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1989年夏季之后，美中关系几乎又回到起点。1971~1972年，美国与中国谋求和解，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它深信对华关系对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于是改变了对中国激进治理方式的保留态度。而今，美国又开始对华实施制裁。中国的国内改革成了美国重要的政策目标。
我曾经见过江泽民，当时他任上海市长。我没有预料到他会成为领导人，引领中国从灾难走向崛起，让中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活力和创造力。尽管他开始时有些犹疑，但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完成了香港的和平回归，重构了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江泽民任职后不久，1989年11月，邓小平竭力对我强调他对这位新任总书记的高度评价：
邓小平：你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了，将来还会有机会见他。他这个人有自己的思想，非常能干。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很深。
邓小平：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料想到江泽民会成功。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他因慎重处理学潮而受到赞扬。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过渡性人物，与前辈相比，他没有统帅一切的光环，权力基础也相对缺少。他是第一位没有军事资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其继任者一样，他的领导能力来源于政治履历和经济业绩。[1]
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为人处世带有伟人的光环，既有新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风格，也有中国儒家传统的痕迹。江泽民则不同，他更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家人，热情而不拘礼节。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好像面对正在考试的研究生，考察他们的哲学见解恰当与否。周恩来谈话轻松、优雅，充满儒家圣人般的智慧。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
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为了拉近关系，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放声大笑，讲些轶闻趣事，感染谈话对象。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时常为此兴高采烈。接见非华人来访者时，为了强调一个论点，他讲话中经常夹杂着英语、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词句，时而不经意间在大量中国古典成语与美国俗语间转换，如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场合允许，他可能会放声高歌来调节气氛，或者强调同志之间的友情。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来宾谈话时，通常带有一些随行人员，有顾问，也有记录员，他们不说话，也很少给首长传递便条。江泽民正好相反，他总想把他身边的人变成一个罗马合唱团。他通常提出一个想法，然后把它抛给一位顾问来总结，其方式自然而然，让人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团队，而江泽民是队长。他博览群书，受过高等教育，总是试图把谈话对象带入友好的氛围，至少接待外国人是这样。对话时，他的观点很重要，但对方甚至同事的观点也能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王国气派的人物。
江泽民被提升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美国国务院的一篇内部报告称，他“温文尔雅，精力充沛”，还讲述了1987年上海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件事，“他从贵宾席上站起来，激情四射地指挥交响乐团演奏国际歌，会场上满是闪光灯和舞台烟雾”。[2] 1989年尼克松私下访问北京时，江泽民突然站起来，用英语背诵了《葛底斯堡演说》。
对于中国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这样的不拘礼节简直是史无前例。外界许多人低估了江泽民，误把他的慈爱风范当成不够严肃。事实正好相反。他的友好是用来划定界限的，划定之后，就不能改变。当认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时，他也像其伟大的前辈一样意志坚定。
江泽民有足够的世界眼光，知道中国不得不在国际体系中运作，而非通过中央王国来遥控和主导。周恩来知道这一点，邓小平也一样。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是一种严肃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江泽民不时用其热情的面目缓和批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彰显他的政府致力于摆脱孤立，使其体制免遭苏联的厄运。
在实现国际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非常幸运，身边有我认识的最为老练的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及智慧超群、品格坚韧的首席经济决策者——副总理朱镕基。他们两人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优越的政治体制最符合本国利益；两人同时也认为，中国要继续发展，需要深化与国际机制、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国内政治的西方世界。钱其琛和朱镕基遵循江泽民的积极乐观主义路线，亲自开展广泛的对外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接受采访，进行外交和经济对话，以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心态直面常常心怀疑虑、吹毛求疵的听众。并非所有的中国观察家都欣赏与蔑视中国现实的西方世界打交道，也并非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赞成与不符合西方政治期待的中国进行接触。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江泽民、朱镕基、钱其琛及其高层同事们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的舞台，让充满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1989年11月，江泽民刚任总书记不久后曾邀我见面。谈话中，他回到传统外交的视角，历数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国内问题的反应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障碍。“除了台湾，中美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他强调说，“我们没有边界争议。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方案。”中国不主张国内原则适用于外国，他说：“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
无论如何，中国都继续经济改革：“就中国而言，大门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作出反应。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是外界强加的：
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来说明问题。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讲的都是实话。
约一年之后，1990年9月，我又见到了江泽民，当时中美关系依然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失望的结果并不意外。美国人坚持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中国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中方利益的看法，正在作一些调整。而美国的一些激进人士，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不愿意因为有部分进展就宣告实现了目标。对他们来说，北京所认为的让步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可以讨价还价，因而变得不具普世性了。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不是政治目标，而中国领导人关注的是继续推进政治进程，首先要结束眼前的紧张关系，返回“正常的”中美关系。而正是这种正常化，激进人士要么一概拒绝，要么必须附加条件。
后来，这场辩论中出现了一个贬义词，指责传统外交是“作交易”。这一路线的倡导者认为，真正持久和平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结成的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实施《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福特政府和20年之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与国会达成妥协，即使苏联和中国看似已经准备好作出让步。激进人士拒绝不完整的步骤，认为坚持不懈就能实现最终目标。
美国信仰的核心像所有价值观一样，它们具有绝对性特征，这对外交政策运作的细微精妙构成了挑战。如果将美国的治理原则作为中美关系所有其他领域取得进展的核心条件，那么僵局不可避免。在这一时刻，双方都必须权衡国家安全主张与治理原则要求。北京强烈反对这一原则，克林顿政府只好调整立场，这一点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看到。问题变成了美国与其外交对象之间调整轻重缓急，换言之，回到了“作交易”的传统外交上，否则就得摊牌。
这一选择必须要作，不能敷衍。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也要确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或者伤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就必须作出选择。我们绝对不能贬低这种选择的性质。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最佳结果是将两种途径合二为一——理想主义者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它的道理，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这样的方法认为，每个阵营中都有许多层次，应当努力让它们相互补充。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目标经常被狂热的争论所淹没。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也得到反映。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4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1990年访问北京时，江泽民对我讲的正是这样一些说法。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努力，在1648年以来传统欧洲国家体系的原则基础上，建设国际新秩序。也就是说，国内事务不属于外交政策的范围，国家间关系应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1991年9月，我再次访问北京，江泽民又回到了传统外交这个主题上。国家利益压倒了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理由不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如果相互尊重，如果避免干涉内部事务，如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我们就能找到共同利益。
随着冷战式对抗的消退，江泽民认为“在当今的形势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不重要”。
1990年9月，江泽民趁我访问之际向我表示，他已经接过了邓小平的职责：
邓小平知道您的来访。他通过我向您表示欢迎，向您问好。其次，他提到了布什总统给他的信，对此他想表达两点。第一，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通过您向布什总统问好。第二，他于去年退休之后，已经把处理这些事务的全权交给我这个总书记。我不打算写信答复布什总统给邓小平的信，但是我所对您说的，虽然是我的话，也符合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
江泽民向我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已经作出足够让步，现在华盛顿有责任改善关系。江泽民说：“就中国而言，我们一直珍惜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宣称，中国不再让步：“中方做得足够了。我们已经尽力，我们已经作了最大努力。”
江泽民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话题，即中国不接受任何压力，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威吓。他还认为，像华盛顿一样，北京也面临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注意这一事实。如果中国单方采取措施，而美国没有相应举动，中国人民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