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里根和冷战的结束
罗纳德·里根生逢其时，这样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少之又少。早10年，里根可能显得过于好战，不够务实；晚10年，他的诉求可能显得过于肤浅。他就任总统期间，苏联经济陷入停滞，该国年迈的领导人接连去世。美国公众舆论急于摆脱一段幻灭的时期。于是里根把美国潜在的、有时看似不可调和的力量（理想主义、韧性、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整合起来。
里根意识到了苏联潜在的弱点，并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高度自信（他对美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比其国内批评者要深），他把19世纪让美国态度模棱两可的两种成分（权力与合法性）捏合在了一起。依托一些被国会长期搁置的计划，他向苏联发起挑战，使其陷入无法取胜的军备和技术竞赛。
同时，里根在演讲中或多或少地重提威尔逊的道德主义，激发了强大精神动力。1989年他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也许是最深刻的例子。在这篇讲话中，他描述了对美国这个辉煌的山巅之城的憧憬：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谈起这座辉煌的山巅之城，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它，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这是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建有城墙，那么城门一定向所有梦寐以求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27
对里根来说，美国作为辉煌的山巅之城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因为他决心把它变成现实。
这是罗纳德·里根与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区别。两人的实际政策并行不悖，但绝不相同。尼克松把外交政策当成没有终点的努力，就像一套需要跟上的音乐节拍。他像完成一位异常严厉的老师留下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地理清其中的纷乱和矛盾。他希望美国大获全胜，但那可能是一项漫长、艰苦而且在他离任之后才能完成的事业。相形之下，1977年，里根用他特有的乐观口吻对其助手总结了他的冷战策略：“我们会获胜，他们将失败。”尼克松的决策风格对提升冷战外交的活力至关重要，里根的风格则对以外交方式结束冷战不可或缺。
在一个层面上，里根的言辞（包括他1983年3月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讲话）可能预示着东西方外交前途渺茫。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象征着一段过渡时期。苏联逐渐意识到军备竞赛徒劳无益，而年迈的领导层也面临着接班问题。里根化繁为简，提出了与苏联和解的设想，但尼克松可能永远不会那么直言不讳。
里根深信，共产主义者拒不妥协，是出于无知而不是恶意，是因为误解而不是敌对。尼克松认为对自身利益的深思熟虑可以促使美国与苏联达成和解，但里根不同，他认为，对手只要意识到美国原则的优越性，斗争就会结束。1984年，资深共产党人契尔年科被任命为苏联最高领导人。里根在日记中透露：“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他面对面地谈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让他相信，如果他们加入国际大家庭，苏联会得到实际利益。”28
一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里根的乐观情绪高涨起来。他告诉同事他有一个梦想，就是陪同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参观美国工人阶级社区。一位传记作者回忆道，里根曾经设想：“直升机落地后，里根上前邀请戈尔巴乔夫去挨家挨户敲门，问这些居民，‘你们认为我们的制度怎么样？’工人们会告诉他生活在美国多么美好。”29这一切将会说服苏联加入全球民主运动，进而缔造和平，因为“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政府不会向邻国开战”30。这正是威尔逊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原则。
里根把这一设想应用到了核军备控制上。1986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提议销毁所有核武器运载系统，只保留和建设反导弹系统。这样的结果将实现里根经常强调的一个目标，即废除进攻能力，消除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建设导弹防御系统，牵制违反协议的国家。这个想法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想象，所以他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努力讨价还价，要求把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限制在“实验室里”。（销毁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提议无论如何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会强烈反对。他们深信如果没有核武器，欧洲将无法防御，而他们的独立威慑力量则是最后的保障。）多年以后，我问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为什么不在核试验问题上做出妥协。他回答：“因为我们没想到里根会拂袖而去。”
戈尔巴乔夫想用苏联的改革概念对抗里根的设想。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对他们不利。运转不灵的经济模式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帝国长达40多年的四面扩张。美国虽然有分裂和摇摆，但保留了实力地位的关键要素：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经建立了由主要工业中心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反苏联盟。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无法维持现行路线，但低估了苏联制度的脆弱性。他的改革呼吁释放出来的力量杂乱无章，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也打击了士气，无法继续实施极权主义领导。这验证了半个世纪前凯南的预测。
只靠里根对民主的理想主义承诺不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强大的国防和经济政策、对苏联弱点的精准分析、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都是他的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没有里根的理想主义（有时近于藐视历史），苏联的挑战也不会在全世界都支持民主的氛围中终结。
40年前以及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一直认为建立和平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来自苏联。这背后的逻辑是，共产主义的崩溃（只是想象，要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将开启一个社会稳定和国家友好的时代。但事实很快表明，历史运行的周期通常更长一些。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必须先清理冷战的断壁残垣。
这个任务落在了乔治·H·W·布什的肩上。他靠节制和智慧保持着美国的优势地位。布什在康涅狄格接受了良好教育，却在美国较质朴、重创业的得克萨斯州起家。布什拥有政府各个层级的任职经验，运用娴熟的技巧处理了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危机。这些危机既考验着美国价值观的适用性，也考验着美国巨大实力的极限。上任几个月后，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发的动荡挑战了美国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凸显了美中关系对维持全球平衡的重要性。布什曾经（在中美建交之前）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的处事方式既维护了美国的原则，也保留了最终走向合作的前景。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应对德国统一，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德国统一会引发战争，他决定不在苏联帝国崩溃时落井下石，也使得德国统一之路更加顺畅。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当柏林墙1989年倒塌时，布什拒绝了所有提议，没有飞往柏林去庆祝苏联政策的失败。
布什终结冷战的老练手法掩盖了国内的争议。美国从这些争议中一路走来，且争议仍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随着冷战落下帷幕，美国人形成了共识，认为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民主国家潜心帮助仍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进行最后一波民主转型，和平的世界秩序就会浮现，威尔逊的终极愿景就会实现，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将会扩展，埋葬过时的对抗态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和谐。
秉持这种精神，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通过联合国组建了自愿者联盟，击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这是朝鲜战争以来大国首次采取联合行动。一旦达到了联合国决议中的授权界限，他就停止了军事行动（也许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他想吸取麦克阿瑟将军的教训，不愿意重蹈麦克阿瑟仁川大捷后决定跨过南北朝鲜分界线的覆辙）。
美国1991年率军击退萨达姆·侯赛因军事占领科威特，这背后有强大的全球共识。在一段时间里，这好像证明美国多年来希望建立的以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已存在。1990年11月在布拉格，布什提出了“自由联合体”概念，联合体将接受法治管理，是“一个致力于自由理想的道义共同体”31。所有国家都能参加联合体，也许有一天，它将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自由联合体伟大且日益壮大的力量”将“为所有国家打造一个新世界秩序，它比我们已知的秩序更加稳定、更加安全”32。美国及其盟国将“超越遏制政策，实行积极接触政策”33。
由于1992年大选失败，布什的任期戛然而止。在某种意义上，他之所以败选是因为他是以熟谙外交政策的总统形象参加选举的。而竞选对手比尔·克林顿承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受到厌战民众的欢迎。尽管如此，新当选总统很快重申了与布什相差无几的外交政策使命。在1993年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克林顿表达了时代的自信。他把自己的外交政策理念描述成“扩大”而不是遏制。34他宣称：“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种观点认为，“从波兰到厄立特里亚，从危地马拉到韩国”，这种政治和经济自由原则是普世性的，所以它的传播无须使用武力。在描述推动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演变时，克林顿保证美国的政策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茁壮成长的世界，各国互帮互助，和平相处”35。
当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扩大理论应用到中国，试图以中国制度的调整作为条件发展经济关系时，他遭到了断然回绝。中国领导人坚持对美关系只能按照地缘政治现实来推进，不能像美国建议的那样，以所谓的“中国政治自由化进程”为基础。进入执政第三年时，克林顿处理世界秩序的手法开始变得灵活起来，不再一成不变。
同时，“扩大”理论遭遇了一个更加好战的对手。“圣战”运动千方百计地传播自己的信息，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和体制视为主要障碍，对其发动攻击。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几个月前，一群国际极端分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袭击了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如果第一个目标失手，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国家”和“国际法”等威斯特伐利亚概念所依据的规则在《古兰经》里没有明确指示，所以成了“圣战”运动憎恨的对象。同样令他们反感的是民主，因为它允许在伊斯兰教义之外再行立法。在“圣战”分子眼中，穆斯林要完成自己的全球使命，而美国却是穆斯林的压迫者。随着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遇袭击，这一挑战大白于天下。冷战结束开启的不是梦寐以求的民主共识时代，而是又一个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