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4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

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葛罗米柯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国军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

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独立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通常是民族）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

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起点。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均势。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

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