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秩序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于是努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中国获取一席之地。中国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早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努力的日本开始谋求亚洲的霸权。它先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也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它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9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所有类型的制度，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各种形式的禁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只能被动挨打。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这样写道，

……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0

这种动荡的目的最终是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预言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库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从容以对。1971年7月，在我秘密出访北京期间，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的世界秩序观时引用了主席的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皇帝处境的调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斗争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天下”。共产主义世界的秩序将融入帝国皇廷的传统观点。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家总是企图超越凡人的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行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10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把毛泽东描述为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国只有4位大使，这是它自己的选择。它还和美苏两个拥核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他企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无畏不屈来吓阻外国干预，但中国的孤立却正可能诱发这样的干预。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来总理镇守北京。对这次危机，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而把他的这支突击队分配到农村，让他们和先前遭他们迫害的人一道从事劳动。为遏制苏联，他开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敌人——美国。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为初访中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苏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使得美中关系有可能缓解，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会阻止美中关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缓解。11）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都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以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性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瞠目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然而，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它的心态非常复杂。这要归因于它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它的意见和支持。同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秩序中许多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共产党规定的、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