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我的秘密访华重建中美关系，尼克松的访华则开启两国的战略合作历程。但尽管合作原则已浮出水面，其框架仍有待敲定。《上海公报》的措辞暗含着一种联盟关系，然而中国自力更生的现实又很难让形式与实质联系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国际事务以来，联盟关系就一直存在。结盟的原因各有不同：汇集各联盟国的实力；规定互助的义务；提供一种超出眼前战术考虑的威慑力量。中美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两国作为伙伴冀望协调行动，但又不愿把它作为正式义务。
这种情况是中国对国际关系认知禀性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既然已经宣告中国“站起来了”，他可以与美国接触，但绝不会承认中国有任何靠一己实力不足以应对的挑战。在任何时候，他也不会接受超越国家利益的抽象援助。中国在毛泽东早期领导下仅曾与一个国家结盟：苏联。当时新中国建立伊始，在探求国际地位的道路上还需要支持。1961年，中国与朝鲜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双方要共同防御外来武装进攻，该条款在我写本书时仍然有效。但这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国历史上惯见的附庸关系：中国愿意提供保护，而朝鲜的互惠回应对两者关系而言则无关紧要。与苏联的盟约一开始即呈现出紧张态势，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接受丝毫屈从与妥协。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两国之间形成的伙伴关系并非见诸文献的正式的相互保证，甚至连以各种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的默契联盟都称不上。它是在1973年2月和11月与毛泽东的会谈以及1973年与周恩来长达数小时会谈之后达成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准联盟关系。自此，中国一改尼克松访问前的作风，不再设法约束或限制美国投射其实力。相反，中国公开宣称其目标是通过明确的战略计划，借美国之力与“北极熊”相抗衡。
这种对应做法取决于中美领导人是否有共同的地缘政治目标，特别是针对苏联。中国领导人给美国领导人私下安排了几场苏联意图专题讨论会，会上中方一反常态，率性直言，好像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不容许他们用惯常办法婉转叙述娓娓道来。美国也对自己的战略构想作了详细的介绍。
在中美新关系开始的头几年，中国领导人偶尔继续对美帝国主义发射意识形态“炮弹”——有的也就是些老生常谈——但私下里他们却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放不开。其实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大多美国民众或国会更赞同美国强力应对苏联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