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1
所有总统（虽然巴拉克·奥巴马不那么坚持）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尽管绝不是唯一的）阐述来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均势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
追求和平、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2
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它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它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无论友好还是敌对）的参与式治理。它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3
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