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
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
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
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专制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专制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专制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
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各自利益”、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独立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独立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公开外交、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
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
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
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专制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专制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专制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
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各自利益”、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独立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独立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公开外交、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
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
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
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专制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专制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专制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
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各自利益”、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独立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独立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公开外交、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
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
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
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专制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专制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专制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
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各自利益”、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独立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独立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公开外交、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