁强迫老百姓谁就要倒霉！老百姓绝不任人摆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老百姓就会抛弃起义者，把他们看成鼠疫患者。一幢房子就是一面峭壁，一扇门就是一种拒绝，一个住宅的门脸就是一堵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清，却不肯通融，本来它开个缝儿就能把你救了。但是它不肯。这堵墙就是法官，它注视你并判你死刑。门窗紧闭的房舍，是多么黯淡的景象！那房舍仿佛死了，却还活着，里面的生命暂时停止，但仍然坚持。二十四小时以来，没有一个人走出门，但是一个人也不缺少。在这岩石内部，居民走来走去，睡觉，起床，全家聚在一起，又吃又喝，大家提心吊胆，这真是可怕的事！因恐惧而采取不好客的可怕态度，是可以谅解的，恐惧中夹杂着惊慌失措，更加情有可原了。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惧怕变为义愤，惊恐变为震怒，同样，谨慎变为疯狂，从而引出这种极为深刻的说法：“温和的人发疯。”极端恐惧的烈焰中，会冒出一股凄惨的黑烟，那就是怒气：“那帮家伙要干什么？他们就没有满意的时候，还连累过安宁日子的人，就好像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让他们自己想法脱身吧。他们活该倒霉，自作自受，怪他们自己。这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可怜的街道打得净是枪眼。他们是一群无赖，千万可不要开门啊。”于是，住宅就像一座坟墓。起义者在住户门前奄奄一息，他们眼见霰弹打来，刺刀逼近；他们知道如果喊叫，就会有人听到，可是谁也不会来救；这些墙壁可以保护他们，这里的人也可以救他们，然而，墙壁即使长了有血有肉的耳朵，人却是一副副铁石心肠。

怪谁呢？

不怪任何人，又怪所有人。

怪我们生活在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转化为起义，哲学的抗议转化为武装抗议，密涅瓦转化为帕拉斯(45)，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乌托邦明明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也要急躁冒进，转化为暴乱，几乎总是操之过急，结果无可奈何，看不到胜利，只好以隐忍的态度接受灾难。乌托邦为否认它的人们效命，毫无怨言，甚至还为他们辩解；它的崇高就在于能接受遗弃，它无坚不摧，却和蔼地对待忘恩负义的人。

况且真就是忘恩负义吗？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就是。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类总的生活称为进步，人类的集体步伐称为进步。进步在向前跨越，所做的是世人走向天上和神圣的伟人旅行，有时停一停，等候落伍者赶上来，在间歇站思考。面对赫然展现远景的某个光辉灿烂的迦南(46)；它也有睡眠的夜晚，而思想家在黑暗中摸索，看到阴影蒙住人的灵魂，又呼唤不醒酣睡的进步，就不禁焦急万分。

“也许上帝死了。”有一天，杰拉尔·德·奈瓦尔(47)对本书作者这样说道，他将进步和上帝混为一谈，将进程中止认作上帝之死。

谁丧失希望都是错误的。进步必然要醒来，甚至可以说它在睡梦中还前进。因为它长大了。等它再站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长高了。进步犹如江河，想永远静止都不可能；大家不筑一座街垒、不往河中投一块石头；遇到障碍水流照样激荡，人类照样沸腾，从而出现混乱局面。然而，混乱局面过后，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又前进了。进步总是以革命划分阶段，直到建立天下太平的秩序，直到和谐统一主宰世界的时候为止。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进步是人民持久的生命。

然而，个人暂时的生命，有时却抗拒人类的永久生命。

我们无需沉痛地承认，每人都有私利，谋求并保卫这种利益也无损大局；现时总有理由图点私利；有限的人生自有权利，不必为了未来不断地牺牲自己。现时这一代人该从尘世走一趟，不能为了后代就被迫缩短自己的路程，归根结底，各代人都是平等的，将来自然会轮到后代到尘世走一遭。“我活在世上，”一个叫做大家的人咕哝道，“我还年轻，正在恋爱，我老了，想要休息，我是一家之长，我要干活，我要生财发达，我要生意兴隆，我有房子出赁，我有钱投放给国家，我生活幸福，我有妻室儿子，我爱这一切，我渴望活下去，别来打扰我。”基于这种种原因，大家对人类高尚的先锋队，有时态度就极端冷淡。

此外我们也得承认，一旦开战，乌托邦就走出它那光灿的境界。它是明天的真理，却向昨天的谎言借用了战争的手段。它是未来，却像过去一样行动。它是纯洁的思想，却变成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行为中，掺杂了它理应为之负责的一种暴力；这种暴力虽是权宜之计，却违反原则而难逃惩罚。起义战斗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的还是老军事法典：它枪毙密探，处死叛徒，取缔活人，将其投入陌生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情况就严重了，乌托邦似乎对光明丧失了信念，而光明才是它无往不胜并永不腐变的力量。它挥剑砍杀，殊不知没有单锋刃的剑，而每把剑都是双锋刃，一面锋刃伤对手，另一面锋刃则伤自己。

以十分严肃的态度陈述了这种保留之后，我们不能不赞赏未来事业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忏悔师，不管他们成功与否。纵然失败，他们也是值得敬佩的，或许未获成功而尤其显得崇高。一次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欢呼；然而，一场英勇的失败，也同样值得同情。胜利则辉煌，失败则壮烈。我们更敬佩殉难者而不是成功者，认为约翰·布朗(48)比华盛顿伟大，皮萨卡纳(49)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站在败者一边。

对待为实践未来而失败的这些伟人，世人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世人指责革命者散播恐怖。每座街垒都好像在行凶。世人诋毁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惟恐他们居心叵测，揭露他们的信念。世人责备他们反对占主导的社会现状，筑起，垒起，堆起如山的贫穷、痛苦、罪恶、怨恨和绝望，责备他们从底层掘出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战斗。世人冲他们喊：“你们掀起了地狱的铺路石！”他们可以回答：“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街垒是由良好愿望造的(50)。”

自不待言，最好还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总之我们要承认，人们一看见路石，就会联想到那只熊，而社会为之不安的正是一种好愿望。然。而，社会应当自救，我们呼唤的也正是社会本身的良好愿望，不必使用任何猛药。要以和善的态度诊断，确定并治好病痛。我们也正是敦促社会这样做。

不管怎么说，这种人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注视着法兰西，他们遵循理想的不可动摇的逻辑，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即使倒下，尤其倒下的时候，确实令人敬佩。他们为了人类的进步，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体现了天意，作出了宗教的举动；时候一到，他们就像演员接台词那样，丝毫也不考虑个人安全，服从上天安排的剧情走进坟墓。这种毫无希望的战斗、这种视死如归的消泯，他们都能接受，以便推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创的所向披靡的人类壮阔运动，最后在普天下结出美不胜收的果实。这些战士是传教士。法兰西革命是上帝的一个举动。

我们在另一章已经指出差别，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有的起义为人接受，称为革命；有的革命被人拒绝，则称为暴动。一场起义爆发了，也就是接受人民检验的一种思想。如果人民让黑球掉下来，那么这种思想就成为枯果，起义也就成为轻举妄动了。

老百姓并不像乌托邦所期望的那样，一声号召就投入战争。随时当英雄和烈士，并不是所有民族都有这种气质。

他们讲求实际，对起义特别反感，一是起义造成的灾难还记忆犹新，二是起义的出发点总那么抽象。

献身的人固然值得赞美，但总是为理想，也仅仅为理想献身。一场起义就是一股激情，而激情却可以化为激愤，于是拿起武器。不过，凡是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总要瞄准更高的目标。譬如，我们再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起义的领袖，尤其麻厂街的这些热血青年，要打倒的主要不是路易—菲力浦。在坦率交谈中，对于这位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国王的优点，大多数人倒能给予公允的评价，谁也不憎恨他。其实，他们在路易—菲力浦身上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的旁支，正如早先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这种神权的长房。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在法国推翻王朝，旨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窃夺、特权对人权的窃夺。巴黎一旦没有了国王，世界上就相应除掉独裁。他们是这样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也许还很模糊，越奋斗就越远离；但目标却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为幻象献身，而在献身者看来，这种幻象几乎总是幻想，总之是掺杂人类信念的幻想。起义者总给起义镀金并赋予诗意。他们投身到这类悲惨事件中，并沉醉于他们即将实现的壮举。谁知道呢？也许会成功呢。他们只有一小撮，却抗拒一支大军；但是，他们保卫人权、自然法则，保卫每个人都不能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就像那三百名斯巴达人一样战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奥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一旦投身进来，就决不后退，而是低着头往前闯，希望取得空前的胜利。也就是完成革命，恢复进步的自由，使人类更高尚，解放全世界；最糟也不过成为温泉关式的烈士。

为了进步的这类武装斗争往往失败，上面也谈了失败的原因。民众不肯受这些勇士的驱动。沉滞的民众，正因为滞钝而脆弱，他们害怕冒险，而理想恰恰有冒险的因素。

况且，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利益摆在这儿，同理想和感情不大投机。肠胃有时能麻痹心脏。

法兰西伟大和美丽，正在于她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大腹便便，扎腰就方便得多。她总是头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觉。她往前走，还不断探索。

这正因为她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是逻辑的顶点，同样，美无非是真的顶点。艺术的民族，也必然是始终不渝的民族。爱美，就是寻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最早是由希腊举起来，再传给意大利，又传给法兰西。充当先锋队的神圣民族！“他们传递生命的火炬”(51)。

事情妙就妙在，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它进步的因素，文明的量是以想像的量测定的。不过，一个文明的民族应当保持刚强的性格。像科林斯，很好；像锡巴里斯(52)不行。性格柔弱，就要衰退。既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不要当演奏高手，要当艺术家。在文明方面，应当追求的不是精妙，而是高尚。在这种条件下，向人类提供的楷模则是理想。

现代理想从艺术中找到样板，从科学中找到手段。人们通过科学，就能实现诗人的这种神圣幻象：社会的美。用A加B，就能重建伊甸园。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高度，精确就成为辉煌的必不可少的一种要素，科学手段不仅辅佐，而且充实艺术情感；梦想必须计算。作为征服者的艺术，必须以善于行进的科学为支点。坐骑是否稳固至关重要。现代精神，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车驾的希腊天才，就是乘坐大象的亚历山大。

在教条中僵化或受利欲腐蚀的民族，不宜领导文明。面对偶像或金钱顶礼膜拜，行走的肌肉要萎缩，进取的意志也要衰退。一国人民沉迷于宗教或商业，光彩就渐趋黯淡，视野逐渐缩小，水平也逐步降低，从而丧失能使民族肩负使命，并以世界为目标的那种人神兼备的智慧。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有文明的光环，并通过多少世纪的重重黑暗保存下来。

法兰西和希腊、意大利是同样优质的民族。论美，她是雅典，论伟大，她又是罗马。此外，她还善良，乐于奉献。比起其他民族来，她更容易情绪高涨，乐于献身牺牲。不过，这种情绪时来时去。因此，当她只想走时谁偏要跑，或者当她要停下时谁偏要走，谁就冒极大的风险。法兰西也有过惟物是求的失误；在某种时刻，这颗杰出的头脑里充斥的思想，再也没有一丝一毫能令人想起法兰西的伟大，而只有米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那么小的范围了。有什么办法呢？巨人装矮子；泱泱法兰西也好任性，充充蕞尔小国，事情不过如此。

这一点无可厚非。人民同星辰一样，也有暂时隐没的权利。只要还会重现光明，只要隐没不是转化为黑夜，那么一切就好。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再现和“我”的持续是同一的。

让我们冷静地对待这些事实。战死在街垒还是进入流放的坟墓，这对于献身者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后果。献身的真正名称，就是无私。遭人遗弃就遗弃吧，流放就流放吧，我们只求伟大的人民后退时不要退得太远。不应当借口恢复理智，就在下坡路上滑过了头。

物质存在，时光存在，利益存在，肚子也存在；然而，不要把肚子看成惟一的明哲。短暂的人生有其权利，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永久人生也有其权利。唉！升高了也难免跌下来。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个民族极盛一时，品尝到理想，继而又陷入泥潭大啖污泥，还觉得这样很好；如果问他们何以抛弃苏格拉底而看好法斯托夫(53)，他们就这样回答：“因为我们喜欢政客。”

回到混战之前，再讲几句。

我们在此讲述的这样一场战争，无非是趋向理想的一阵痉挛。受到阻遏的进步呈现病态，于是这种可悲的癫痫症就发作了。进步的这种疾病，内战，我们在途中不免遭遇。这也是一出戏中必然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而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的受苦人，真正名称叫：“进步”。

进步！

我们经常发出的这一呼喊，体现了我们的全部思想。这场悲剧发展到这一点，包含的思想虽然还要不止一次地经受考验，但是也可能允许我们拉起幕布，至少要让它的光亮清晰地透出来。

此刻读者展阅的这部书，无论存在怎样的间歇、例外或欠缺，但是从头至尾，从整体到细节，全是讲述人从恶走向善，从非正义走向正义，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光明，从欲望走向良心，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上帝。起点是物质，终点是灵魂。始为九头蛇，终成为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